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連來新加坡之前，在蘇格蘭鄧迪大學（University of Dundee）任職。楊烈國說，大學原本不願意讓大衛·連離開，于是他特地飛往蘇格蘭與校長和系主任會面，勸說他們“讓我‘借’大衛·連兩年，他還是可以擔任原本大學的咨詢工作”。
他成功吸引到的頂尖科學家包括著名癌症學家劉德斌教授（Edison Liu）和免疫學家和分子生物學家大衛·連教授（David Lane）等。
“我希望他來到新加坡後，喜歡上新加坡，留下來。”
有時因個人、家庭種種原因，不是每次都會成功。楊烈國說：“如果幸運的話，大約100條‘鯨魚’裏，我能吸引到二三十條。”
他說：“科學研究工作不應該由政府官員評估，這些科學家都是各自領域的翹楚，可以獨立幫我評估。我的工作，就是幫助他們打造整個基礎設施。”
楊烈國透露，說服大衛·連前來花了三四年時間。
他說，這就是相關政府機構所要做的工作，要有一個目標名單，並根據各自的情況量身定制方案。
尋找所謂“鯨魚”的頂尖人才好比打獵，先要找到自己的“目標”，在哪裏出沒，了解他們的喜好，從而投其所好，之後靠耐心和努力。
經濟發展創新公司（簡稱EDIS）主席楊烈國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分享了他當年吸引生物醫藥頂尖人才前來新加坡的經驗。
當年爲了吸引劉德斌教授來新，楊烈國問他：“我能做些什麽，讓你來新加坡？”劉德斌表示要求有一個專屬的實驗室。于是楊烈國找了知名建築師紮哈哈迪德（Zaha Hadid）設計了啓奧城（Biopolis）。
楊烈國形容這是建立起一個“鯨魚網”，本地科學博士生要深造，他能借助這個“鯨魚網”，尋找合適的學府和導師。
單靠一張准證還不夠
多年之後，新加坡成功創建了生物醫學生態系統，許多早期的“孔雀魚”，已成爲主要研究人員，帶領團隊，或有了自己的起步公司。
楊烈國于是設立科學咨詢委員會（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讓無法全職前來新加坡的科學家擔任成員。他說，在啓奧城的各個機構都設有咨詢委員會，每個委員會有五六名成員，這些科學家一年來新一兩次，評估本地科學家進行的研究工作。
楊烈國說，說服這些頂尖人才前來新加坡，和打獵一樣要有耐心，有時要花三四年時間。
好事多磨，劉德斌原本2000年已准備前來，但他的兒子正在上高中，有個女友，不願搬遷。楊烈國開玩笑說：“我們可以在這兒幫他找個女友。”最後劉德斌和家人于2001年前來新加坡。
楊烈國把吸引頂尖人才形容爲打獵，他也稱之爲“綁架人才”。他笑說，自己之前出席一些海外活動時，還被“警告”不要綁架人才。
1990年代政府決定大力發展生物醫學後，時任國家科技局主席的楊烈國到各大頂尖大學和研究機構，尋找最優秀的生物醫學科學家、研究人員和工程師，其中一些成功被說服來新。楊烈國把這些業界翹楚形容爲“鯨魚”，他們來新加坡後協助培養和指導被喻爲“孔雀魚”的本地人，提升本地人才。
針對政府新推出的“頂級專才准證”（Overseas Networks & Expertise Pass，簡稱ONE Pass），楊烈國形容說，這好比是一張一般邀請函，單單這樣是不夠的。要吸引到最頂尖的人才，一定要像獵人頭一樣，有目標地去尋找，用個性化的方式逐步培養關系。
楊烈國更是爲每個人才量身定制配套，例如爲大衛·連提供包括新元和英鎊兩種貨幣的薪酬，新元的供本地開銷，英鎊的可支付英國的房貸。
楊烈國說，“打獵”的第一步，是要找到“目標”。他花大量時間閱讀科學期刊，了解這些研究領域的“最強大腦”有哪些。他也深入閱讀他們的研究論文，了解他們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