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托幼産業，解決後顧之憂，是提振生育率的關鍵一環。
正解局出品
新年新開始，新年新希望。
今天，我們談一個關乎希望、影響未來的産業——托幼。
托幼是一個特殊的名詞，指對3歲以下幼兒的照顧和教育。
稍作對比，更易理解。與幼兒園相比，托幼機構招收的孩子年紀更小，在3歲以下；與早教機構相比，托幼機構提供的服務更多，能夠提供全日制服務。
簡單地說，托幼能夠替父母照料和教育3歲以下的幼兒。
爲什麽說這個産業決定孩子的一生，影響中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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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多重要，托幼産業就有多重要。
中國有句俗語，3歲看大，7歲看老。
現代科學研究發現，兒童從出生到3歲，是大腦發育的關鍵時期，也是可塑性最大的時期，重要的神經元聯接將在這一時期形成或不形成。
如果將剛出生的嬰孩比作一張白紙，那麽最初的3年，將在這張白紙上勾勒出最底層、最主要的輪廓，影響一生，乃至決定一生的命運。
若是有充裕的時間和科學的育兒觀，父母親自照料是最好的選擇。但這很難實現，此時，托幼産業的作用就凸現出來。
一個好的托幼機構，不僅能夠照料幼兒，還能啓蒙教育。專業的老師在生活、學習上給予正確的指導和培養，提供良好的成長環境，讓幼兒身心健康成長。說托幼産業決定孩子的一生，並不爲過。
托幼産業，還影響女性就業。托幼産業發展得好，能解放女性，讓其回歸就業市場。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入托率與女性就業率成正向關系。三歲前兒童入托比例高的國家，女性就業率高。
（3歲以下幼兒入托率與女性就業率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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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國托幼産業的發展，不容樂觀。
中國幼兒的入托率，很低。2015年，國家衛計委調查顯示，中國0-3歲嬰幼兒的入托率僅爲4%，其中，城市入托率不到10%，遠低于發達國家50%的水平。
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35個成員國中，法國的入托率達到49.7%，瑞典55%，新加坡更是達到了90%，韓國日本也超過了30%。
（2014年OECD和部分發達國家0-3歲兒童入托率）
入托率低的背後，是中國托幼機構的嚴重匮乏。
以上海市爲例，目前上海能提供2-3歲幼兒托育服務規模數共約16200名，僅能滿足全市8%的幼兒數量。
上海市總工會的調查也顯示，隨著托幼需求不斷擴大，上海的托幼資源不增反減。2015年，上海獨立設置托兒所比2010年減少了3000所。
（上海獨立設置托兒所數量變化）
除了數量短缺，托幼機構的質量，也無法滿足家長的需求。市場上很多的托幼機構，只是早教機構。服務事項是早期啓蒙，而非照料孩子。這類早教機構，開設的課程很多需要家長參與或陪伴，不僅沒有緩解家長的壓力，反而增加了負擔。
中國托幼的質量，參差不齊。中國的《教育法》《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幼兒園管理條例》，對幼兒園的設立和運營，都有明確的規定。相比之下，托幼機構的制度和體系建設，嚴重滯後。
目前，中國還沒有任何針對托幼行業的法律規範。行業標准缺失，不僅讓社會力量對開辦托幼機構，望而卻步，也讓托幼行業失之規範。
（相關報道）
2017年，上海某互聯網公司親子園虐童事件引起全社會廣泛關注。加之最近幾年爆出的幼兒園、早教班負面事件，引發了家長的“信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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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幼産業滯後的影響，每一個人都在親曆與見證。
幼托機構無法滿足需求，退而求次的方法，不外乎父輩照顧或祖父輩照顧。
全職母親照料孩子，意味著中斷就業，以犧牲自己的職業生涯爲代價。2016年，國家衛計委的調查顯示，全職母親中，有近1/3是因爲孩子無人照料而被迫中斷就業；超過3/4的全職母親表示，如有人幫助帶孩子，將會重新就業。
實際上，代價不止于此。一個人精力有限，很難照顧好孩子。現實中，全職母親大多會請父母幫忙或再雇傭一個保姆。
這等于減少了一份收入的同時，又增加了一筆支出，從經濟上算，並不劃算。
國家衛計委調查中的另一個數據顯示，有近80%的嬰幼兒都是由隔代照料（祖輩撫育孫輩）。
普遍存在的隔代照料，可稱之爲中國特色。有其益處，但也要看到弊端。
祖輩大多會“隔輩親”而溺愛孫輩，又因教育理念比較落後，對幼兒各階段發展的特點缺乏科學的認識，可能會發生“養有余而教不足”的情況。
隔代照料，實爲無奈之舉，加重了祖輩的負擔，也不利于幼兒的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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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的托幼機構，無法滿足需求；現有的托幼機構，又不獲信任——這是中國托幼産業的處境，也是中國雙職工家庭的尴尬。
應該如何發展托幼産業？
實際上，中國有過大規模開辦托幼機構的成功經驗。
改革開放之初，爲鼓勵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勞動，國家引導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開辦托幼機構。
1980年，人民日報曾報道，全國開辦各類托兒所、幼兒園近100萬，入托總數達到3400多萬名，嬰幼兒的入托率達28.2%。
後來，福利性的托幼服務體系被廢止，大量單位辦的托兒所被裁減。中國幼兒的入托率才逐年下降。
（2000—2014年上海市托兒所的基本情況）
托幼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面太多，想要提升中國的托幼産業，首先需要國家做好頂層設計，爲托幼産業發展提供有章可循的法律依據與行業指導。
改善托幼機構短缺，還需要加大學前教育的投入。中國教育年鑒和教育經費年鑒及全國教育經費統計快報顯示，2017年，中國學前教育經費總投入爲3255億元，占教育經費總投入的7.65%。與2014年相比，雖然增長了近1倍，但仍低于發達國家的10%。
（中國學前教育經費總投入）
歐洲發達國家學前教育生師比在10左右，中國2015年的數據是19.9。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學前教育與發達國家之間仍有一定的差距，這是我們急需彌補的短板。
托幼産業不能只靠政府，還需要仰仗市場的力量。政府要給予稅收、場地租金等支持。
加強對托幼機構的監管，重振行業信心。政府要制定清晰的指引與監管政策，如規定托幼機構的場地面積、師資與師生比、環境裝修等等，對行業進行規範。
可喜的是，事情已有進展。
2018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印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8年下半年重點工作任務的通知》，其中提及的一項，就是要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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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討論托幼産業，有更爲深遠的考量。
衆所周知，爲了提高生育率，中國從2016年起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效果未達預期。
決定“生不生二孩”的因素很多，托幼無疑是最爲重要的因素之一。
2016年，國家衛計委在北京、上海、廣州、沈陽等10個城市進行調查。調查顯示，在被調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親中，有60.7%是因爲孩子無人照料。
事實正是這樣，“生二孩”面臨的撫育壓力，比“生一孩”大的多。這裏面，不僅僅是金錢，更重要的是人力和時間。
對中國女性而言，最大的矛盾是家庭和職業難以平衡，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越容易遇到這個難題。
“生一孩”難平衡，“生二孩”時更難。女性年紀較大，正處于事業上升期，撫育二孩必然占據大量的時間，勢必將影響職業生涯。出于這樣的顧慮，很多家庭對“生二孩”望而卻步。
“生一孩”時，年輕父母可以請求祖父輩幫忙照料孩子。祖父輩也有精力和時間。再“生二胎”，祖父輩往往年事已高，沒有精力照顧第二個孩子，乃至同時照顧兩個孩子。
此時，彌補托幼機構短缺的“隔代照料”機制，失靈了。
因此，發展托幼産業，解決後顧之憂，是提振生育率的關鍵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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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中國的曆史，借鑒國外的經驗，發展托幼産業，政府責無旁貸。
托幼産業，是一個特殊的産業，不能簡單地以經濟利益來衡量。它對整個社會和國家，有極高的回報價值。
在《安倍說的日本“國難”，正在變成現實》中，局長分析了日本少子化、老齡化帶來的嚴重問題。
前車之鑒，後事之師。中國全面兩孩政策雖已施行，但是生育率並沒有如預期顯著上升。
一千年前，蘇轼在《晁錯論》中曾發出警告：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
人口問題正是這“不測之憂”，其影響具有延遲性。現在的低生育率，必然會影響20-30年後中國的發展。
提振生育率，從托幼産業開始。
這關乎民之福祉，更影響國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