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東岸客家淵源及其與新馬等南洋諸國的關系初探（下）
文：詹泉洲
【注：本文爲2015年筆者參加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舉辦的國際客家文化節，在新加坡國立中文大學原系主任黃賢強教授主持的國際學術交流會上的演講論文】
三、珠江東岸客家與新馬客家的關系
（一）珠江東岸客家人遷徙新馬等南洋諸國
1．唐宋元明清時期的珠江東岸客家遷徙南洋諸國
唐朝時期，由于戰亂，已經有大批客家先民到達泰國，並轉輾遷徙到馬來西亞等地。據史料記載：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八七九年）黃巢起義軍攻進江西、福建、廣東等地，兵荒馬亂，中國人逃避海外至泰國等東南亞地區者頗衆。今天，南洋華僑把祖國叫做唐山，淵源就在于此。
元末明初，福建、梅州、潮州、惠州、河源客家人大量遷入粵西、粵北、廣西地區乃至出國，客家人大批遷入東南亞。
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實行海禁，但出國經商、謀生者仍不少。洪武三十年，三佛齊國亡，“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有梁道明者，廣州南海縣人，久居其國，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推道明爲首，雄視一方。”（ 《二十五史·明史·外國傳·三佛齊》,第924頁。)(福建省志•人口志/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方志出版社出版/1998年5月第1版。)
明朝張琏起義失敗後，義軍逃亡進入南洋特別是三佛齊的不少。張琏還在三佛齊建國。
清朝的海外移民數量巨大。遷出地臨海的廣東、福建，以去台灣和東南亞各島爲最多。從18世紀中葉開始至嘉慶十六年（1811）遷台的漢民超過200萬。1840年以後，移居海外更多，從1850到19世紀末，僅廣東台山就移居海外20萬。從1840年至20世紀20年代，中國以華工形式遷移出國的約有1000萬左右。
順治十八年(1661年)，在鄭成功退守台灣後，清廷又實行“遷界”，無數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紛紛逃亡海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灣爲清所統一，殘余的鄭氏官兵及不滿清統治的百姓，又有不少逃往海外。此後至鴉片戰爭，隨著“海禁”的逐漸開放，福建人口的國際遷移量繼續增多。（福建省志•人口志/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方志出版社出版/1998年5月第1版。）
早先移入新加坡的華僑，多由馬六甲和廖內群島而來，其中包括客家人。這一點可以從會館的建立得到佐證。早在1822年，嘉應五屬客家先輩就建立了應和會館，來自惠州的客家人也建立起惠州會館。由此可以確定在1822年之前已有客家人到達新加坡。這些客家人不是直接來自中國，而是由馬來西亞、荷屬東印度移入。（ 黃賢強主編《新加坡客家》，2007年10月第一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鴉片戰爭以後，深圳客家遷徙新馬印尼等南洋諸國
深圳地區海外華僑、華裔有12萬人之多，分布在54個國家和地區。華僑中的第一代絕大部分是以華工形式輸出國外的。華工出國大體可分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鴉片戰爭爆發後至19世紀末；第二個時期是20世紀初以後，由于連年戰亂民不聊生，尤其是抗日戰爭爆發後出國謀生者更多。其中美國、荷蘭、比利時、英國的第一代華僑，大多是在香港當海員的寶安華工上岸定居的，以美國最多，其次是荷屬西印度的喬利梳及亞魯巴、非洲的尼日利亞和莫桑比克。此外，寶安華僑有部分從荷蘭、比利時轉徙北歐三國及西德。
華人出國謀生或被擄掠到海外做苦力的曆史很早，但大量華工出國是在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造成中國封建自然經濟的破壞，使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産，這就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市場。無以爲生的勞苦大衆爲生活所迫，有不少人逃到海外謀生，這是大量華工出國的原因之一。其二，西方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澳洲及美國西部金礦的發現，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但自從19世紀以來，西方各國先後廢除奴隸貿易和廢除奴隸制度後，中、南美洲和南洋群島的種植園等，到處出現勞動力的危機。因此，西方殖民主義者便以人口衆多的中國爲目標，獵取勞動力，開展所謂的“苦力貿易”。
鴉片戰爭後，英、法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迫使清政府簽訂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和《北京條約》使苦力貿易與鴉片貿易合法化，他們肆無忌憚地在中國東南沿海擄掠華工，大批破産的農民、手工業者生活無著落，被迫陷入西方殖民主義者人販子的圈套。當時出國的華工有幾種類型：一是契約工，系被人販子拐騙、擄掠並強迫簽訂賣身5-8年契約的華工。他們多被運到南洋群島、西印度群島、古巴、秘魯、巴拿馬等地從事種植園、開礦、修鐵路等苦役勞動。二是賒單工，即出國華工的船票款由招工代理人墊付，到國外後以工資加高利抵還。在債務未清以前，這類華工要聽從債權人的控制與驅使。1862年以後運到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的多屬賒單工，到南洋群島華工的一部分也屬此類。三是得到親友資助，自費移民的華工，這類華工大多移居南洋群島，他們到達目的地後，也往往陷入招工經紀人及其爪牙的魔掌中。香港是重要的華工出口岸之一，因此，深圳地區首當其沖。深圳地區出國華工，多爲契約工。苦力貿易又稱爲“豬仔貿易”（西方殖民主義者視販賣華工如同販賣豬仔），西方殖民者不便出頭露面來幹這種罪惡勾當，于是他們用付給“人頭錢”的辦法收買一批流氓、地痞、拐匪、歹徒擔任買辦及經紀人（俗稱“豬仔頭”）。“豬仔頭”爲從擄掠拐騙人口中獲得一些好處費，不惜坑害自己的同胞。或者以介紹職業，許以厚利，進行誘騙；或者誘賭、誘酒，使其欠下賭債，而後索欠訛詐；或者下蒙汗藥，甚至強行綁架。苦力貿易有了不平等條約作掩護後，各地“豬仔館”紛紛挂牌營業。從各地被拐騙來的“豬仔”以3-8元一人的價格賣給外國販運華工的商人，從香港、澳門等處上船，先被運到新加坡和槟榔嶼兩大轉口岸，然後被分別輸送到英殖民地各埠。印尼的契約華工于1885年以前，絕大部分是由香港、澳門運去的。據統計，1860年至1881年，華工經香港被販運到美國的人數達到了高潮；加上被販賣到澳洲和東南亞的華工，從1883至1898年，經過香港出口華工累積達991568人。西方殖民者從苦力貿易中獲得了豐厚的利潤，最少可在販賣每個苦力的過程中獲得50～70美元。
這些被拐騙、擄掠出國的華工，遭受著比奴隸貿易還悲慘的虐待。“豬仔頭”強迫他們承認自願出國做工，如果不同意就嚴加拷打，或施以種種酷刑，直到他們答應爲止。然後他們被送往“豬仔館”訂立賣身5-8年的契約。到了“豬仔館”，他們便失去自由，住在擁擠、不衛生的囚室，飲食粗劣。數名華工爲一組以發辮相連，結成一串又一串。許多人由于受不了拷打和折磨而死亡或自殺。
華工出國所乘的船只，實爲“浮動的地獄”，他們受到非人的待遇。船老板爲了多賺錢，超額濫載，多者達一倍。船上衛生條件極差，擁擠不堪，缺乏陽光，空氣汙濁，缺水少食，華工生病又得不到醫治，且經常遭受人販的毒打，死亡率或自殺率極高。1860年至1863年運往秘魯的華工在船上死亡率一般爲30.44%，而死亡率高達50%甚至90%、100%的屢見不鮮。到達目的地後，華工被當作商品一樣成批地被賣給雇主和代理人，或在“人市場”被拍賣。到了種植園或礦場，又往往受盡雇主虐待，勞動過重，飲食不足，工作時間過長，有的每日工作達18-21小時，甚至被捆打荼毒。據載，1847年至1877年運抵古巴的華工總數爲126008名，被折磨至死的有三分之二。
在馬來西亞的華僑中，原籍深圳地區的最多，約有五萬人以上，絕大部分是客家人。深圳華僑和惠陽葉氏華僑對吉隆坡的開發做出過重大貢獻，尤其是當初在開采錫礦方面的貢獻更爲顯著，曆來客家鄉村把過去馬來亞稱之爲“過錫山”。隨後，馬來亞發展橡膠種植，大多數華工成爲割膠工人。因此，在英屬馬來亞的華工所受的剝削和壓迫要比印度尼西亞及其他國家的華工輕。契約期滿後，華工們在國外極力尋找機會轉到華人經營的企業，或聯合起來經營種植業和礦業，獨立自主地開拓自己的事業。
印度尼西亞的深圳籍華工，絕大多數是1855年之前與其他苦力華工一齊從馬來亞轉運而來。在印尼也設有“豬仔館”，“豬仔頭”倒賣華工給荷蘭人，每賣一名華工可獲利80盾荷銀。後來荷蘭和印度尼西亞資本家認爲價格高，于是由荷蘭政府出面，于1888年派員前往中國，與清政府訂立傭工章程。從此契約華工可以不經過新加坡而直接被運抵印尼。1864年以後，每年都有幾千名中國苦力被販賣到蘇門答臘東海岸地區的煙草種植園工作。自1888年到1931年約有30.5萬中國苦力被運入勿拉灣。60年間，蘇門答臘煙草種植園的工人幾乎全是中國苦力。1931年後，中國人民不再接受殘酷的契約勞工制，西方殖民者的契約勞動制度在中國已行不通了，于是逐步用爪哇人來替代中國苦力。
在印度尼西亞華人中，原籍深圳者亦爲數不少，多是龍崗愛聯鄉、觀瀾、橫坑以及石岩官田村、羅祖村、布吉、沙灣、三聯村等村的人氏。20世紀40年代末，僅在爪哇一島便有觀瀾橫坑村華僑50多戶人家。中爪哇淡猛公縣有一間雪茄煙廠名爲“利索納”（Rirona），在荷蘭統治時期，已是當地第二大雪茄卷煙廠，聞名全印尼，至今仍存在，創始人就是觀瀾橫坑村契約苦力出身的何石崇。
出國華工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從他們的發展史可以體現出中華民族具有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們曆盡磨難，艱苦創業，不僅爲促進當地工、農、商業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而且他們時刻關注著祖國的命運，爲中華民族的強盛而奉獻，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深圳博物館姜蔚：《深圳華工與華僑》。）
3．奴隸之路：新加坡的客家人
客家人有“勤快而耐苦，值廉而易致”的特點。他們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對生活的要求很低，十九世紀的殖民者在東南亞各國掠奪資源時，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大增，他們盯上了中國東南沿海的客家人，稱華工爲“豬仔”，意思是可以任意宰割的豬。
鴉片戰爭後，滿清劃了很多通商口岸給列強，如上海、甯波、福州、廈門、汕頭、廣州、澳門、香港。列強不僅要掠奪中國的金銀和各種資源，還要誘拐甚至搶掠中國人當“豬仔”。在上列通商口岸設立“豬仔館”，對外雅稱“新客館”，專門關押“豬仔”之用。新加坡就是臭名昭著的“豬仔”貿易中心。1887年，清光緒年間，李仲玉著《新加坡風土記》雲：“西人開墾招工，傭價頓貴，于是販賣人口出洋者，名曰‘賣豬仔’，設館于澳門，公然買賣。沿海人民或被騙，或被劫，一入番舶，如載豚豕。”航程遙遠，途中有病無醫，有不滿者被拷打折磨死。當時就有學者測算：“每運一名‘豬仔’到目的地，則有五至十名死亡了。”
剩下活著的抵達新加坡，“驅入‘新客館’……館中設一大柵欄，以圓木柱排立而成，悉閉其中，不令出。或以爲關豬然，因呼之國情曰‘豬仔’”。這是對“豬仔”一詞的形象解釋。
“豬仔”經紀人都有列強政府作後盾，他們誘拐中國人是有組織的：“荷蘭之好時洋行，爲東印度買豬仔之總機關。企業煙園均委托之理其事，在港、廈門、汕頭等地設有分行。常派人員至茶樓旅館，見國人之失業者，故作親呢之狀。享之以酒食，誘之以賭博，借以賭本，作爲圈套，使其負局後，乃誇耀南洋之富庶，以動其心。然後允介紹其工作，並許借與川資，使受騙者心悅誠服，而不自知已墮入術中，彼則從中得以身價，每名可得百余元，于是交易豬仔上船後，即失其自由，任人宰割矣！”其它騙術、誘拐的花樣還層出不窮。
擄掠的手段就更加狠毒了。林大川著《韓江記》卷8搭摺歌條載：“鹹豐戊午（公元1858年）正月二月間，有洋船數十，買良民過洋者，過咕哩。初則平買，繼則引誘，再則擄掠。海濱一帶，更甚內地。”在列強勢力橫行的通商口岸，則發展成綁架行人。“道路劫奪者，直伺伏于僻徑，待可欺者經過，即一人突出遮其口，數人強納之于麻袋，負之而徑行。”還有用迷腦藥將人腦神經麻醉，然後像死豬一樣劫走。
中國人一旦被殖民者抓獲爲豬仔，就是失去了自由的奴隸了。而那些老奸巨滑的農場主或工場主要治得奴隸們俯首聽命，讓勞工在暴力威逼下“自願”簽訂“勞動契約”棗實際是“實身契約”。契約規定作息時間，勞動年限是5至10年，工資僅能糊口，如有逃跑和消極怠工，雇主和監工可以鞭打甚至殺害他們。多數“豬仔”未熬到“合同期”滿，就被折磨死了。要是契約期滿而勞工又還健在，雇主則找借口迫使他們續訂契約，直到吸盡勞工的最後一滴血。
十九世紀，中國有3O0萬人淪爲豬仔，同期的非洲，有1至1.5億人淪爲黑奴或喪身，這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問題。二十世紀各國相繼解放奴隸，罪惡的豬仔貿易終于銷聲匿迹。世界民主化的進程，使當年流落新加坡和東南亞各國的“豬仔”後代也有了出息，有不少人成了政治家、企業家等各行業名人。
4．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逃往東南亞各國
中國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有大批起義軍戰士逃亡至東南亞各國（包括西馬）僑居，其中多有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者。至于西馬地區，早期已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傳教區。
5．三洲田起義等反清起義失敗後，不少深圳地區客家人外逃新加坡等地
三洲田起義失敗後，清軍對三洲田及起義村莊人民進行殘酷鎮壓，大肆燒殺搶掠，濫殺無辜。清兵將三洲田大部分房屋放火焚燒，又采取禁住、禁耕等手段，逼得村民流離失所，逃亡他鄉，有的飄洋過海到異國謀生。
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流落在南洋的三田起義軍壯士們，又把革命的火種播灑在那裏。在新加坡，他們創立了中和堂，進行革命宣傳活動，並高懸起三洲田起義軍的青天白日旗，成爲華僑團體最早使用的革命徽號。
（二）馬來西亞等南洋諸國客家人的信仰與廟宇以及跟珠江東岸客家人的關系
下面以馬來西亞客家人的信仰爲例，論證馬來西亞等南洋諸國客家人的信仰與廟宇跟珠江東岸客家人的關系。
西馬客家人是多神信奉者，所信奉的包括天、地、鬼、神、仙、佛，例如在天神方面，有玉皇大帝等；地神有閻羅王等；鬼神有姜太公、關帝、嶽王爺等（即生前是人，死後封神）；隨物命名的神有屋之龍神、門之門神，塘之塘神、井之井神等；仙方面有太上老君、三清聖祖、呂太仙、張天師等；佛方面有如來佛祖、觀音大士、四大金剛、十八羅漢等。
一部分西馬客家人信奉的神，是他們從中國祖籍地或家鄉請到西馬聚居地的，如關帝、呂帝等。另一部分的神是居地的保護神，如三寶太監、鄭王爺、大伯公、天後娘娘等；還有另一類是新的土地神，如本頭公、財神爺、土地伯公等。
西馬客家人的宗教信仰基本上以佛教與道教爲主，亦有少部份真空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真空教乃江西尋鄢人廖帝聘于大約公元1875左右創立，盛行于贛南各縣及廣東之東江區域，其後更傳至廣州、香港和南洋等地。創教人自出家參禅六年後，即悟儒釋道三教之短長利弊，意謂人世本原，不離真、空二義，人生之追求，即應以此爲依歸。中國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有大批起義軍戰士逃亡至東南亞各國（包括西馬）僑居，其中多有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者。至于西馬地區，早期已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傳教區。
這裏僅就西馬客家人供奉的幾類主神及廟宇提出概略介紹。
三山國王廟。三山國王廟的主神三山國王，是客家人的守護神，原是不同姓的三兄弟，後來成爲鎮守巾山、明山、獨山的三位山神。貝聞喜在《潮州三山神的由來及其對馬來西亞、台灣等地的影響》一文中這麽寫道：“巾山、明山、獨山的三位國王乃昔日忠義護國安民的三位勇士，前後曾救過隋朝開國君主楊堅及隋末恭帝楊侗，被封爲開國駕前大將軍及大元帥。………歸化後又曾顯靈于唐、宋………”。三山國王廟原是粵東（包括惠潮嘉地區）漢族移民的祖祠，後來演變爲神廟，即把祖先、前賢神化。根據學者之考據，三山國王乃宋代封號。由于三山神顯靈，護國庇民，宋帝賜封粵東漢族移民的三山祖祠爲三山國王廟。三山神信仰可說是自然物崇拜、神明（土地神）崇拜和鬼魂（先賢）崇拜的混雜。三山神的信仰文化隨著粵東移民飄洋過海，傳播到西馬等地，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曆史。它對早期西馬客家移民的精神生活有著重要作用，並延續至今。三山國王信仰文化包含了深刻儒家思想與宗族觀念，即國家民族受到侵略危難的時刻，祖先崇拜、宗族觀念擴展爲與民族思想愛國思想統一，移孝作忠，毀家抒難，舍小我爲大我，舍生取義，願爲國家民族貢獻一切。目前在西馬的吉隆坡老街場、增江北區及蕉賴六哩村；雪蘭莪州的根登埠、霹雳州的金保、雙溪古月；柔佛州的永平、烏魯槽、居銮、哥打丁宜、江加埔萊及士乃等地都建有三山國王廟。三山祖廟精神的內核，即懷土念祖，和睦共處，抵抗侵略，爲民族爲國家獻身。
譚公廟。譚公廟中供奉的主神是譚峭。他生前是五代道士、道教學者，在道家中稱爲紫霄真人，十二歲時就得道，在惠東地區經常幫助漁民和船家預測天氣及治療疾病。他著有《化書》六卷，分爲道、術、德、仁、食、儉六化，共一百一十篇。他的思想源出于老、莊，認爲世界起源于虛，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産生天地萬物，最後又複歸于虛；萬物的生滅無非是虛、實的轉化，主張無生死，冥出是非，齊昏明，忘禍福，泯滅一切事物的差別，達到“虛實相通”的大同境界。他同情勞苦大衆，主張均食而致太平，幻想無親疏、無愛惡的太和社會。由于他關心人民，人們設廟供奉他。在天後廟未普遍時，譚公是海上安全之神，因此他的廟宇，在中國沿海不少。隨著客家人從中國南來到馬來亞謀生，客家人的譚公廟也在馬來西亞建立起來，成爲馬來西亞客家人信仰文化的一部分。目前在西馬設有譚公廟的地方包括吉隆坡增江南區、增江北區、大同華文小學內，森美蘭芙蓉，槟城亞逸淡，浮羅及威省大山腳等地。
大伯公。大伯公廟裏供奉的主神大伯公是地方上最早的華族拓荒者。一般認爲“伯公”是粵東客家人特有的對土地神的稱號。伯公在粵東民間流行甚廣，不專限客家，乃一般土地神之通稱，潮屬各縣，無不如此，家家各祀土地福神……。無論如何，西馬客家人多信奉大伯公是不爭的事實。最早的一位大伯公張理是廣東大埔客家人，成神在槟榔嶼的海珠嶼。18世紀中葉的乾隆十年間，張理與同鄉人丘兆祥和另一位福建永定人馬福春乘帆船來到海珠嶼，相傳他們是最早抵達槟榔嶼的華人。三人情誼很深，並結拜爲兄弟。張理一直住在海珠嶼，丘、馬二人在鄰近找生活，但他們常常歡聚。一日，丘、馬二人到海珠嶼探望張理，見他已在石岩之中坐化了。丘、馬二人把他安葬和祭祀他。丘、馬二人去世後，人們把他們安葬在張理墳墓左右，並奉祀他們和祀求他們的保護。據說在他們踏上海珠嶼的土地一角就成了大伯公廟的建廟處，也即大伯公神靈的發源地。其後，在西馬各地，大伯公廟普遍地建立起來。海珠嶼大伯公廟乃由惠州、嘉應、大埔、永定、增城五屬客家人代表管理。除槟城外，其他各地如彭亨州北根等地亦有大伯公廟的建立。
仙四師爺廟。仙四師爺廟是爲紀念甲必丹盛明利（仙師爺）和葉四先賢而建立的。第一間仙四師爺廟由吉隆坡甲必丹葉亞來于1864年創建。甲必丹盛明利是葉亞來在雙溪烏戎時的上司和結拜知交。傳說盛明利戰死時，頸項中噴出來的是白色的血液，盛明利死後先後在雙溪烏戎顯靈二次，且托夢葉亞來謂不久將有土酋作亂，並許以諾言，庇護他平亂。據說葉亞來就藉著盛明利之神力扶助，捧其靈位出戰，成功地戰敗敵人。葉四是曾提攜葉亞來的前輩，也是葉亞來的莫逆之交。葉四與丘秀是第一批開拓與發展吉隆坡的華族先驅者，他們最初在吉隆坡建起“三家村”，從事商業活動，同時也開采錫礦，使吉隆坡發展爲繁榮的錫業貿易站。葉四還把錫礦業發展到問征去，並成爲問征的地方領袖，在葉四的謙讓和推薦下，葉亞來才能擔任第三任吉隆坡華人甲必丹，他更是後來的葉亞來陣營內的忠誠支持者和盟友。葉四不幸于1870年正月被葉亞來的敵對集團所殺害。爲感念盛明利與葉四的恩義，葉亞來建立仙四師爺廟，褒封他們爲仙師爺和四師爺，並受埠衆供奉爲地方保護神。西馬共有十二間仙四師爺廟，分布于吉隆坡，雪蘭莪州的加影、士毛月、萬撓、雙文丹、新古毛、龍邦、牙吃十四碑，馬六甲，森美蘭州亞沙、芙蓉及彭亨州文冬。
鍾萬仙師廟。鍾萬仙師廟的主神是惠州人鍾萬。鍾萬仙師原籍中國惠州紫金南嶺東溪塘北寨大良背人；少時即入呂山法門學法，仙師天資聰穎，勤勉爲人，數十年潛心研究，及長精通呂法，境界崇高。曾于鄉井設館授徒，教人從善，懸壺濟世，兼用神醫，無不藥到病回，所以名噪一時，萬民敬仰。後因國內動亂，盜賊蜂起，民不聊生，始離鄉別井，逃難南來。初時執業礦場，工余時候，兼做赤腳醫生，所有病者求醫，一律免費，同時妙手生香，頗得當地同僑的愛戴。仙師逝世時，享年近百歲。同門兄弟籌款購地，在吉隆坡建廟供奉锺萬，以發揚仙師之豐功偉績及呂仙祖師法門爲民治病之威靈。鍾萬因而成了客家人信奉的地方守護神。鍾萬仙師廟創立于1879年，至今已有120年之曆史。目前馬來西亞僅有吉隆坡一間鍾萬仙師廟。（2000年4月24日《南洋商報》。）
（三）珠江東岸地區客家人及其後裔對開發南洋以及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1．世界上第一個資産階級共和國“蘭芳共和國”：客家政治文化影響全世界
220多年前，在世界第三大島——東南亞的加裏曼丹（印度尼西亞人對婆羅洲的稱呼，今約有三分之二爲印尼領土）西部，誕生了一個華人建立起來的小國家“蘭芳共和國”。它的開國元首是中國廣東省梅縣石扇堡人羅芳伯。
很早的時候，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有很多華人來到加裏曼丹島謀生。他們大都集中在該島西部的沿海城市坤甸一帶打工。有的在農村種植水稻、椰子、咖啡、胡椒，有的則在山區開采石油和煤炭。當地的自然條件和生活條件極爲艱苦。由于路途遙遠，他們得不到祖國的關心和照應，所以被乾隆皇帝稱爲“天朝棄民”。爲了生活，他們需要團結互助，于是組織了不少“同鄉會”之類的組織。後來，這些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了以東方津爲首都的蘭芳共和國。羅芳伯因爲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出衆的組織才能，在坤甸一帶華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所以被各地搞同鄉會的人推舉爲領袖，于1770年建立了“蘭芳大統制共和國”，這一年定爲蘭芳元年。羅芳伯參照西方國家的一些法制，設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機構。國家有國防部，但沒有常設軍隊，而是全民皆兵，平時分散各地搞生産，戰時集中起來禦敵。地方分省、府、縣三級，由各級公民投票選舉出當地行政機關的負責人。
羅芳伯以特有的政治天才，推行民主政權建設，于1777年羅芳伯將“公司”改爲“共和國”，創立共和體制，定名爲“蘭芳大總制共和國”，定都東萬津，在世界諸國堪稱第一，比華盛頓1787年當選爲首任總統並實現聯邦的美利堅合衆國的共和體制還早11年。
羅芳伯拒絕了人們要他稱王的請求，而是稱總制、大唐總長、大唐客長，意思是華人作客海外的首長，並且規定，他及後世領導人都不能把蘭芳共和國變爲一姓人的“家天下”。羅芳伯仿效西方當時才出現的民主制，規定國家的大小事情都必須咨詢人民群衆之後，才能施行。羅芳伯當了25年的國家元首，于1795年病逝。隨後，由全國公民選出江戊伯繼任國家元首。此後還有7人先後擔任過這個職務。1886年，這個在異域建立起來的華人小國，遭到荷蘭殖民主義侵略軍的進攻。蘭芳共和國全體民衆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最終因武器太差而遭到失敗，這個華人小國滅亡。“蘭芳”共存116年。
2．開辟吉隆坡的偉人：惠州客家（夏家、客贛）人葉德來
葉德來（1837—1885），原名茂蘭，又名來、亞來，清歸善縣沙坑周田村（今惠陽市秋長鎮）人。爲生活所迫，清鹹豐四年（1854），與同鄉取道澳頭，乘小船往香港轉乘大桅船，前往同鄉宗親聚居的馬來亞馬六甲。最初在吉山、蘆骨等地當雜工。1859年，得族叔葉福資助，經營生豬和錫米買賣的小本生意。清鹹豐十年（1860）初，從馬六甲到芙蓉，結識華人甲必丹（華人社區領袖）衛隊長、鄉人劉壬光。葉德來行俠仗義、精明幹練，經劉壬光舉薦，被華人甲必丹盛明利委任爲衛隊副隊長。8月26日芙蓉當地兩個土酋內戰爆發，因爭奪錫礦稅收權和保護費而爆發內亂，部分華人亦卷入其中，深受其禍。盛明利軍戰敗，盛被害。劉壬光負傷後辭職離去，葉德來負重傷逃回蘆骨。戰爭結束後，商界領袖葉石被選爲芙蓉華人甲必丹。葉石無意仕道，任職不久，舉葉德來以自代替。葉德來在任期間，穩定芙蓉社會秩序，居民安居樂業。清同治元年（1862）秋，葉德來應吉隆坡華人甲必丹劉壬光之請，辭去芙蓉華人甲必丹，前往吉隆坡協助劉壬光管理礦務。1864年創設惠州公司（即今雪隆惠州會館前身），以接待前來拓荒的同鄉。次年，開設德生藥材店，被華人推舉爲海山會（雪蘭莪天地會支派）和雪蘭莪勞工首領。1869年6月劉壬光病逝後，葉接任吉隆坡華人甲必丹。他也被稱爲“吉隆坡王”。吉隆坡是馬來西亞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也是該國第一大城市。距今150多年前，吉隆坡還是兩條河口交彙的一片沼澤,在馬來語中，吉隆坡就是“泥濘的河口”之意。祖籍惠州惠陽的客家人葉亞來率領華僑華人，經過艱苦奮鬥，把吉隆坡建成一個初步繁榮的城市。
他挑選精壯青年組成衛隊，嚴懲盜賊，使吉隆坡成爲夜不閉戶的太平市鎮。1870年，雪蘭莪王室內部因經濟利益之爭，爆發內戰。土酋軍隊乘機攻襲吉隆坡，企圖奪取統治權。葉德來率部數次擊退入侵者。1872年5月，土酋軍隊再次襲擾吉隆坡。葉德來率部與之激戰3個月，因糧械不濟被迫撤離吉隆坡，轉入巴生。爲重整旗鼓，特派其弟葉德鳳回鄉招募精壯兵員300余人。經嚴格訓練後，于次年3月舉行反攻，奮戰3天，殲滅土酋軍隊，收複吉隆陂，穩定雪蘭莪州局勢。因功勳卓著，被雪蘭莪邦執政東姑古丁委任爲吉隆坡首任行政長官，享有行政、司法、軍事和稅收全權，並獲得“巴生、吉隆坡光榮、英勇、勝利而忠誠的華人甲必丹”封號。內戰結束後，吉隆坡百廢待興。葉德來團結當地馬來人和華人重建家園。大量招募勞工，恢複和發展礦業生産。發動馬來人開荒墾殖，栽種水稻，解決糧食困難。創辦房地産、建築材料、煉錫、礦場用具制造、屠場、碼頭運輸、貨棧、金銀首飾等實業；率先從歐洲進口蒸氣抽水機，解決錫礦場排水問題，提高錫礦開采效率；從家鄉引進制磚、制瓦、燒石灰等生産技術，在馬來亞開始建造磚瓦結構樓房。到19世紀80年代，吉隆坡采錫業得到恢複和發展，僅他經營的錫礦場就達1000多英畝，還擁有種植園、養豬場、貨倉、碼頭、貨船等，雇工4000余人。葉德來重視華文教育，創辦華文義學，招收華人子弟入學。同時還興辦各種慈善公益事業，建立難民收容所，興建四爺廟，資助醫療衛生事業，使原來不足千人的吉隆坡，發展成爲馬來亞進步繁榮的大商埠。葉德來被稱爲“開辟吉隆坡的巨人”，他的名字在馬來亞家喻戶曉。清光緒元年（1880）3月，英國人接管吉隆坡行政管理權，葉德來被迫辭去行政長官職務。1882年英方駐紮官官邸由巴生遷至吉隆坡後，葉德來被委任爲華人甲必丹，並聘爲政府顧問，被稱爲“雪蘭莪的靈魂”。1885年4月15日病逝。爲紀念他，吉隆坡至今還保留“葉德來街”及其塑像。農曆二月初八是葉德來誕生日，每年是日人們都前往葉氏宗祠舉行紀念活動。
3.新加坡國父李光耀
李光耀，漢族客家人，祖籍廣東梅州市大埔縣高陂鎮黨溪鄉。李光耀自幼接受英式教育，12歲考入當地頂尖的英校萊佛士書院（初中部），18歲（1940年）考入原校的高中部，但在日軍占領新加坡後中斷學業。戰爭結束後，李光耀榮獲大英帝國女王獎學金，並開始赴英國留學。1954年10月，李光耀與一些從英國回來的華人、當地受華文教育的左派學生和工會領袖成立人民行動黨，參加次年舉行的首次選舉。這次選舉中李光耀本人順利當選立法議院議員，開始與新加坡的共産黨合作爭取獨立。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在自治政府的首次選舉中人民行動黨成爲立法議院第一大黨，李光耀出任總理，此後李光耀一直希望能夠與馬來亞合並成立“大馬來西亞”，以取得正式的獨立，同時也可以爲新加坡經濟發展提供保障。1961年李光耀堅持新加坡應與馬來亞合並。1963年7月，李光耀在倫敦與馬來亞政府達成協議，雙方正式合並。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獨立。獨立後李光耀積極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內政，成功使新加坡在三十年內發展成爲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40年之內經濟平均增長了7%。在其任內，李光耀推動了開發裕廊工業園區、創立公積金制度、成立廉政公署、進行教育改革等多項政策。李光耀采用了限制公民民主自由的政策。在執政早期他采取了一些強硬措施——比如關押共産黨。但也包括了一些敏感話題：包括經濟成功聯合，改變選舉區，控制媒體，打擊反對派包括外國媒體。今天的新加坡的政府以高效、廉潔而聞名，人民生活水平較其他亞洲國家爲高。李光耀是人才強國的忠實擁護者。李光耀主張高薪養廉，李光耀的政府人員是全世界工資最高的，以此來吸引社會人才並預防腐敗。
4．大埔婦女的名字傳遍全球，極大地提高了客家婦女的美譽度。
客家女人是有客家特色的女人。她們是漢族女性中獨特的一類，是漢族女性中唯一沒有過纏足陋習的女性。客家婦女在長年累月的社會實踐中，鍛煉了她們特有的勤儉、刻苦和堅韌的性格以及特強的生活能力。
美國傳教士羅伯·史密斯說：“在我所見到的任何一族的婦女，最值得贊賞的當推客家婦女了。”英國學者愛德爾在他所著的《客家人種志略》稱：“客家婦女是中國最優美的勞動婦女的典型。”客家婦女集中體現了客家人刻苦耐勞、勤儉樸實、堅毅頑強、自力自強、聰明進取等優秀品質與精神，更完整充分典型地塑造出客家人的形象和精神風貌。她們身上閃耀著艱苦樸素、勤儉持家、堅毅不拔、聰明善良等光芒，了解客家婦女的人，無不爲她們謀取生存和催人奮進的精神所震撼，所折服。清代學者徐珂在《清稗類鈔·風俗類·大埔婦女之勤儉》中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奉儉約，絕無怠惰驕奢之性，于勤儉二字，當之無愧。至其職業，則以終日跣足，故田園種植，耕作者十居之七八。即以種稻言之，除犁田、插秧和用男子外，凡下種、耘田、施肥、收獲等事，多用女子。光、宣間，盛行種菸，亦多由女子料理。種菸、曬菸等法，往往較男子漢爲優。其余種瓜果、植蔬菜等事，則純由女子任之。又高陂一帶，産陶頗多，其陶器之擔運，亦多由女子承其役。各處商店出進貨物，或由此市運至彼市，所用挑夫，女子實居過半，其余爲人家傭工供雜作者，亦多有之。又有小販，則寡婦或貧婦爲多。又除少數富家婦女外，無不上山采樵者，所采之薪，自用而有余，辄擔入市中賣之。居山僻者，多以此爲業。又勤于織布，惟所織者多屬自用耳。總之，大埔女子，能自立，能勤儉，而堅苦耐勞諸美德無不備具，故能營各種職業以減輕男子之擔負。其中道失夫者，更能不辭勞瘁，養翁姑，教子女，以曲盡爲婦之道，甚至有男子不務正業而賴其妻養之者。至若持家務主中饋，猶余事耳。”
徐珂的這段贊美大埔客家婦女的話，被學者反複引用。大埔客家婦女的美德美名傳遍四方。隨著大量大埔客家人的立足新加坡，大埔婦女的美德也深深地影響著一代代的客家人，並對塑造新加坡國民的勤勉務實刻苦進取的精神，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5．客家精神、客家傳統文化，隨著客家人的飄洋過海，在世界範圍內得到發揚光大。
1973年9月台北國立曆史博物館爲配合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舉辦了《客家文物藝術展覽會》介紹客家精神說：“客家雖自中原南遷，然其重道德、重義氣、重禮節、重理智、性剛強、仍具古風，保存漢族血統，最爲純粹。語言風俗習慣，猶是中原遺風，其守重禮節義，好學問講倫理，均表現爲中原民族氣質。唯幾經離亂，披星戴月，更養成其堅忍卓絕，耐勞、耐苦、獨立奮鬥之精神，養成其向外發展，冒險犯難之精神。太平天國之起義，辛亥革命之前驅，與抗日戰爭之貢獻，均可爲客家精神之表現，亦即爲中華民族精神之偉大發揚。客家之民族精神，無時無地不在充分表現中。客家，就其語言與精神表現，均深具中原古風，而日益發揚光大，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繼往開來，永恒悠久，生爲炎黃子孫的中華民族，實感榮耀。”豐富多彩的客家文化，概括起來，有八個基本特征：一是質樸無華的風格，二是務實避虛的精神，三是反本追遠的氣質，四是重人倫、重人文的互相守望的精神，五是重道義、重修養的氣質，六是崇尚忠義的家風。七是兼收並蓄取其長、開拓進取不保守的民風。八是爲了正義敢于犧牲的獻身精神。
這些彌足珍貴的客家精神、客家傳統文化，隨著客家人的飄洋過海，在世界範圍內得到發揚光大。
總之，珠江東岸地區客家人對于新馬等南洋諸國的發展，作出過突出的貢獻，並且繼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對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也産生過積極的影響。
當然，珠江東岸地區的客家人與新馬等南洋諸國，關系密切，淵源深厚。本文挂一漏萬，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