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前言
5月，筆者在文章《香港還有哪些“灰犀牛”？》中提到，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上任後面對的首個重大挑戰，就是新冠疫情。假如未能在短期內“清零”，香港很可能陷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疫情。
這篇文章不幸言中：三個多月後，香港正遭受第六波疫情（也有人爭論說不是第六波，而是第五波的余波，但這些字眼上的爭議對控制疫情無大意義。不論是第五波還是第六波，香港面對又一波疫情，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確診數連續多日破萬，較8月中倍增。近日確診數字雖有所回落，徘徊在每日數千宗，但形勢仍然嚴峻。港府專家顧問許樹昌也表示，本地疫情即使回落，單日確診個案應也將維持在低四位數。
近日，香港新冠確診人數持續增多，圖爲香港市民排隊進行檢測（圖源：IC Photo）
衆所周知，在第五波疫情初期，出現過不少令人痛心的亂象。那麽，現時在新政府帶領下，香港抗疫的真實情況爲何？香港社會和政府對新冠的態度有沒有變化？筆者在此分享一些經曆與思考，供關注香港疫情的讀者參考。
確診前夕
筆者在8月29日早上開始出現病征，包括喉嚨痛、頭痛、發冷等。做了兩次快速抗原測試（下稱“快測”），結果均爲陰性，但爲安全起見，也馬上到住所附近的私家診所求診。
過去筆者在第三、五波疫情期間也曾到私家診所就診。相比之下，現時診所的防疫態度明顯松懈了不少。
首先，過去進入診所時，護士會先替求診者探熱，確保無發燒才會安排見醫生。假如發現求診者已發燒，便會如臨大敵，要求求診者離開診所。但今次筆者到了診所，護士表示見到醫生後，醫生會親自替求診者探熱，即使求診者已發燒，也會繼續診症。
其次，過去醫生問診時，會穿著整套個人防護裝備，包括外科口罩、乳膠手套、即棄保護衣、眼部防護裝備（護眼罩/面罩）、保護帽。但今次醫生只戴了外科口罩和乳膠手套。
醫生檢查後，表示筆者應該是感染了新冠，開了喉糖和止痛藥，以及兩天病假。然而，醫生沒有發出書面指示要求筆者接受核酸檢測，當筆者主動詢問是否需要這樣做時，醫生也只是說勤做“快測”便可。
這令筆者感到頗爲尴尬：筆者雖已有病征，但在潛伏期或病發初期，由于體內抗體水平不足，未能檢測到相關的抗體，導致快測得到所謂假陰性（false negative）的結果，即已受感染，但測試結果卻顯示爲陰性。
若要獲得准確度更高的測試結果，應進行核酸檢測。現時市民到社區檢測中心或流動采樣站做檢測已相當省時和方便，第五波疫情初期的亂象（市民做檢測前要花好幾個小時大排長龍）已不複見。然而，根據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出現新冠病征（即使症狀非常輕微）的市民應盡快向醫生求診，並按照醫護人員的指示接受檢測，切勿前往社區檢測中心或流動采樣站。換言之，無病征的人才可前往檢測中心或流動檢測站進行檢測，有病征者必須求醫。但如上述，醫生沒有安排筆者進行核酸檢測。
筆者問過身邊一些確診的朋友，他們均表示，得到的醫囑同樣是多休息、勤做快測，而未被安排核酸檢測。
當局建議，自覺有較高感染風險及沒有病征的市民可于指定地點索取深喉唾液測試樣本收集包，並將樣本交回指定樣本收集點。但最近，筆者住所的派發點每日只有30個樣本收集包，且樣本收集點離住所有一定距離。
考慮到筆者已經出現病征，且有可能在潛伏期內已經傳染給同住的家人，所以筆者一家都開始自我隔離，盡量不外出。
翌日，筆者病征沒有減退，但快測仍然是陰性。
確診
9月1日淩晨，筆者感到喉嚨如刀割般劇痛（筆者患過無數次感冒，但喉嚨從未如此痛過），加上發冷，無法入睡。早上做快測，終于顯示陽性，隨即在快測陽性登記平台向政府呈報。原先在疫情回落時，港府會對快速測試呈陽性的呈報個案逐一複檢，但隨著確診個案大幅上升，現已改爲抽樣複檢。
呈報後，因家居環境符合條件，衛生署向筆者發出隔離令，安排筆者及作爲密切接觸者的同住家人進行居家檢疫。
隔離令的期效，以首次檢測呈陽性的翌日起計，共14日。不過，已接種至少2劑新冠疫苗的人士，若在第6及第7日或第7日後連續兩日快速檢測呈陰性，且無任何病征，就可提前結束隔離。違反隔離令屬刑事罪行，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監禁六個月及罰款二萬五千元。
所有居家隔離的新冠確診人士均要佩戴電子手環。按照規定，政府聘用的服務承辦商會根據名單派員到確診者住所，派發電子手環和抗疫物資包，協助隔離人士佩戴手環、安裝“居安抗疫”流動應用程序。電子手環利用地理圍欄技術，偵測隔離地點的WiFi、藍牙、移動電話信號等各種電子信號的強弱變化，經由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監測隔離人士是否留在隔離地點。若隔離人士離開指定隔離地點或電子手環受損，系統會發出警示，職員隨即致電市民跟進。
另外，呈報後，筆者的“疫苗通行證”二維碼由“藍碼”轉爲“紅碼”。“紅碼”的人士不得進入所有受《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章）規管的處所。
轉爲“紅碼”和“黃碼”的“疫苗通行證”二維碼（圖源：作者供圖）
呈報後當日晚上，筆者獲發電子手環和抗疫物資包。但派送員沒有替筆者佩戴電子手環，而是將之連同抗疫物資包放在大門外便離去。
雖然派送員其後要求筆者拍照做記錄（包括把抗疫包放在門牌前拍照、戴上手環之後拍照，以及完成“居安抗疫”流動應用程序登記程序後截圖），但這一流程中無疑存在漏洞。戴上手環後，只要不扣上手環的金屬扣，或扣上但戴得很松，拍照後便可輕易脫下。這意味著，即使筆者外出，當局也不會得知。
居家隔離人員所需佩戴的電子手環（圖源：作者供圖）
按照指引，作爲密切接觸者的同住家人同樣需要隔離。但目前，相關部門並不向密切接觸者提供電子手環，密切接觸者的“疫苗通行證”二維碼也仍然是“藍碼”。這意味著，密切接觸者實際上可以隨時外出、進出受規管的處所。筆者相信，有大量密切接觸者很可能會無視隔離令，自行外出。
至于抗疫物資包，分爲兩種：
一種是給確診者的，內有一盒（共24粒）連花清瘟膠囊；一盒（共20粒）撲熱息痛（對乙酰氨基酚）；兩盒（每盒有5份）快速檢測包；一個脈搏血氧定量計；一支探熱針；10個外科口罩；5個KN95口罩。另有確診人士手冊、居家檢疫須知、健康建議，及重要聯絡方法。
港府提供給新冠確診患者的抗疫物資包（圖源：作者供圖）
另一種是給密切接觸者的，內有兩盒快速檢測包（每盒有5份）、5個KN95口罩，及家居檢疫手冊和快速檢測包的使用說明。
港府提供給密切接觸人員的抗疫物資包（圖源：作者供圖）
治療
確診後第二日，筆者預約醫院管理局的新冠確診個案指定診所求醫。爲避免求診人士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增加傳播風險，當局爲求診人士提供免費的點對點交通服務，以抗疫專用出租車接送其往返指定診所及住所。
指定診所內，求診人士不算多。替筆者診症的醫生，是位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的老外，他表示筆者既年輕，又接種了三針疫苗，只屬輕症，不會有大礙，相信4至5日便會自行康複，所以不會提供抗病毒藥，只會提供針對病征的支持性治療，派發喉糖、咳藥水、止痛藥、止鼻水藥等藥物，以舒緩症狀。
離開診所後，筆者預約抗疫出租車返回住所。該司機雖然穿戴了防護衣，但防護衣只穿過手袖，而無穿過上身。其次，司機沒有開窗通風，而是緊閉車窗開冷氣。再者，車內相當肮髒，沒有消毒迹象。筆者不禁懷疑，該司機是否早已確診並康複，體內有抗體，才會如此肆無忌憚。
值得一提，筆者回到住所三個多小時後，衛生署致電筆者，表示系統顯示筆者曾離開住所，詢問是否真有此事，筆者回複說曾離開住所前往指定診所。由此可見，電子手環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監測患者是否留在隔離地點。當然，前提是患者確實配戴了電子手環。
同住家人一同確診
爲免傳染同住家人，筆者聽從衛生防護中心提供的感染控制建議，盡可能留在自己房間，不在住所內四處走動，與家人保持距離，避免面對面交談，不共同用膳（家人先把飯菜放在房門外，然後筆者拿到自己房內吃）；除了用膳時，24小時（包括睡覺時）佩戴KN95口罩；經常清潔雙手；如廁後先蓋廁板再沖廁；盡可能打開窗戶以保持單位空氣流通等等。
然而，所謂“一人確診，全家遭殃”。無論如何小心翼翼，只要在同一住所，傳染力強的Omicron病毒總能感染同住家人。筆者確診後兩天，家人開始出現病征，如喉嚨劇痛、咳嗽、發燒等，比筆者嚴重得多，並在筆者確診後第三和第四日先後確診。
他們確診並呈報後同日晚上，便收到了抗疫物資包和電子手環。與筆者不同，這次派發抗疫物資包和電子手環的人員親自替確診家人配戴了電子手環、安裝了“居安抗疫”流動應用程序，確保電子手環已啓動。
家人接受治療
筆者的同住家人在確診後翌日接受治療。其中一位跟筆者一樣，預約抗疫的士，親身前往指定診所求診。家人告訴筆者，據她觀察，診所內很多求診者都沒有配戴電子手環。
除了前往指定診所，醫院管理局向患者提供視像診症服務，讓患者足不出戶，通過網上平台接受醫生診症，並向患者提供藥物派送服務。筆者另一位確診家人就預約了這個服務，早上十一時半接受醫生診治，藥物于晚上近七點便送到住所大門外。
醫院爲作者家人派送的藥物（圖源：作者供圖）
醫生表示，由于患者曾吸煙（即使已戒煙十多年），而且年齡較大，屬于高風險人士，所以除了支持性治療，還開具了處方藥輝瑞（Pfizer）新冠口服抗病毒藥物帕克斯洛維德（Paxlovid）。
“康複”
確診第4、第5天，筆者的病征開始減退，第7、第8天的快測結果都是陰性，加上筆者已接種3針新冠疫苗，根據規定，可以結束隔離。
因此，在確診第8天，筆者通過電子疫苗接種及檢測紀錄系統上報兩日快測陰性結果（系統只需筆者輸入身份證號碼、按“確定”鍵聲明便可，無須拍照作證，便可結束隔離），隨後自行剪斷電子手環，“疫苗通行證”二維碼隨即由“紅碼”轉爲“藍碼”。而筆者的同住家人，亦在第8及第9日連續兩日陰性，結束隔離。
上報連續兩日快測陰性結果後，作者的“疫苗通行證”轉回“藍碼”（圖源：作者供圖）
這次經曆令筆者和家人産生陰影，擔心隨著體內的抗體水平下降，不知數月後又會否再次確診、再度受這樣的折磨。
感染新冠留下的影響還不止于此。筆者之所以替“康複”二字加上引號，是因爲筆者和家人雖然都已轉爲陰性，但仍然受到“長新冠（long-hauler）”後遺症的困擾，出現頭痛、乏力、易倦、失眠、氣喘、咳嗽等症狀。現時，醫院管理局向新冠康複者提供最多十次免費中醫內科門診，但名額太少，預約早已爆滿，筆者只好自費到私家中醫診所就診，希望接受中醫治療後情況能有好轉，不會對筆者和家人的健康帶來長遠影響。
觀察與分析
相較于面對第五波疫情時的慌亂，香港政府與社會在應對第六波疫情時顯得更加成熟有序。
第五波疫情期間，香港防疫物資（外科口罩、抗疫中成藥和快速抗原測試包）短缺，市民因恐慌而搶購及囤積食品、藥品及日用品；而如今，各類物資相當充足，上述情景已不複出現。
第五波疫情期間，由于醫療資源出現嚴重擠兌，等候入院的患者被安置在戶外的病床上，受盡風吹雨打；如今，這樣令人痛心的畫面也不再出現。政府通過指定診所和遙距診症，既確保患者得到治療，又成功將輕症患者分流，避免患者一窩蜂湧到急症室。
老人疫苗接種率的提高（現時70歲或以上人士已接種第二針的人口超過七成半）也減少了重症和死亡風險，緩和了醫療系統的壓力。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疫情形勢不再嚴峻。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升早前表示，每日新冠病毒新增個案維持高水平，每天平均300多人入院，隨著確診人數不斷上升，整體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也越來越大。醫管局亦已宣布減少部分非緊急服務，包括非緊急手術、日間及門診服務等，未來可能要進一步縮減非緊急服務。
有專家擔心，當秋冬季來臨，病毒較爲活躍，疫情可能出現大爆發，重症和死亡人數恐怕會大幅上升。
由此可見，面對疫情持續升溫、每日過萬宗確診個案的情況，爲保障公衆健康和生命，盡全力控制確診數字，推動社會面清零，仍然是香港特區政府抗疫的迫切任務。
但是，通過本次確診經曆，筆者發現，香港政府和社會雖然在應對疫情的策略上有所進步，但離有效控制疫情尚有距離。從私家診所醫生、負責派發電子手環的政府服務承辦商、專用出租車司機以及確診患者、密切接觸者等人士的行爲來看，防疫措施的執行仍然有不少漏洞，令病患在社區不斷遊走，導致確診數字更難控制。
另外，香港社會整體的松懈態度也使疫情變得更爲棘手，畢竟，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所言，抗疫不單是政府的責任，亦是全體香港市民的責任。
控制疫情的首要前提，是及早追蹤、識別確診者，然後將之隔離，避免他們在社區遊走、傳染他人。然而，筆者從這次確診經曆中可以看出，港府應對疫情的策略和行動雖較第五波疫情時更爲成熟，但仍然存在不少漏洞，
當患者處于潛伏期或病發初期時，由于體內抗體水平不足，快測結果很可能呈假陰性。這使患者仍然可以在社區遊走。
另外，即使檢測結果准確，市民也未必會自覺呈報確診結果。港府當下的防疫政策高度依賴市民的自覺自律，在每日確診個案中，快測確診都占大多數。然而，事實上，不少市民在快測確診後，並不會向當局呈報：據《香港電台》報道，香港民意研究所早前訪問664名60歲或以上長者，調查結果顯示，逾一成受訪長者或其家人曾快測驗出陽性而不呈報；除了長者，筆者身邊也有年輕朋友確診後沒有呈報。
不願呈報的理由有很多：不想呈報後被強制送去隔離營；公司已安排在家工作，可以自行在家中進行隔離；呈報與否，輕症患者都是在家吃藥自行痊愈，無須多此一舉上報；家中有寵物，怕呈報後會被送入隔離營而無法照顧寵物等。由于他們沒有呈報，當局自然無法得知他們已確診，這意味著他們可以隨意在社區遊走。
即使呈報了，各種漏洞都能使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避開隔離令，導致隔離令形同虛設。現時當局主要靠電子手環和疫苗通行證，來確保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遵守隔離令。
假如確診者真正按照指引，在隔離期間全程戴上電子手環，並連接上“居安抗疫”應用程序，電子手環的確能夠監測確診者是否離開住所。問題是，在執行過程中，確診者往往能夠不戴電子手環，而密切接觸者亦沒有獲發電子手環，這意味著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都可以隨意外出。
至于疫苗通行證，雖然呈報後確診者的“疫苗通行證”二維碼由“藍碼”轉爲“紅碼”，不得進入所有受規管的處所。然而，事實上，“疫苗通行證”並不能真正有效限制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的出行。
在現行安排下，處所分爲主動查核和被動查核兩類。其中，餐飲處所屬“主動查核處所”，市民進入時須出示疫苗接種紀錄或豁免證明書，處所負責人會使用政府開發的驗證二維碼掃描器流動應用程序查核。
“被動查核處所”包括商場、百貨公司、超級市場、街市和市集，有關處所負責人須在處所入口展示相關指示並確保員工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顧客或進入這些處所者無須出示接種紀錄，只須掃描“安心出行”場所二維碼後便可入內。然而，現時商場、超級市場等處所猶如無掩雞籠，市民可于出入口自出自入，幾乎無一個會掃碼。
換言之，確診者只是不能進入“主動查核處所”，而商場、超級市場等“被動查核處所”，則可以任意進出，更不用說交通工具、大街小巷、海旁、公園等不用掃碼的公共空間。
大街小巷中的香港市民（圖源：AP News）
更何況，現時“安心出行”應用程序並不是實名制，下載程序不需要實名登記。決心外出、不惜違法的確診者，大可先用另一部手機下載程序，使用其他人的“疫苗通行證”二維碼，以此進入受規管的處所。
同時，密切接觸者的“疫苗通行證”二維碼也沒有轉爲“紅碼”或“黃碼”，仍然是“藍碼”，因此密切接觸者仍然可以進出受規管的處所。
因此，很可能有大量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不理會隔離令，繼續外出活動。衛生署指出，截至8月20日，約260人因違反隔離或檢疫相關規例被法庭定罪，被判實時監禁最多四個月或罰款最高15,000元不等；另有超600宗懷疑違反隔離或檢疫相關規例的個案尚在調查，其中逾140宗與佩戴電子手環相關。
警方日前亦表示，近日發現多名確診者違反相關規定，在確診期間及在疫苗通行證“紅碼”的情況下擅自離開隔離地點，甚至進入受防疫規例所規管的處所。
再者，現行規定在判斷是否可以解除隔離時也存在漏洞。確診者通過電子疫苗接種及檢測紀錄系統上報兩日快測陰性結果，便可解除隔離令，無須拍照作證。因此，有些確診者爲了盡早完成隔離，而謊稱已有兩日陰性結果。也有確診者因爲使用了准確度低的快測包或采樣過程有誤而得出陰性結果，誤以爲自已已痊愈並外出，將病毒帶入社區。
另外，過早接觸隔離可能無法阻斷病毒傳播。據BBC報道，西班牙傳染病專家索裏阿諾（Vicente Soriano）表示，確診者的傳染期長短不等，短至三到四天，最長則可達七天左右；另據《文彙報》報道，美國也有研究顯示，Omicron新冠病毒的傳染性至少可以維持六天，約四分之一的患者釋放活病毒的天數超過八天。因此，當局應確保確診者已完全康複，不再具備傳染力，才容許他們解除隔離外出。
當初港府之所以推行居家檢疫（居安抗疫計劃），是爲了在疫情非常嚴峻、隔離設施不足的情況下，讓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但很大機會受感染而變成確診者）在家中進行隔離直至康複，阻止他們流入社會面，避免在社區傳播病毒。但從現時隔離令的執行情況來看，居家檢疫規定在實踐中明顯存在不少漏洞。假如不去堵塞這些漏洞，變相任由確診者外出傳播病毒，便無法做到“精准抗疫”，難以控制確診數字。
建議
一、堵塞現有居家隔離的漏洞
因此，港府應馬上推出措施，堵塞漏洞，完善居家隔離令的執行，包括：
1)嚴格要求服務承辦商必須替確診者戴緊電子手環，確保確診者難以脫下，以監察其行動；
2)要求密切接觸者同樣要佩戴並戴緊電子手環，接受當局監察；
3)將密切接觸者的“疫苗通行證”二維碼轉爲“紅碼”或“黃碼”，限制其出行；
4)推行“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實名制，以防造假；
5)確診者呈報兩日陰性結果以解除隔離時，應要求確診者拍照並上傳記錄。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當局應采取複檢呈報陽性個案相同的做法，以核酸檢測對陰性結果進行複檢，可以抽樣或檢查全部樣本，確保確診者已完全陰性後才解除隔離。
二、善用社區隔離措施，降低居家檢疫比例
當然，按照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最理想的做法是將沒有病征或症狀輕微的感染人士盡可能送往社區隔離設施。當初，政府之所以推出居家檢疫，是因爲正值第五波疫情高峰期，公立醫院醫療資源嚴重擠兌，社區隔離設施又嚴重不足，這才推行這一“無辦法中的辦法”。
亦因此，中央隨即援建方艙醫院，在青衣、新田、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粉嶺、洪水橋和元朗6個地方建設社區隔離設施，並在1個月內全部交付。
位于新田地區的方艙醫院（圖源：IC Photo）
其後，隨著疫情緩和，6個社區隔離設施已于5月轉爲備用狀態。另外，位于河套區、由中央援建的應急醫院和落馬洲方艙隔離設施在5月初已正式交付港府，但一直未被啓用，據說將用于“逆向隔離”。
現時，面對新一波疫情，港府重開亞博館新冠治療中心，並啓用啓德社區隔離設施，加上一直運作的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及兩間社區隔離酒店，供確診者入住。然而，現時確診者主要選擇居家檢疫。據大公報資料，在7月、疫情尚未過萬宗時，已有接近六成確診者居家檢疫，相信目前數字會更多，比例會更高。
爲了持續控制確診數字，港府應該啓用一直備用或尚未啓用的社區隔離設施，盡可能將患者隔離，減少居家檢疫的比例，避免患者傳染同住家人，以及對鄰居構成染疫風險（病毒可透過空氣傳播，在大廈內出現垂直或橫向傳播），使病毒繼續在社區傳播。
三、加強核酸檢測，並爲推行全民強檢做准備
另外，港府或可提供免費的常態化核酸檢測服務（“應檢盡檢、願檢盡檢”），盡可能提高檢測密度。
根據過往疫情的發展規律，隨著政府推出幹預措施（如推行更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加強識別患者並隔離，以及確診者康複後有抗體等），疫情上升到某個水平便會見頂，然後逐步緩和。
當疫情下降至低水平時，港府應推行全民強制檢測（一次不夠就進行多輪），以達至社會面清零。單靠快測和市民自願申報，難以盡早識別出確診者然後將之隔離。
筆者認爲，在每日確診個案數百宗時，就是推行全民強制檢測的良機，本屆政府應爲此做好准備，化被動爲主動。
結語
目前，港府放寬了個別外防輸入措施，例如暫緩個別航線“熔斷機制”、調整從海外地區或台灣抵港人士的檢疫安排爲“3+4”（即三天強制檢疫和四天醫學監察）；港府提出的抗疫五大原則（不躺平，防止醫療系統超負荷；減重症、減死亡；保護高風險人士；精准識別，盡可能減少管控；平衡風險和經濟動力）中也沒有提及“動態清零”；多名政商界人士近日公開發聲，要求港府調整抗疫策略，改爲與外國看齊，以達至對外免檢疫“通關”……
不少人因而産生誤解，認爲香港抗疫的焦點已經從公共衛生轉向經濟利益，港府已經放棄“動態清零”，改爲“與病毒共存”，使香港變成所謂“共存試驗區”。
然而，盧寵茂局長早前接受訪問時已表示，香港抗疫工作不能“躺平”或“與病毒共存”，強調特區政府絕對應該遵從國家提出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策略。其後行政長官李家超也指出，政府在考慮整體防疫措施時，要確保疫情受控，切斷和減少傳播鏈，因此必須做整體考慮，經濟活動、社會競爭力等固然重要，但政府亦要保障市民生命健康。
事實上，“3+4”，以至即將推出的“0+7”（即七天醫學監察），未必與“動態清零”相違背。只要能確保抵港人士在接受檢疫期間進行更頻密的核酸和抗原檢測，以及出行受一定的限制（不得進入涉及不戴口罩的活動或群組活動的高風險場所），再配合當局的醫學監察（如要求抵港人士下載具有追蹤功能的應用軟件），即使確診，亦可以及早被發現並隔離，降低社區傳播風險。
當局分析近期抵港旅客的確診數據時發現，有一半的輸入個案能在機場的檢測中被發現，酒店檢疫第2日的檢測亦累計找出8成確診個案，當完成3日酒店檢疫後約只剩少于1%的確診個案。
同樣地，港府提出的抗疫五大原則，也不與“動態清零”相矛盾。“不躺平，持續控制確診數字”，本來就是達至“動態清零”的必要條件。新政府上場後，也沒有“躺平”，仍然以實際行動控制疫情，如維持社交距離措施、圍封大廈進行強檢等。
只是，單靠現行抗疫措施，未能成功控制確診數字。特別是推進疫苗接種以及向患者開具新冠抗病毒處方藥，這一措施雖然可以降低重症和死亡風險，但不能有效預防感染（打針後體內中和抗體會隨時間下跌，加上新變種病毒具“免疫逃逸”的能力，“突破性感染”已相當普遍，已接種疫苗的筆者及家人受感染便是例子），這意味著疫苗和新冠抗病毒藥與阻止病毒傳播、控制確診數字無大關系。
而且，接種疫苗後，身體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産生保護性抗體，一般約2周後開始産生保護力，並需要接種至少2針。但目前，香港的3至11歲幼童和80歲或以上長者中，已接種2針疫苗的不足7成，已接種3針的幼童更只有1成多。有部分老人、幼童及長期病患者亦可能因身體狀況而不適合接種疫苗，他們正面臨極大風險。連日已有多名染疫兒童出現嘶吼症、危殆，甚至死亡。因此，推動市民接種疫苗固然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但不可單靠疫苗和抗病毒藥去抗疫，在加大力度推廣疫苗的同時，還必須配合更多幹預措施去控制確診數字、推動社會面清零。
“長新冠”後遺症的問題也應引起重視。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Omicron不是一般的流感，其死亡率是流感的6倍；而且，感染新冠病毒後，即使是輕症，也可能導致“長新冠”後遺症，亦可能令精神、記憶及集中力受損；如果是幼童感染，更可導致器官受損。疫苗雖然有助于減緩重症率與致死率，但對“長新冠”後遺症的預防效果仍然存疑。根據美國《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期刊5月25日發表的研究，接種疫苗只能將“長新冠”罹患率 降低15%，守備範圍僅限于血栓與肺部並發症，而對神經系統問題、胃腸道症狀、腎衰竭等等其他後遺症則無能爲力。
新冠患者康複後，還可能長期受各類後遺症困擾（圖源：Harvard University）
“長新冠”後遺症除了影響人民生命健康，在防疫尤爲不力的國家，也對經濟造成明顯損害。據報道，美國的勞動參與率比2020年2月疫情剛開始時低了將近一個百分點，這意味著160萬美國人無法參加工作，這一情況很可能與新冠後遺症有關。美聯儲明尼阿波利斯分部曾于6月做過一次調查，結果顯示，大約25%的新冠患者有長期症狀，又有25%的長期症狀患者中的工作時長受到嚴重影響。
英國也面臨類似的情況。今年4月12日，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今年2月，英國失業率降至3.8%，與2019年最後一個季度的水平相當，這是自1974年以來的最低值。失業率降低的原因很可能是大量人口受新冠後遺症困擾而被迫離開勞動力市場——英國國家統計局曾于8月初發布報告顯示，截至7月2日，英國有180萬人正在承受“長新冠”症狀的影響。總之，“長新冠”會削弱員工的工作效率，更會導致大量人口被排除在勞動力市場之外，從而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因此，在尚未完全了解新冠後遺症、尚未了解疫苗是否能預防後遺症的情況下，持續控制確診數字、盡可能減少感染、努力實現清零，是最能夠保障香港市民以至全國人民的健康和安全的辦法。香港一旦成爲國家的防疫缺口，將會爲全國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持續地帶來威脅。深圳日前發現Omicron BA.5.2.1子分支BF.15變異株，與香港7月報告的病毒高度同源，可見香港疫情仍然存在“倒灌”到內地的風險。
清零也是香港達至與內地免檢疫“通關”的唯一條件。雖然特首李家超早前在與廣東省、廣州市及深圳市領導線上會晤後表示，粵深支持港方提出的“逆向隔離”建議，並同意設立專班推進落實，但隨著香港與深圳疫情升溫，深圳近日已減少“健康驿站”名額。
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副局長常繼樂回答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提問時也重申：“我國的防控理念一直是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防控措施的目的就是最大可能減緩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當然這些措施也難免會對正常的生産生活造成一些不便，但堅持‘全國一盤棋’，在有疫情的地區采取局部的、嚴格的防控措施，保證了全國大部分地區和人群的正常生産生活，保證了供應鏈的穩定。如果算總帳，我們的防控措施是最經濟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由此可見，我國地區發展不平衡、醫療資源總體不足、資源配置不平衡的基本國情，病毒不斷變種的威脅，以及未知的“長新冠”後遺症帶來的損害，使得現在中央不可能放棄“動態清零”，也不可能與疫情持續肆虐的香港進行免檢疫“通關”。香港一日未能成功控制疫情，便一日不可能令內地放心，免檢疫“通關”便會遙遙無期。即使內地接受“逆向隔離”，名額也只是杯水車薪，需要往返香港和內地的數十萬人（疫情前，每天有40萬香港居民往返香港和內地）便只能繼續望穿秋水、坐困愁城，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也無從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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