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沒有直飛新加坡的國際航班,我准備在深圳轉機。 行程開始就發生意外 出發那天,天還沒亮我就趕到了大興機場,卻被告知需要四十八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才能登機,原因是當時北京市有陽性病例!而就在一個星期前我從深圳飛北京時並沒有這個要求。
在大興機場眼睜睜看著飛機起飛後,我立即就改簽了一周後北京飛深圳、深圳飛新加坡的兩張機票,立即預約了北醫三院的核酸檢測。然後六十多公裏兩百塊路費打道回府,我不得不重新申請入境新加坡需要的文件,取消預約的落地核酸再重新預約付費。 一周後,出發前的深夜,我一直盯著手機,直到核酸結果出了,我才能放心睡覺。 飛深圳的飛機上,有些人穿著防護服,有些人帶著護目鏡或者遮擋板,吃飯得一層層摘下來,所以有些人索性就不吃了。降落之後,取行李前還得再做一次核酸,一百多號人就在航站樓的走道上排隊,你擠我,我擠你。 出海關聞所未聞的“恐怖” 我從未想過出海關能如此恐怖。 那天整個深圳機場只有一個國際航班,而飛新加坡的航班一個星期也只有這一班,因此人也特別多,我花了一個小時才過了海關。
爲了保持安全距離,工作人員讓乘客排成一隊,一小撮一小撮地下樓過海關。剛下扶梯,卻被噴一臉消毒水,然後再在樓下排成一隊,你擠我,我擠你。
海關只有一個通道是開著的,工作人員全套防護服坐在玻璃櫃台後面,只能通過面罩看到眼睛。 隊伍走的特別慢,每個人都要被問:“出去幹什麽?”,要是回答“去工作”,就會被追問“做什麽的?有工作簽證嗎?”等等;要是回答“去旅遊的”,會被追問“住哪個酒店?旅遊多久?回程機票買了嗎?”等等。 答不上來的,就會被放到一旁的椅子上坐著,我下來的時候有兩個人坐著,像極了沒寫作業被老師懲罰的小學生。 工作人員問到我時,我說去見家人朋友,他就沒再多問,放我走了。收起護照,我回頭一看,已經有六七個“小學生”坐在椅子上了。 終于落地新加坡做完核酸順利入境 飛新加坡的飛機上就沒有人穿防護服了,我很快睡著,四個小時後飛機降落在樟宜機場。 新加坡樟宜機場整個被分成兩個區域,從飛機下來的人只能前往核酸檢測點和停車場,不能去免稅店和餐廳。在入境時,我把我准備的各種證明文件都出示了一遍,但人家反而沒怎麽仔細檢查,還說我爲什麽要給他這麽多紙。
過關之後,我來到一個臨時搭建的大棚裏進行核酸檢測。 在這裏工作的志願者穿著普通的短袖,戴著普通的口罩,很年輕,許多應該都是學生。排隊的人不多,檢測很快就結束了,隨後我與我弟弟在停車場彙合,開車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收到一封電郵,通知我核酸檢測陰性,可以前往公共場合。 接種證明失效
決定再打兩針mRNA 自由了一個月之後,我的旅遊簽證附帶的接種證明失效了,很多商場公共區域不讓我進了。 我如果要重新申請接種證明,並將其錄入新加坡衛生部系統中,就必須要去診所自費做抗體測試。當時新加坡的疫苗政策對持短期簽證入境的遊客是免費接種,于是我就准備幹脆再打兩針mRNA疫苗。 我約了個離家最近的診所,兩周後去打摩德納第一針。而此時從新加坡回國的我媽剛剛結束了在深圳的21天酒店集中隔離。
新加坡有許多社區健康中心都被改造成了疫苗接種中心,來打疫苗的人很多,體育館很寬敞,還有個屏幕循環播放各種副作用的應對方法。 我告訴工作人員我之前在中國打過其他的滅活疫苗,他們討論了一下,覺得沒問題,確定我重新開始兩針的接種程序之後就給我打了。
疫情逐漸在人們心中“消失”了
接下來幾個月,堪培拉病例一直在增多,但人們卻越來越不關心疫情。 除了醫院、學校和公共交通這些場所,幾乎都沒人戴口罩了。政府好像也懶得管,之前進商場還要掃碼,現在App都打不開了。 7月份假期時再次回新加坡,入境政策只剩下行前三天的健康申報了,機場的分割區也不複存在。 我降落之後才發現,許多人甚至連健康申報都沒提前做,等到降落了才現場申報。我把澳大利亞的疫苗接種證明給官員看,沒到一分鍾就把我放走去見我媽了。 假期結束我又回到澳大利亞,現在入境澳大利亞,什麽證明都不需要提供,已經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政策。 降落在悉尼,坐上前往堪培拉的大巴,我不禁想起三年前我剛到澳洲時的情景。仿佛世界在幾年前忽然得了感冒,發了燒,睡了一大覺,又回到了原來的樣子,疫情期間一切的厭煩、恐慌、歧視、孤獨和絕望,只是發燒時的夢境,醒來又是平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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