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毅衡評約翰·哈芬登著《威廉·燕蔔荪傳》第一卷：某種複雜的意義
趙 毅 衡
書 籍 簡 介
作者：[英]約翰·哈芬登
譯者：張劍、王偉濱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9
ISBN:9787220121241
說創作，說理論，威廉·燕蔔荪（William Empson）都是英美現代文學史上少不了的。他生來是一個特立獨行不黨不群的人物。長期遠離英國與歐美的“文化主流”，與中國共命運，更爲他的生涯平添了傳奇色彩。燕蔔荪著作極多，但很少寫到自己的經曆。關于燕蔔荪的若幹傳記，不得不圍繞他的理論展開，都是專業論著。關于他生平的零星記載，只是散見于各種人物的回憶。奇怪的是，關于他在中國的長期經曆，很少見到他昔日中國同事學生有所回憶。本文不長，收集材料卻耗盡了多年的耐心。燕蔔荪晚年爲先他謝世的朋友寫了一些文字，說到一些個人的交往。他的這些文字常發表在“小刊物”，甚至圖書館都不收藏的學生刊物上，從未結集—這倒是燕蔔荪的一貫大師作風，對發表的刊物等級毫不在乎。近日巫甯坤先生來英，帶來他的回憶，也帶來母校南京大學已故趙瑞蕻教授的紀念文字。他們都是昔日西南聯大的學生。燕蔔荪這個人物的形象，終于在我頭腦中生動起來。燕蔔荪十九歲進入劍橋，主修數學，兩年後得到學位考試第一名。此時突然改攻文學，兩年後的一九二九年不僅得到文學學位考試榮譽第一，而且寫出他的成名作《複義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成爲英美新批評派轟動性的開場。那時他才二十三歲，已經是全國聞名的劍橋才子、劍橋文學社刊物 Granta 的台柱，前途可謂光芒萬丈。他的指導教師瑞恰慈後來回憶說，燕蔔荪當時做他的學生，按劍橋的面授（tutoring）慣例，一星期來見他一次，不久就拿來一首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提出許多“合理”的解讀，就像魔術師，從帽子裏變出一個又一個兔子，最後他問：“任何詩都能這麽讀，對嗎？”瑞恰慈對他說“那麽你動手做吧”。兩星期之後，燕蔔荪就拿出了三萬多字的打字手稿，一年後《複義七型》出版，那時燕蔔荪碩士學位尚未到手。
複義（ambiguity），又譯晦澀，或稱朦胧。詩究竟是否應當意義清晰，不出歧解，一向是文學界爭論之事。《複義七型》之所以震動文壇，是因爲此書分析了兩百多段名家作品，證明晦澀不僅是文學語言的特點（這點早就有許多人指出），而且是文學語言美感和力量之所在。自此書出版，詩能否多義，應否多義，此後已不必再爭。當然，詩可以或應當晦澀到什麽地步，仍是一個問題。燕蔔荪一本書改變了整個現代詩的曆史，甚至于有理論家認爲現代詩應分成“前燕蔔荪時期”與“後燕蔔荪時期”。此書也開創了新批評派的“細讀”（close reading）批評範例，一直到今天，英美大學的文學系，依然鼓勵學生作細讀分析。由瑞恰慈全力推薦，劍橋給燕蔔荪一筆獎金進行深造。次年，正當瑞恰慈在北京任教時，劍橋校方因爲在燕蔔荪抽屜裏發現了避孕套，取消其教師資格。此事使瑞恰慈極爲震怒，但抗議無效。瑞恰慈只能勸燕蔔荪到遠東來，到他曾經短期任教的東京文理大學。燕蔔荪在東京整整四年，一九三四年才回英國。遠東之行，不僅讓他”避過風頭”，而且使他習慣了遠離充滿虛僞道德的歐洲文明中心。
在英國，燕蔔荪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以及另一本名著《田園詩的幾種形式》（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兩本書都令文學界刮目相看，證明他不是靠小聰明一次成名的懶散才子。他率先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與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結合，證明田園詩這種中世紀的想象範式，在複雜的現代，可以被襲用，效果是複雜與單純之間戲劇性沖突。這樣，他就跳出了新批評的狹窄形式論。
在日本時，他已經開始寫一本新作《佛的諸相》（TheFace of the Buddha），這是燕蔔荪唯一一本關于東方的書。燕蔔荪對佛教著迷，原因是他的強烈反基督教立場 ：“佛教比基督教強的地方，是它擺脫了新石器時代留下的人祭犧牲狂熱。”應當說，這是一個極爲出色的見解。可惜此書手稿在戰時失落，不然將是一部比較文化研究超凡絕俗的著作。
一九三七年，燕蔔荪回到東方，想完成此書。但日本的軍國主義狂熱，已經使燕蔔荪這樣不過問政治的學者都難以忍受。燕蔔荪決定舍日本而取中國，到北京大學任教。他到達北京，正好落入七七事變後的圍城。平津諸校南遷，燕蔔荪與瑞恰慈夫婦由海路南下到香港，隨即趕到長沙加入西南聯大。爲躲避轟炸，西南聯大在長沙西南二百裏的南嶽村複課。三年級修的“莎士比亞”課連書本都沒有。燕蔔荪上課，憑記憶在黑板上默寫了整出《麥克白》，一時傳爲佳話。據巫甯坤回憶，是整部《哈姆雷特》。據趙瑞蕻回憶，是“整段整段《奧賽羅》，還有喬叟和斯賓塞”。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 ：在長沙時期，燕蔔荪上課，的確只能憑記憶。趙瑞蕻先生說戰事倥偬之中，上燕蔔荪的課，讓人恍然覺得如身臨秦火之後，天下無書，儒士只能靠整部背誦經書授徒。燕蔔荪成爲西南聯大傳奇人物，還因爲他的詩人風度 ：極端不修邊幅，而且好酒貪杯。有一夜倒上床時，把眼鏡放在皮鞋裏，第二天踩碎了一片，只好“半壁江山，堅持抗戰”。
由于他上課精彩，燕蔔荪與聞一多、吳宓、馮友蘭一樣，成爲課前學生必然演出搶座位鬧劇的熱門教授。聯大繼續南撤到昆明，燕蔔荪跟著長途跋涉。在昆明，依然幾乎無書，燕蔔荪曾南下新加坡解決書籍問題。回到昆明，發現飯堂剛被炸毀，幾乎餓飯。
燕蔔荪後來回憶說，如此的流亡大學，可能西方人認爲不夠水准。然而，他用他的親身觀察作證，理論物理教授的學術水准很先進，農學院收集研究了兩千種小麥，最沉重難搬的工學院設備，都比香港大學強。純科學研究也很受重視，流落到雲南，社會人類學者反而興高采烈。而他的課，“讓學生爲玄學派詩人唐恩瞠目結舌，肯定是戰時的絕妙職業”。
趙瑞蕻教授回憶說，在昆明時，西南聯大到了鼎盛時期。當時外文系開一門“歐洲名著選讀”，由十幾位教授，各以一堂課講一本書。師資陣容如此強大，恐怕在中國教育史上，空前絕後。而燕蔔荪貢獻的，是講《堂吉诃德》。就燕蔔荪對複雜意義的偏好而言，此書的確是最佳選擇。而西南聯大兩年，也給燕蔔荪留下最美好的記憶。他在文章《戰時大學》中問道 ：“你能想象牛津與劍橋搬到英格蘭西北僻鄉，合並成一個學校，而不爭不吵？”中國知識分子的敬業合作精神，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我記得聽已故的王佐良教授說，西南聯大給他的最深印象，是從來沒有爲“權位”（placement）爭吵，足以印證燕蔔荪的觀察。可惜，一九三九年，歐洲戰事開始，燕蔔荪坐不住了，趕回英國。他向聯大校方“因戰事請長假”，暫時離開，還算這個大學的人。
在英國，燕蔔荪進入 BBC 廣播電台工作。一九四一年起，207繼奧威爾任中國部主編，該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詩集《風暴將至》（The Gathering Storm）。戰後，一九四七年，燕蔔荪已婚並有兩個兒子，全家遠途“回到”北京。在中國，孩子們堅持上本地小學，幾年後小兒子雅可只會漢語，不會英語了。
當時形式分析的“新批評”學派風靡英美大學。芝加哥大學的克蘭（R. S. Crane）、奧爾森（Elder Olson）等教授，主張與新批評不同，形成“新亞裏士多德學派”，雙方激烈爭論。當時新批評的幾位主將在耶魯任教，因此，這場爭論，文學史上又稱“芝加哥—耶魯之爭”。新批評主張一切從文本分析出發，而芝加哥學派認爲這是“批評一元論”，他們認爲“體裁”等文本間的關系，是決定如何解讀任何作品的先行條件。
過了半個世紀，現在回顧，芝加哥大學的這批學者，觀點是對的。把《莊子》當作哲學還是文學，把《水經注》當作地理還是文學，讀起來大不相同—不可能有脫離“體裁規定性”的閱讀。但是當時，新批評如日中天，我可以想象新批評主將燕蔔荪的親炙弟子穆旦，在芝大面臨的猶疑。巫甯坤回憶說，一九五〇年他回到北京，見到當時尚在京的燕蔔荪。他剛在芝大學過奧爾森指名批判他的長文，希望聽聽燕蔔荪的意見，燕蔔荪只說了一句“沒聽說過這個人”，就掃蕩一淨，何等幹脆！
不巧的是，抗戰後燕蔔荪又逢上中國的另一次戰爭。燕蔔荪能在如此環境中保持幽默感，真是不容易。一九四八年，新批評派的基地美國肯庸學院舉行討論會，邀請燕蔔荪夫婦參加。燕蔔荪一生難得參加國際學術會議，這次是遠飛而去。那時買機票已是大難事，“用支票不行，銀行過賬一天，錢又不對了。所以我們扛了一大提包的大額票子到航空公司，四個職員點了一天，黃昏時終于明白還少兩百萬，趕快去銀行提出補上。最後打字的紙，比同樣大小的錢稍貴些”。
在如此氣氛中，燕蔔荪留下與北大師生一起“迎接解放”。甚至朝鮮戰爭爆發，志願軍已與英軍在朝鮮對陣，燕蔔荪也不願意離開。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只是因爲中方無意延訂合同，他才很不情願地回到英國。
燕蔔荪第二次在中國期間，寫成了他自認爲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複雜詞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此書極具野心，試圖一舉解決語言學與社會學的結合問題。他指出，一個社會解決實際問題的方式，主要靠對詞彙的理解，這比公開聲明的教義之類重要得多。而社會的發展，也就是詞彙理解的發展。應當說，這是早于福柯二十年提出了福柯思想的基本命題。可惜，此書寫得過于深奧，實在難懂。而且英美思想界，當時還沒有接受此理論的氛圍。不過此書之難，也挽救了它 ：手稿托一個英國朋友帶出中國，在海關被扣。幾個翻譯研究了大半天，也沒有弄懂究竟內容是否反動，最後發還，一九五一年，在倫敦出版。
燕蔔荪回英後，在一個較小的大學謝菲爾德大學任教二十多年，一直到他去世都沒有離開。我想燕蔔荪的劍橋經驗，以及他的個性，使他永遠不願意進入英國的主流大學。如果不能遠避到中國，就只好去外省大學。他不是理想主義色彩很強的人，盡一切可能遠離政治。因此，二戰期間BBC 的對華廣播工作，使他極不舒服，戰爭一結束就趕快離開。對他來說，保持心智的獨立，是最重要的。英國一流大學中的學術地位名聲，根本落不進他的視線之內，無怪乎他的幾本著作，都是孤標一格，學術上分量很重，極難讀，卻絕無學究氣。
因爲同情中國革命，燕蔔荪在英國被公認爲左派，卻在一九七九年受封爲爵士。近年由于弗蘭克·克默德（FrankKermode）、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等英美批評界領袖的傾心推崇，燕蔔荪曆史地位更高。克摩德贊賞燕蔔荪的詩“字謎般複雜”，布魯姆認爲燕蔔荪之偉大，在于其理論與其人品一樣“精怪”（eccentricity）。
寫詩時，燕蔔荪可以說惜墨如金。一九五五年出版的《詩合集》（Collected Poems），總共四十首，大部分是早年之作。他的詩可以說是他的理論的延續，寓意多重，晦澀難懂，在英國現代文學史上獨成一家。他的詩風，對他的西南聯大學生輩詩人如穆旦等人，明顯有極大影響 ；與他的同事，如卞之琳，互相得益甚多，至于中國的英美文學學者，幾乎一代人全受到過他的教益。
燕蔔荪寫到中國的詩有五首。其中《中國》（“龍孵化出毒蛇……”）一詩，象征綿密，實際上在比較中日兩種文化。《南嶽之秋》是燕蔔荪唯一一首長詩，有四百多行，是在談戰爭中的西南聯大，寫得從容輕快。全詩娓娓而談，似乎是與中國同事飲酒聊天，只是思想跳躍極快。“確實，我奔跑，我逃亡，帶著希望，帶著信任。”說到南嶽，“對佛是神聖的。山自己就是神，騎坐在兩個命運上”。看著巍然崇山，他說想起葉慈詩句 ：“靈魂記得它的孤獨，在許多搖籃中顫抖。”燕蔔荪堅信的是，中國將在此搖籃中獲得新生。燕蔔荪自四十年代起，就不再寫詩，只是偶然落筆。一九五二年離開中國前，寫了一首《中國謠曲》，起頭是“他見過了香香姑娘，正要回遊擊隊上”，以《王貴與李香香》起意。但香香的告別，竟是元俚曲“捏一個泥人”的反複變化延伸，寫得纏綿明朗，讀來是本色民歌。寫詩時，燕蔔森是個妙人。
一九八三年九月，巫甯坤教授有機會到英國訪問七十八歲高齡已經退休的燕蔔荪，兩人細說聯大北大同事別後的坎坷生平，感慨萬端。巫甯坤邀請燕蔔荪重訪北京，而且“不必演講”，不料燕蔔荪回答說 ：“我喜歡演講！”可惜，這個在中國演講了半輩子的二十世紀大學者，第二年就去世了，沒有像他的老師瑞恰慈那樣，有在中國作最後一輪演講的機會。這是燕蔔荪的遺憾，更是中國學界—例如當時正在研究燕蔔荪的我—極大的遺憾。
（本文許多轶事，是聽王佐良、卞之琳、巫甯坤等前輩“閑談”所得，無法加注，卻信實。）
本文原載于《符號學論壇》
編輯︱王孔
視覺 | 歐陽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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