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金庸武俠小說開辟天地，才有後來報館老板查良镛立足香江，揚名兩岸三地。
小說家與報人，是金庸/查良镛一身多棲的角色裏最顯著、也互爲纏繞的兩面。先有報人查良镛，再有新派武俠大師金庸。托金庸武俠小說開辟天地，才有後來報館老板查良镛立足香江，揚名兩岸三地。不過儒俠作家盛名之大、流傳之廣，蓋過了叱咤當年的報人業績。後人知金庸而不曉查良镛的，確有不少。然而他白手起家《明報》，與爲之寫作政論、雜文及散文，確是給香港報業史存留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查良镛自始便是報人。從杭州的《東南日報》做記者，由《大公報》的滬館，再赴港館。五十年代受命主編羅孚，在《新晚報》連載武俠故事《書劍恩仇錄》，于是筆名“金庸”橫空出世，一炮而紅。 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于1959年自立門戶創辦《明報》，在自家天地耕耘小說，開寫《神雕俠侶》。左手武俠，右手社論，開辟報業江湖，不單大展“文人論政”的抱負，也憑生意頭腦的靈光而賺得滿缽。《明報》初創資本僅10萬元港幣；1991年股票上市時，市值已達8億7千萬，金庸獨占六成。這番奇趣經曆，在香港新聞史的知識範疇裏占據一席之地，也在《我的老板金庸》、《金庸與明報傳奇》等大衆讀物中詳盡記載。
金庸成功辦報的秘訣
“凡有華人處，皆讀金庸”的武俠時代正在遠去，傳統報業的輝煌年歲也在新媒體的沖刷下曆經危機。泥沙俱下的網絡新媒體的時代，金庸的辦報招式卻未必過時。
倪匡曾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不過金庸成功辦報的秘訣又不止如此。他早年寫給《明報》副刊主任丘鴻安的字條，透露自己辦報的“五字真言”和“二十四字訣”。字條如今也成古董，在金庸館的玻璃展櫃裏公諸于世：
“五字真言”即“短、趣、近、物、圖”：
短：文字應短，簡潔，不宜引經據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輕松活潑。
近：時間之近，接近新聞，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後亦可用者不歡迎。空間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國讀者。
物：即言之有物，講述一段故事，一件事務，令人讀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無不可；一無所得，未免差勁。
圖：圖片、照片、漫畫，均圖片也；文字生動，有戲劇舞台感，亦廣義之圖。
至于“二十四字訣”，則是：
新奇有趣首選，事實勝于雄辯，不喜長噓短歎，自吹吹人投籃。
一份報紙要同時吸引知識分子與打工仔，少不了新奇有趣，而言之有物的要訣，即“事實勝于雄辯者，並非不用議論文字，而是夾敘夾議者較受歡迎。最劣之文字是自我吹噓，無原則地利用本報做廣告，其次則爲風花雪月，無病呻吟，或傷小貓之死，或歎寫稿之苦。”
報業依托小市民文化而鼎盛的年代，各間報館港聞和國際電訊相去無幾，副刊便是一張報紙的靈魂。金庸重視副刊、對作者要求甚高是上下皆知，一旦專欄文章不達要求，即刻出聲要求改善。他對報刊稿件的嚴苛編輯與大幅修改遠近聞名，《明報》副刊的優良也正來自于此。于是，盡管金老板開出較低稿酬卻仍有有好稿不斷，培養了林燕妮、黃沾、王亭之、倪匡等一衆知名專欄作家。
而關于低稿酬，也有諸多轶事。《明報》給專欄作者的稿費不高，然而由于口碑上佳，在《明報》有專欄差不多是香港文化人地位的一個象征。由于金庸德高望重，所以誰都開不了口跟他要求加稿費。
金庸火眼金睛的校稿招式，經他制度化爲細讀修訂稿件的報社機制。于是《明報》的稿件QC制度在香港開創先河，引領各大報也成立起報紙檢查小組，成員甚至多有總編輯一級的重量級人物。這算是傳統報人查良镛留給日後香港媒體人的制度遺産了。
公平與善良：報人金庸的公共情懷
作爲報人的金庸，也體現了他的公共情懷，這從《明報》發刊詞中就可見一斑：維護“公平與善良”。
事實上，公共情懷本事便是《明報》從一個慘淡經營的報紙崛起的重要因素。在《明報》的發展曆程中，有一個事件尤其值得一提。1962年是《明報》的一個轉折點。當年5月，10萬大陸居民波浪式地湧向香港，史稱“五月人潮”事件。《明報》在金庸的指示下打破對此問題不予報道的立場，傾力傾情報道，借評論聲名大噪，發行量倍增，苦苦支撐的局面終于結束。《明報》也從過去側重武俠小說、煽情新聞轉變爲一份縱論兩岸時事的報章，深受知識分子的歡迎。
1964年，《明報》已具備中型報紙的規模，在香港報界建立起獨特的風格，尤其在知識分子和一些政府官員的心目中地位甚高。身兼《明報》社長、總編輯、主筆的查良镛，也成爲一個有一定地位的報人和較高知名度的社評家，並開始活躍于海內外傳媒界。
新聞傳媒人王世瑜在談及《明報》的成功時說：“《明報》的成功，可歸功于查良镛個人的遠見。由早期以武俠小說的金庸作號召，邁向1960年代以政論聞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業手法經營《明報》，查良镛成功地將《明報》塑造成一份備受知識分子尊敬的報紙。”在“黃色新聞”和販賣“三S”盛行的香港，僅有的數份報紙中，只有《明報》走持平、踏實的路線，以客觀和忠實的態度作爲辦報原則。
左手武俠，右手社論的快筆作者
金大俠生平，經媒體及讀者擁趸演繹作相當精彩的傳奇，不過，這位國字臉、話不多的斯文書生與報業達人），首先是一位快筆的作者。
趕稿與催稿，往往是作者與編輯的慘狀一種，快筆的金庸也不例外。《書劍恩仇錄》最初作急就章連載時，小說開首有一白須老者，原型便是被派到金庸家中催稿的年邁同事。不過，這則趣事所衍生的人物在修訂版《金庸作品集》中已被刪除。
1959年到1962年，在《明報》筚路藍縷的三年創業期，金庸常常同時連載兩部作品，又親任社論主筆，堪稱‘寫稿機器’。下午寫小說，沉浸在武俠江湖的刀光劍影裏；晚上回歸現實世界，執筆社論（一說上午寫社論），馬不停蹄。
“六七”期間，金庸在新加坡寫《笑傲江湖》，兩點一線地往來于《新明日報》報社與酒店居所。每天下午兩時多，金庸向報社沙發一坐，翻看報紙，然後坐到總編輯的位置，落筆小說。
沒有倉颉速成輸入法或是手寫板，一張原稿紙平放在桌面。抽煙一根，構思，動筆。報紙小說版的編輯守候于旁（起因是總編輯擔心小說內容提前泄露），排字房的同事則在門口等候。寫好第一張紙，交由排字房同事，即刻發排列印，寫好第二張紙，又立即交付。每天填滿三張原稿紙，1200字左右。“寫完就停，沒有多寫，沒有提早寫，都是當場寫，寫完也不會重看”，新加坡資深報人杜南發如是回憶。金庸收筆後，原稿幾乎不再改動，字數精准，思想缜密。
報人金庸是振筆疾書，胸有成竹；編輯金庸卻是看了又看，改而又改。修訂內容之外，更加字斟句酌，比如“汗毛”改爲 “寒毛”，“劍拔弩張”改爲“箭拔弩張”。題外話，便是他做《金庸作品集》校對時，竟有緊急召回即送印廠的文稿而再求斟酌。近年紅過一陣的日本電影《編舟記》（2013）和電視劇《校對女王》（2016），懷念的便是金庸式的編輯，早年那種一絲不苟的匠人心思與全心較真的文字功力。
在金庸館看增刪批閱的手稿，想象一種午後快意江湖、入夜激揚社論的報人日常。一人伏案，快筆疾書，文不加點。方格子裏字迹旁逸斜出，筆走龍蛇的急迫，成就了此後都市幽魂常想常念的雪山與大漠，中原及域外，黑木崖或絕情谷。
字房有一按鈴，提示新稿的到來。隨後是付梓印刷，等待墨香浮上紙面。傳統報人的寫作，最懂節制而少廢話，一字字至最終密密麻麻填滿著豆腐塊大的報紙版面。（新京報記者：董牧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