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多久沒去KTV了？
爲何年輕人都不去KTV了？
線下KTV不行了？
KTV倒閉潮來了？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2年，KTV行業受到了重創，許多公司與企業都被迫轉型甚至停業。
真愛範特西、錢櫃
等多家中國KTV虧損/停業
2020年底，周傑倫結束與他合作近10年的餐飲娛樂公司——西安真愛範特西餐飲娛樂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真愛範特西”）。
真愛範特西成立于2012年1月，注冊資本5000萬人民幣，經營範圍包括餐飲服務、食品銷售、KTV、酒吧等。但是，從其開業後三年及目前的情況來看，真愛範特西是處于虧損狀態的。2013年-2015年7月31日，真愛範特西的總營業收入爲1748.351722萬元，淨虧損爲61.696662萬元，2015年歸屬股東周傑倫的損益則爲9.3萬元。
2020年10月，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一起著作權侵權糾紛案。真愛範特西因未經授權播放《燕尾蝶》《成全》《當愛已成往事》《夢醒時分》等313首音樂電視作品而被起訴。
以此同時，一則“周傑倫投資KTV被告近300首歌侵權”事件在網絡引發熱議。音集協聲明稱，被狀告的“真愛範特西”KTV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使用滾石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滾石音樂）擁有著作權的200多首音樂電視作品（MV），被侵權作品中包括3首名爲《彩虹》的MV。
對此周傑倫個人公司傑威爾音樂表示：
對于真愛範特西KTV而言，失去了天王名頭的光環，又處于KTV行業的嚴冬之下，能否安然“過冬”還是一個問題。
內地情況不容樂觀，寶島“台灣”亦如此。
1995年1月，內地第一家錢櫃在上海靜安開業，兩年後又分別在黃浦和盧灣各開了一家，把日本量販式的卡拉OK模式真正帶到了中國。至此，錢櫃慢慢走向巅峰，KTV也迎來了屬于它的盛世。
2015年開始，錢櫃在北京的首家門店“朝外錢櫃”宣布關門，這個曾在2008年靠著18家店霸占內地市場的品牌，到2015年只剩下最後5家，基本宣告錢櫃在大陸市場的全面潰敗；2021年6月，錢櫃營收1060萬新台幣，同比減少95.9%。
然而這個行業的老大倒下了，並不意味著讓出了更多的市場份額，相反，這只是整個KTV行業萎縮的側影。
2015年，團購APP拼低價來爭奪市場，掀起了O2O大戰，低價厮殺，KTV行業陷入白熱化競爭，對品牌損傷嚴重，麥樂迪、好樂迪被削弱，樂聲、大歌星等傳統品牌黯然離場。2021年6月，好樂迪營收930萬新台幣，同比減少96.2%。
天眼查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3月，我國現存的KTV企業僅剩6.4萬家，注銷或吊銷的企業多達4萬家，幾乎相當于現存數量的2/3。同2015年巅峰時的12萬家相比，這個數據堪稱腰斬。
同樣，卡拉OK的發源地，日本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
全日本46家卡拉OK店，
收益同比減少61.3%
2021年，日本財經網站“The Owner”發布了一篇題爲《卡拉OK業界的超悲慘現狀》，文章給出了一組東京商工咨詢的數據。
2021年，全日本46家卡拉OK店，收益同比減少了61.3%。其中最大的三家，第一興商（旗下有Big Eco、DAM）一年虧了近188億日元，腰高會社（旗下招財貓卡拉OK）半年虧了近17億日元，鐵人化計劃（旗下鐵人卡拉OK）半年虧了近4億日元。
此外，受疫情影響，新加坡的KTV也岌岌可危。
新加坡20所家庭式KTV，
僅剩8家
新加坡家庭式KTV是受害者之一。疫情之前，新加坡有20所家庭式KTV，2年過去，堅持到現在還沒有停業的只有寥寥8家。如今，這僅剩的8家也搖搖欲墜了。
新加坡萬事通（公衆號ID：SingaporeTong）采訪了新加坡娛樂聯盟協會與本地多家家庭式KTV企業的業主，這才了解到他們這兩年來過得實屬不易。
家庭式KTV業者轉型困難重重
收入也大不如前
疫情期間，本地夜場遲遲不能開放營業，連帶著家庭式KTV也一起遭殃。有些老顧客建議業主嘗試轉型，然而卻沒有那麽簡單。
Teo Heng董事張玉琴表示：“我們有考慮過把旗下KTV的廂房改成餐飲場所，可最後卻放棄了這個想法。因爲在疫情期間，餐飲行業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我們也沒有開餐館的經驗。這種時候，如果我們還要進軍餐飲行業，想從他們嘴裏分一杯羹的話，恐怕沒有那麽容易。”
左起：萬事通執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娛樂聯盟秘書锺尚鴻，Teo Heng董事張玉琴
早前，Teo Heng曾把旗下的一些店面改造成提供自習間、辦公室和網上授課的場所。不得不說，這確實起到了一些效果，也有許多老顧客前來支持。然而因爲無法收取太高的費用，所以支出仍然遠遠高于收入。從今年開始，政府已經允許50%的員工返回辦公室辦公，他們的客人也就少了許多。
本地另一家家庭式KTV業者——嗨翻，卻成功轉型爲提供餐飲服務的店面。據悉，他們的7間門店裏已經有6間轉型爲餐飲場所。不過嗨翻的營銷經理須合裏佳卻透露，他們現在的收入只有疫情前的10%左右。
左起：萬事通執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娛樂聯盟秘書锺尚鴻，嗨翻營銷經理須合裏佳
須合裏佳說：“現在雖然我們有私人電影放映服務，可是電影院還在開放。有電影院，那大家爲什麽還要來我們這裏？所以這是目前最讓我們頭痛的問題。其實我們推出了新概念後，我們真的要認真去想，我們能不能把顧客帶回來。”
據了解，在疫情期間，每一個家庭式KTV業主都損失慘重。而Teo Heng更是虧損高達1000多萬元！
前期裝修投入太高
難以說關就關
既然生意一直在虧錢，那爲何不趕緊結業止損呢？其實從業者也有自己的苦衷。他們每裝修一間店面，大概要花費100萬新幣的資金，如果決定結束營業，根據規定，他們還要把店面再複原，然後還給業主。
Teo Heng董事張玉琴表示：“單單是拆掉房間，一間分店就要花約50萬元，從疫情開始到現在，我們的14間店面已經關了10間，那數目可想而知。”
Cash Studio的負責人潘綱就指出，他們前期投入的金額實在太大，如果現在結業，那將會血本無歸！
他說道：“我們爲什麽還要堅守，當然有我們的苦衷。這是我們這麽多年慢慢建立的生意。比如說我，我是賺到錢，我就把錢投回去我的生意，這樣從9個房間，擴建到最高峰時的190個房間，就是這樣慢慢建起來的。” 所以，就算業者想轉型，也必須要利用到現有的包間。
潘綱說：“我也很想轉，可是我要想怎樣用我的房間來轉，而不是說全部拆掉來轉。現在就是遇到一個狀況，就是怎麽可以在符合政府的要求下，去轉型。”
左起：萬事通執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娛樂聯盟秘書锺尚鴻，Cash Studio負責人潘綱
包廂必須上鎖才能提供餐飲服務
關店期間，租金必須照付
去年7月，新加坡夜場發生了大型感染群事件，家庭式KTV也被拖累了。新加坡娛樂聯盟秘書锺尚鴻表示，去年7月中旬，本地有超過400家轉型提供餐飲服務的夜場，都要暫停營業兩周。待當局檢查通過以後，他們才能再次營業。
而家庭式KTV業者遇到的其中一個難題，就是必須要鎖上全部包廂才能恢複提供餐飲服務，再次營業。對此，K.STAR的董事曹晶表示：“K.STAR在設計和裝修方面可以調整的空間其實不多，因爲我們整個地方，90%都是包廂，10%是走廊和後廚，根本就沒有其他的地方了。”
左起：萬事通執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娛樂聯盟秘書锺尚鴻，K.STAR董事曹晶
家庭式KTV，Major 99的董事陳愛鳳也表示：“去年當局讓我們暫時可以做餐飲，我們開三個月而已，又叫我們停業。我們已經盡量做，只是賣酒、賣小吃，已經學著做了很多東西，鹵肉飯都做到很有名了，但後來當局叫我們停業，我們只能照做。”
左起：萬事通執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娛樂聯盟秘書锺尚鴻，Major 99董事陳愛鳳
從業者表示，在申請轉型的過程當中，他們不能做生意，可是卻需要交付全額的租金，這讓他們覺得很無奈。
K.STAR的董事曹晶說道：“我們一個月的租金就有5萬多，如果沒法在第一時間得到政府的審查和批准，我們就無法營業，壓力真心很大。”
Sing My Song Family Karaoke的創辦人裴春清也說：“顧客都希望我們能夠堅持下去，一旦卡拉OK重開，就會回來支持。我聽了很感動，也想堅持，但還有租金要付，政府又沒有提到何時能重開，那我們也沒有辦法做一個傻子一直付那個全額的租金。我曾問過大廈的管理人員，能不能少付一點租金，但他們說不行。”
今年49歲的裴春清從年輕時就開始做KTV點歌軟件設備的生意了。2019年他嘗試開了一間家庭式KTV的店，結果疫情就來了。生意做不成，他打了許多臨時工，甚至還參加了拭子檢測員的課程，但一直沒有工作機會。
左起：萬事通執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娛樂聯盟秘書锺尚鴻，Sing My Song Family Karaoke創辦人裴春清
20家家庭式KTV只剩8家
業主希望能和當局談一談
家庭式KTV與夜店、舞廳和Disco之間其實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只是提供一個供民衆唱歌的場所，平時每間包廂大概只有5-6個人，後者則是一大群人在一個緊密的空間裏一起喝酒跳舞。而像Teo Heng這樣的從業者，更是堅持了30多年不賣酒！
早前，Teo Heng曾聯合其他8間家庭式卡拉OK業者發起網絡請願，要求當局將家庭式KTV，與夜店、舞廳等娛樂場所區分開來。對此，當局表示理解家庭式KTV從業者所面對的處境，內政部正在探討這些從業者的要求，不過目前依然沒有給出肯定的答複。
受訪業者表示，既然新加坡已經決定要與病毒共存，而且本地大多其他行業也已經恢複營業，希望當局能重新評估，讓家庭式KTV盡快恢複營業。如果當局擔心有人“渾水摸魚”，那可以請類似新加坡娛樂聯盟這樣的中立組織監督，一旦發現不對，可立即向當局反映。
Teo Heng董事張玉琴表示：“我們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不過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新加坡的家庭式KTV就可能要消失了。我們懇求有關部門，是不是可以幫我們這群人，設立一個特別的部門來和我們商討一下重開的相關事宜？我們絕對可以跟你們配合。”
張玉琴建議，當局可以考慮舉辦一個試點計劃，讓他們這幾家家庭式KTV業主作爲一個榜樣。如果他們重開以後，疫情突然反彈，他們心甘情願從此關店，絕無半句怨言！
在線泛娛樂方式廣泛
導致KTV行業落寞的原因當然不止疫情一個。高額的租金和音樂版權成本讓本就艱難的KTV更加舉步維艱。
開KTV，是一個重資産項目。就KTV的選址而言，一般會選擇在核心的商業區，像溫莎、魅KTV這類大型的連鎖KTV，動辄就是兩三層、幾千平米。
魅KTV投資人吳海在《哎，我只是個做中小微企業的》中也談到，魅KTV2020年月支出的租金成本已經占到經營成本的33%，而在四年前，這個數字還是25%。除了租金，還有設備、裝修、人工、水電，哪一項都是必要且重頭的支出。
2018年10月，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在官方網站發出《關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訴歌曲的公告》，要求各VOD（視頻點播）廠商和KTV經營者在10月31日前撤下6600余首KTV經典曲目，版權問題也在無形中加大了KTV的成本支出。
2020、2021年，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聯合相關行業組織出台針對卡拉OK行業的著作權許可使用費減免措施，爲歌舞娛樂行業纾困解難，但也驅散不了多少籠罩在KTV行業頭上的寒氣。
疫情、租金、音樂版權……讓KTV舉步維艱，而新的、多樣化的娛樂方式攔截走了年輕人，對KTV行業來說無疑是釜底抽薪。
2012年，智能手機普及，2013年網易雲推出以“歌單”爲主的音樂APP，2014年唱吧類線上K歌APP風生水起，2015年以王者榮耀爲代表的手遊席卷全國……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變化，中國年輕人的娛樂方式也更加多元化。
對于愛唱歌的人來說，有全民K歌、唱吧、唱鴨等在線K歌平台；對于不愛唱歌的人來說，有密室、轟趴館、桌遊、健身房和各種網紅餐廳。
科技在快速進步，時代在向前發展，在特定時代興起、構成一代人青春回憶的娛樂方式逐漸走向落寞，這令人遺憾，但也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