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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稍弛，潮人從樟林古港出海下南洋。 資料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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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亞庇市，中秋節遊街晚會上出現潮州特色鯉魚燈。受訪者供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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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仔勞工”見證了潮人過番的血淚史。 曆史資料圖 |
人們常說“海外一個潮州”，以表示海外潮人的大量存在。從最初的東南亞到之後的美國、歐洲、大洋洲，潮人足迹的散布，是華人海外移民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關于潮汕這一族群故事的延續。
策劃：達海軍
采寫：肖燕菁
蕩到無，過暹羅
潮人移民海外從什麽時候開始？個別的情況或許可以溯源至唐宋。南宋詩人楊萬裏到潮州寫下“須臾滿眼賈胡船，萬頃一碧波黏天。恰似錢塘江上望，只無雨點海門山。”往來海上的潮州商人在秋冬季節刮北風時下南洋，過完冬天，等西南季風刮起來的時候再回鄉，稱爲“住冬”。華僑華人研究專家黃曉堅認爲，雖無明確記載當時的潮人在海外定居，但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的。之後，明代潮州沿海的海上武裝集團與朝廷關系疏密不定，時有出走南洋定居。
潮汕的地理位置爲潮人出海提供了天然的便利。刺潮八月的韓愈在《送鄭尚書序》即記載“蠻夷悍輕……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帆風一日踔數千裏，漫瀾不見蹤迹。”乘船出海，便可“不見蹤迹”，這是唐代尚未完全開化的潮州土著便有的意識。潮汕在宋代經曆“福佬化”，迎來中原傳統儒家文化的興盛，以農耕爲本的文化有著安土重遷的思想。潮人大規模出洋僑居，真正要等到清代乾隆年間。乾隆十二年（1746年），因人力增長帶來的土地壓力越發明顯，清廷稍放松海禁，准許沿海地區的居民從事大米和木材貿易，“紅頭船”風帆鼓脹，由此産生潮汕移民海外的第一個浪潮。
暨南大學曆史學碩士謝杭鋒認爲，清代潮州樟林港與暹羅的貿易與移民活動是古代潮州地區對外移民活動的輝煌時期，它奠定了潮州華僑以暹羅爲主和暹羅以潮州華僑爲主體的格局。
研究人口遷移的學者認爲，影響移民的主要原因主要有：遷出地的推力，主要是遷出地的經濟因素；遷入地的引力，主要表現爲遷入地的生存空間對于移民者的吸引；遷入地與遷出地的中介因素，主要表現爲遷出地與遷入地的地理位置關系；心理以及文化因素對移民者的影響。
據《潮州府志》記載，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潮汕各縣發生澇、風、蝗、瘟疫、地震等災難248次，有“鬻妻棄子，餓殍載道，甚至尋死者、遷徙者十之八焉”的記載。晚清的潮汕，人稠地狹、時局動蕩、災害頻發，下南洋是迫不得已的出路。
潮州歌謠中有大量關于過番的作品。“一溪目汁(眼淚)一船人，一條浴布去過番。錢銀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火船駛過七洲洋，回頭不見我家鄉。是好是劫全憑命，未知何日回寒窯”“所扛大杉楹(大木頭)，所做日共夜，所住破寮棚，真真慘過蝦”……
迫于生計的自由移民尚且能爭一個盼頭，“豬仔勞工”則是于極端苦難中的煎熬。
清人林大川在其筆記《韓江記》卷八中這樣寫道：“鹹豐戊午(1858年)正、二月間，有洋舶數十，買良民過洋者，名‘過咕哩’。初則平買，繼則引誘，再則擄掠。”據不完全統計，1852年至1858年，從南澳、媽嶼掠販出洋的“豬仔”達4萬人之多。媽嶼島海灘上被抛棄的華工屍體約8000具，約占20%，跳海自殺者尚不在其中。
馬來西亞亞庇潮州工會署理事長曾錦明1959年出生，是家裏最小的孩子，在馬來西亞出生。小時候，曾錦明家裏經常住著很多過去打工的潮汕同鄉。曾錦明覺得父親很了不起，在當時能把妻子和子女一起接過去。許多下南洋的潮汕人一生骨肉分離，到了節日，有些同鄉會向曾錦明的父親“借”來曾錦明這個排行第六的“孥仔”，來熱鬧一下。
1860年，英法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北京條約》，其中寫明允許招募華工出國，外國人販賣“豬仔”的活動正式合法化。與此同時，汕頭正式開埠，外國人在汕頭設立了近30家公司招募華工出國。據《汕頭·海關志》記載，從1864年到1911年潮汕地區出國謀生的人數高達294萬。“豬仔勞工”的情況一直持續到辛亥革命，這是潮汕人移民海外的第二次浪潮。
晚清到民國成形的海外華人社區中，潮州人集中在泰國、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之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引起的躲避戰亂、政治避難，陸陸續續讓潮人移居南洋。“海外一個潮州”的雛形逐漸開始形成。
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
1844年，上莆都金砂寨（今潮安彩塘鎮金砂鄉），自幼喪父、艱難度日的少年陳毓宜被“賣豬仔”到馬來西亞彭亨州做苦力。還清了“賣豬仔”的債務後，改行販布，沿街叫賣。
因性格耿直、買賣公道，又年少英俊、談吐風趣富有感染力，陳毓宜給當地居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在做買賣的時候受到馬來貴族天猛公阿武峇卡的賞識，阿武峇卡在尊卑貴賤懸殊下與他結爲兄弟。後來他又與阿武峇卡的表妹結婚，被潮人稱爲“番驸馬”。“陳旭年”這個由當地媒體誤報道的名字取代“陳毓宜”，稱爲潮人翻身的傳奇符號。之後，陳旭年開發柔佛州，成爲馬來半島上最大的港主，管轄甘蜜、胡椒的出口等。1870年，叢熙公祠動工，陳旭年不計成本的投入和潮州工匠的巧奪天工成就了這座華美的公祠。
並不是每個番客都能有陳旭年的才能與運氣，隨手便可豪擲千金起大厝。對于更多番客和他們的家人而言，一封封僑批，是動蕩年代那一根維系親情與經濟的線。從陳植芳《漫談潮汕民間僑彙業》數據中可得，潮汕僑批業發展的高峰期1934年，汕頭市月平均批封數183744封，月批款額2759730銀元。
澄海隆都鎮下北社有一句俗諺：“古宅挈灰匙，潭尾做蚝箕，後陳食番錢，宅頭扣簟，隴尾錾大錢，侯邦做畚箕，何厝割胼肋，溢洋睒東司。”其中“後陳食番錢”指出後陳村依靠僑批僑彙生活。無可奈何過暹羅，但總能搏出一條出路。潮汕移民從中原南下，一路輾轉，永遠在與土地、天災、人禍鬥爭，永遠在尋找出路，永遠在找下一片蠻荒而等待開拓的土地。
黃曉堅認爲，潮人的海外移民普遍經商，參與到所在地不同層次的經濟、經營活動中。由于前期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對東南亞的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陳旭年對當時柔佛王國的經濟起著支柱作用，是柔佛王國財政、稅收的主要來源之一；在柔佛蘇丹出現經濟危機時，幫助柔佛渡過難關。1875年後，陳旭年從柔佛移居新加坡，從潮州請去工匠並運去原材料，按從熙公祠的規格和式樣，在克裏門梭路和槟榔路間建成被該國列爲國家第五古建築的“資政第”。陳弼臣、謝國民、蘇旭明三位潮商，先後登上泰國首富的寶座；在新加坡，“塗料大亨”吳清亮多次榮登新加坡富豪榜；除了東南亞，在歐洲、加拿大等地，華人首富亦出現過潮汕人的身影。
一代代的累積與奮鬥。當年是“番畔錢銀唐山福”，賺到銀錢也還是要落葉歸根，即便是在海外富甲一方、奮鬥一生，陳旭年最終仍選擇終老潮州。之後，越來越多的潮人選擇落地生根，且以家族爲紐帶，幫助更多潮人在南洋謀生。陳慈黉的次子陳立梅在黉利家族的發展史上承前啓後、繼往開來。因同鄉到泰國謀生，可免費乘搭黉利的輪船，到了泰國，也給予就業、食宿等諸多方便，故有俗諺稱“梅座山下好乘涼”。
泰國工商總會副主席、泰國潮州會館執委周桂楊1975年出生于潮州，上世紀90年代看中了泰國的市場。在他小時候，“海外一個潮州”已經是極爲明確的存在。周桂順的曾祖父是初代番客，落戶泰國，到了周桂順爺爺這一代，家裏經濟情況好轉，周桂順爺爺選擇留在潮州當教書先生，退休後在潮州市僑聯工作。“海外一個潮州”的印象最初出現在周桂順家的客廳，“那時候家裏總是會有很多華僑過來，小時候也不懂，就是爲了吃糖，聽著聽著也就漸漸知道了東南亞那邊的生活情況。”
據泰國潮州會館主席黃迨光介紹，目前在泰國的潮汕人在700萬到800萬之間。周桂楊說：“第二代、第三代的潮僑、華僑在泰國的很多領域做到比較高的位置，而且也都是比較正面的存在，所以我們潮州人、中國人在泰國也能夠得到平等的對待，不會有人把我們看低。”
厝邊頭尾世界闊
8月14日上午，一場“出花園”成人禮在線上舉辦，數十名馬來西亞的潮籍青年在雲平台上接受民俗專家的指導，在自家穿紅衣、著木屐、吃“頭彩食”。這場活動由柔佛潮州八邑會館主辦。柔佛潮州八邑會館會長陳周平希望，海外潮州人在更多方面能夠與原鄉接軌。
柔佛新山直律街上有一座傳統的潮州風格建築名爲柔佛古廟，由新山的潮幫、客幫、福幫、廣肇幫和瓊幫共同奉祀五位主神，是爲“五幫共和”。脫胎于潮汕民俗“營老爺”的古廟遊神是新山華人社區的活文化，元宵過後，一連三天，熱鬧非凡。2012年，馬來西亞政府在2012年春節把柔佛古廟遊神盛會列爲國家文化遺産。
馬來西亞柔佛潮州八邑會館董事孫彥彬認爲，這項出遊慶典源自中國粵東潮汕地區，後由先民從原鄉潮汕傳承過來，紮根馬來西亞新山，曆經百余年的演變，如今已發展出具當地色彩、集宗教及民俗活動于一體的慶典。原本屬于潮州人的遊神，現在已發展成每年數十萬人圍觀和參與，跨幫群、跨籍貫的華人宗教信仰盛會。
近年來，關于潮州文化的異地傳承研究頗多，學者們注意到潮州文化中較爲原汁原味的部分在潮汕本土漸漸式微，但在海外卻得到保存。在海外潮人聚集社區，有可能看到潮州菜中傳統的工夫菜，各式各樣的人生禮俗與幾近失傳的俗諺與歌謠。曾錦明一直非常驕傲自己的潮州人身份，“在文化展示上，我們潮州會館一直都是做得最好的。這些年，我帶了很多潮州人回潮州，就是想告訴他們祖先有這麽多的曆史文化。”
黃曉堅提到，文化可分“小文化”與“大文化”，海外華人社區中，民間信仰、民俗、建築是屬于“小文化”，即民間的俗文化。由于早期的海外移民爲下層平民，所以這一部分文化的移植是非常早就出現。至于“大文化”即精英文化，則要等到後期潮州會館開設華文學校，組織華文教育。
陳周平介紹，全馬來西亞目前有超過30所華文小學，“這些學校不是爲了營利，而是爲了保存我們的語言和文化。”許多海外潮人社團一直將創辦華文學校作爲重要工作，于是在韓江滋養不到的地方，出現了韓江小學、韓江書院、義安女校、義安書院……
柔佛潮州八邑會館名譽會長陳再藩將自己與家鄉的聯系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小時候聽母親講家鄉風物，第二個階段是寄僑批回家，第三個階段是與潮州本地開展文化交流。近十年來，陳再藩多次回潮州，積極促進潮州與“海外潮州”的文化互動。
今年農曆新年，陳再藩與一名馬來西亞的潮人長輩通電話，聊到低迷的形勢，長輩說了一句“平安勝大歎”（平安好過賺大錢），陳再藩當下覺得這與潮人過番的精神狀態吻合，“這個精神狀態是典型的潮州人面對苦難能夠自我安慰，在低谷的時候能夠忍得住、不放棄的狀態。”于是，陳再藩策劃了線上潮語對談節目“厝邊頭尾世界闊”，邀請海內外的潮人用潮語談潮人的故事，他認爲這是通過互聯網進行潮州文化交流的一個新階段，稱爲“潮起雲端”。
爲什麽要傳承文化？
“文化是很具體的東西，是分層次的，從家族擴展到地域、國家。如果沒有小範圍內的文化認同，如何達到中華民族整體的文化認同？中華文化之所以博大，就是因爲它是由不同的地域文化組成的。”這是黃曉堅的回答。
比利時潮汕同鄉會會長沈翼的家族從晚清開始移民，起初定居越南。1970年，沈翼到比利時上大學。20世紀70年代中期，印支三國出現社會動蕩，越南在1977年實行“淨化邊境地區”方針，開始有計劃驅趕華人，大量潮人難民再移民到歐洲、美洲、大洋洲等地。沈翼加入比利時國籍，家人跟著移民比利時。
沈翼是潮安彩塘人，已經是第四代移民，他最近和堂兄弟商量打算重修祠堂。沈翼給他的侄女看祠堂的照片，已經不會講潮州話的侄女也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沈翼自己也說不明白爲什麽這麽看重祠堂，“我要和我的孩子、我們家族在比利時的下一代講，我們那邊還有‘根’，那棟房子代表著我們的‘根’。”
■自述
花宮村的陳再藩
陳再藩，1953年出生于馬來西亞柔佛新山，爲二代潮籍華人，著有現代詩詩集《小曼詩藏》《繭》，現爲柔佛潮州八邑會館名譽會長。陳再藩講述的過番故事裏，有欣喜，有遺憾，有“無可奈何花落去”，也有“似曾相識燕歸來”。以下爲他的自述。
我是潮安浮洋鎮花宮村人，花宮村是個很漂亮的名字，“花開香滿座，宮向水朝宗”。我的母親是隔壁的南門橋（現爲劉厝村）人。南門橋種柑，花宮村種稻。
我祖父有四個兒子，我爸爸是老幺，四個兒子都過番。1926年，我的父親15歲，就跟著我的伯父們到南洋。20多歲的時候，我的父親第一次回鄉和我母親結婚，有了我哥哥。之後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多年未回。1952年，我父親回家辦手續，把我母親從潮州接過來。家裏人說祖母還在潮州，要把哥哥留在身邊陪祖母，我哥哥就沒過來。
父親告訴我關于家鄉的故事不多，他15歲就下南洋，之後回去過兩趟，對家鄉並不很熟悉。1953年，我出生在柔佛新山，母親給我講了很多家鄉的事情。
從母親那裏，我知道祠堂前有一條小溪，端午節的時候有賽龍舟；祖父在村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村裏人有糾紛、嫁娶都會請他去。“日本天”（日軍侵略時期）的時候，我母親和哥哥兩個人相依爲命，碰上饑荒，我哥哥從水稻田裏抓老鼠吃才熬過那時候。我們的村莊靠近桑浦山，那時候山上有很多山賊，他們會在月黑風高的晚上結隊到山下的村莊打劫。
因爲戰爭，父親和家裏的聯系斷了幾年，音信全無。“日本天”結束的時候，村裏有男人過番的家庭都能收到南洋寄過來的僑批，起初我母親和哥哥一直沒有收到父親寄來的。派僑批的水客到村裏來的時候，我哥哥都跑著去等，一輪又一輪，總是沒有。一天，在房間裏的母親聽到哥哥在外面喊，“阿爸的僑批來了！”看到哥哥從祠堂的前埕飛奔進來，跌跌撞撞，跌在地上爬起來繼續跑到母親跟前，興奮得不得了。
母親給我唱了很多潮州歌謠。“擁啊擁，擁金公。金公做老爹，阿七阿八來擔靴”“天頂天頂兩只鵝，啊弟有嬷啊兄無。啊弟生仔叫大伯，大伯聽著無奈何，打個包裹過暹羅”……
我母親過來後，這邊能漸漸穩定寄僑批回去給我哥哥，這是我們和家鄉聯系的方式。過年過節的時候，由我來寫信、彙錢回去。
上世紀80年代，我母親辦了手續回潮汕探親，從新加坡坐油輪到汕頭。我幫她准備了很多衣服和餅幹帶回去。母親說，哥哥從家門口出來，一見到她就跪下來抱著她的腿哭。母親一腳踢開，說“沒出息，哭什麽！”
我哥哥那時候已經成家了，有了兩個男孫、一個女孫，都生活在汕頭。我哥哥是一名畫家，被派駐到澄海的潮劇班裏畫布景。他郁郁不得志，終日借酒澆愁，後來患了胃潰瘍。有一天，我們收到一封電報，到電信局去，翻譯過來是我嫂嫂發來的四個字——你哥病危。于是，我此生都沒見過這位胞兄。
上世紀90年代，我終于回了趟潮州。我和母親一起回到浮洋鎮。當我走進花宮村的時候，就好像回到家，一點陌生的感覺都沒有。可能因爲我母親給我講了很多家鄉的事情，又講得很生動。好像不是一個出生在南洋的二代尋根探親，而是一位從潮州過番的番客回到了家鄉。
潮汕人過番回來有個習慣，要吃一碗甜面、兩個雞蛋。那天，我在堂哥家裏吃了三碗甜面、六個雞蛋。
後來我和母親到南門橋想找找母親的娘家人，我的大舅、二舅都去世了，只有排第四的舅舅還在。因爲很早就斷了信息，事前也沒有通知。我們走到南門橋的一個巷口，看到一名瘦瘦的中老年人蹲在地上曬一些作物。我母親說了我小舅的名字，問老人，我小舅住不住這裏。老人擡起頭，盯了我母親好一陣子，站起來，叫了一聲“阿姐”，哭了。他就是我小舅。
這是我們家族過番的故事，是我記憶中跟家鄉的關系。
參考資料
《廣東潮汕地區海外移民形態的新變化》黃曉堅，
《當代海外潮人社團研究》謝杭鋒，
《潮汕族群和潮汕地區經濟》文娟，等等
（感謝潮州市歸國華僑聯合會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