孫燕姿新專輯首波同名主打歌《跳舞的梵谷》上線內地各大數字音樂平台,到了10月20日早上9點左右,新歌的豆瓣評分已達8.0,共有近1300人參與評分,67.7%的5星好評率。
一邊是歌迷爲偶像新歌熬夜打call;另一邊,去年一部關于80年代新加坡“新謠運動”的音樂紀錄片《我們唱著的歌》,爲觀衆展開了新加坡華語流行樂從無到有的發展圖景。
在多數人的認知中,港台才是一直以來華語流行樂發展最主要的陣地,但只有加上新馬地區,華語流行樂的發展版圖才算完整。
“三年六張專輯的成績,已經足夠她原地踏步”
1996年,18歲的孫燕姿創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曲《Someone》,這首歌後被收錄在她的翻唱專輯《Start》中,這張專輯也被認爲是最成功的華語翻唱專輯之一。
2000年,完成大學學業的孫燕姿簽約“三大”之一的華納唱片,發行個人首張專輯《孫燕姿同名專輯》並在台灣出道。2000-2003年的三年的時間裏,孫燕姿共發行了包括一張翻唱專輯在內的7張專輯,也是這三年,讓孫燕姿完成了作爲新人歌手的原始積累,並迅速竄升至華語流行天後的位置。
知乎上一位網友,這樣評價孫燕姿在華納唱片前三年的音樂成績:“她是華語音樂黃金年代的最後一位天後,2000-2003年的音樂成績已經足夠她原地踏步了。更何況她唱歌並不爲名利,隨她開心就好。”
2001年,孫燕姿獲得了第12屆台灣金曲獎“最佳新人獎”,而這次頒獎禮的視頻,也是紀錄片《我們唱著的歌》的開頭。當年與孫燕姿同時入圍的其他幾位新人,分別是:周傑倫、戴佩妮、範玮琪和林凡。
12屆金曲獎“最佳新人獎”頒獎現場
孫燕姿在這次金曲獎上表演的首張專輯歌曲《天黑黑》,以及後面專輯中的《綠光》、《我要的幸福》、《開始懂了》、《我懷念的》、《神奇》、《遇見》等歌曲,在日後都成爲了KTV金曲,同時也是伴隨80後、90初成長的BGM。
在2001年到2007年之間,孫燕姿共發行了10張專輯,在實體唱片最後的輝煌中,她的每張專輯在亞洲的銷量均破百萬。並且憑借2004年發行的專輯《Stefanie》,獲得了第16屆台灣金曲獎最佳女演唱人獎,成爲唯一將新人獎和女歌手獎囊括的歌手。
與此同時,我們也同樣見證了大陸實體唱片市場的快速萎縮。從2004年《Stefanie》作爲當年內地銷量唯三破200萬的專輯;到了2011年,孫燕姿的第十一張個人專輯《是時候》成爲了內地唯三破10萬的專輯。
實體唱片銷量從200萬張到10萬張,孫燕姿的傳奇十年之後還在延續,但內地音樂市場早已天翻地覆。
直到現在,孫燕姿12張專輯在豆瓣上的評分均超過8分,《孫燕姿》和《The Moment》甚至高達9.0分。千禧年之後的華語流行樂壇,正是因爲那個時期湧現的一批“叫好又叫座”的年輕歌手,成就了華語流行樂發展回不去也無法複刻的輝煌。
制造“孫燕姿現象”
2002年,才出道2年的孫燕姿已經手握5張個人專輯,並在這一年登上了《亞洲周刊》的封面。雜志首次提出並分析了“孫燕姿現象”,將其與同期的周傑倫並稱爲“男有周傑倫,女有孫燕姿”。
年代久遠,圖片已經高糊
孫燕姿和周傑倫二人,在2002年共斬獲近40%的台灣實體專輯市場,成爲21世紀初華語流行樂壇的重要注腳。而對于孫燕姿來說,九張專輯的制作人李偲菘、李偉菘則成爲她高速沖刺的音樂事業的伯樂。
說到這裏,有必要先簡單介紹下“新謠運動”。新謠運動,是“新加坡年輕人自創歌謠”的簡稱,最早發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進行華文教育的校園中。新謠運動的産生,與當時新加坡“去華文”的教育改革密切相關,社會和政府對于華文教育的擠壓,使得最後一批接受華文教育的校園音樂人發起了對于母語文化的聲張。而這其中音樂就是一個重要的形式。
南洋大學成爲“新謠運動”發源地(紀錄片截圖)
有觀點認爲,沒有“新謠運動”,也許就不會有如今完整的華語流行音樂脈絡,而李偲菘、李偉菘兄弟二人作爲培養並力推了孫燕姿的“新謠運動”靈魂人物,參與創造了孫燕姿個人的輝煌。
孫燕姿曾表示:“他們(李偲菘、李偉菘)永遠是我的貴人,沒有兩位老師就沒有我今天的成績。”而從小接受英文教育的孫燕姿,在紀錄片中也說到,中文歌曲是在她去到李偉菘音樂學校(1995年創辦)時才開始慢慢接觸的。
換句話說,也許沒有李氏兄弟,就不會有當時孫燕姿對于華語音樂的接觸,也就不會有她在競爭激烈的台灣華語流行音樂市場上的一席之地。由李偲菘作曲的《天黑黑》,同樣獲得了台灣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
李偲菘、李偉菘和孫燕姿
另一個“新謠運動”的重要人物,便是海蝶音樂的創始人、前CEO許環良。作爲80年代“新謠運動”主要團體“水草三重唱”成員的許環良,在1983年制作了第一張新謠專輯《明天21》;1986年,海蝶音樂制作公司成立,之後發掘了陳潔儀、阿杜、林俊傑、蔡淳佳等新加坡歌手、音樂人,被譽爲“新加坡流行樂教父”。
海蝶音樂建立的初衷,是爲了留住並推廣新謠音樂,但後來通過海蝶音樂,許環良將一衆新加坡歌手運作並推向了更大的市場,開辟了新加坡華語流行的繁榮景象。
紀錄片截圖
正如紀錄片中所講,新謠對于歌手的影響,足夠他們做出影響世界的音樂。一個特殊的文化環境,一群有熱情的音樂人,一座通向華語流行音樂市場的橋梁。
“孫燕姿現象”代表的是整個新加坡華語流行樂發展的縮影。而孫燕姿、林俊傑、陳潔儀等歌手的成功,也顯示了當時新加坡音樂人強大的造血能力。
華語音樂的下一輪爆發會在哪裏?
擁有“最高銷量、最多權威獎項、最高上座率”的孫燕姿,也爲新馬華語歌手(新加坡、馬來西亞地區)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成名公式:
東南亞歌手+台灣制造+走紅中國大陸=亞洲名歌手(據《亞洲周刊》)
從這個公式我們可以看出,在當時,台灣代表了華語流行樂工業最高水平,“台灣制造”成爲敲開內地市場的金字招牌;本地音樂市場發展極爲局限的新加坡,唯有向海外“賣歌”(包括輸出歌手、制作人等)才能持續發展;而大陸作爲最大的流行樂消費市場,本身又因欠缺造血能力,而成爲了東南亞地區音樂文化的最大輸入國。
梁靜茹是馬來西亞歌手的代表
後來,李偲菘、李偉菘兄弟北上發展;許環良賣掉海蝶音樂的股份轉而創辦奇大音樂,海蝶音樂後被太合音樂集團整合;千禧年之後活躍的新加坡歌手江湖名頭還在,但音樂活動漸少;新馬歌手成名公式也已經不再奏效….
如今,台灣的華語流行樂在內地音樂市場上長期失語,新加坡新人歌手失去了台灣市場這個重要跳板,而內地音樂市場陷入了對“流量”的盲目追捧之中。
而當我們在微信指數輸入“孫燕姿”,會發現“姿媽”在沒有新聞、新歌推出的時候還是保持持續的熱度。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這多是每天都有微信用戶向微信中轉發數量龐大的孫燕姿歌曲的緣故。
另據網友整理,孫燕姿2014-2015年“克蔔勒”巡演的28個場次,共有超過75萬人次觀衆參與,其巡演創下的紀錄更是成爲多家門戶網站當年的新聞頭條。
有人說,這是孫燕姿在收割自己爆紅時積攢的粉絲價值。這句話有毛病嗎?似乎也沒什麽毛病。但音樂先聲想說的是,這種“收割”與如今的一些流量藝人相比,還是有差別的。差別就在于,一個收割的是短期內人設和輿論創造的價值,一個收割的是長線的音樂價值。
雖然內地音樂市場正在如火如荼地搞起“圈層經濟”,研究粉絲、研究互聯網信息碎片化帶來的音樂消費行爲的變化,以及爭先恐後地培養男團女團賺快錢,但仍有相當一部分音樂消費者沒有被調動起來。所以說,目前音樂內容供給與受衆聽歌需求的矛盾,還是沒有被解決。
但如果要問:華語音樂創作的下一輪爆發會是哪裏?答案是內地。隨著越來越多資源和人才的湧入以及市場的日益規範,內地音樂市場不論從規模還是發展潛力上,都極有可能成爲華語流行音樂發展的下一個中心。
那麽還需要多久?等大家學會放慢腳步再說吧。
文 | 王亞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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