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 綜合報道】
今天（18日）上午，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電視轉播畫面中，幾張外國人的面孔出現在主席台上。
大會上宣讀了100位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及10位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的人物名單，習近平等領導同志爲獲獎人員頒獎。這幾位外國人正是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的獲得者之一。
上圖左起：克勞斯·施瓦布，羅伯特·庫恩，阿蘭·梅裏埃，斯蒂芬·佩裏
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圖片來自聯合早報
阿蘭·梅裏埃（1938年7月10日－）：助力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和對外合作的開拓者
阿蘭·梅裏埃，畢業于法國裏昂醫學院，梅裏埃基金會主席，法國生物梅裏埃集團總裁。梅裏埃家族至今在法國政商界擁有至高地位，其曆史也是人類和病毒較量的百年曆史縮影，這個家族爲醫學界所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將疫苗實現工業化生産。100多年前，法國微生物學家路易·巴斯德因爲發現細菌而聞名天下。當時擔任巴斯德助手的馬塞·梅裏埃是梅裏埃集團的創始人。1897年，馬塞設立梅裏埃研究所，從事結核病、破傷風等傳染病的研究，爲日後法國生物醫學的發展奠定基石。
“1978年我第一次來中國，那時往返中國和歐洲的航班每周只有一班，周六抵達，周六出發的瑞士航空；北京當時的涉外酒店只有一個友誼飯店；那時馬路上還都只有自行車。”
植根中國30多年來， 阿蘭·梅裏埃做出過兩個重大決定，一是選擇直接與中國政府衛生部門合作，比如參與非典和禽流感等中國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二是“在中國研發，到中國建廠”。最令阿蘭·梅裏埃自豪的是，幫助中國在武漢建立起亞洲首個P4級別高等生物安全實驗室。據統計，目前該級別的P4實驗室數量不超過20個，大多位于歐美發達國家。
這個項目是按照梅裏埃在裏昂的P4實驗室的模板建設的。從2004年SARS爆發後，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訪華時提出，到2015年初竣工，並于今年初正式運作，前後跨越14年時間，也傾注了阿蘭·梅裏埃的全部精力。他特意選擇在中法建交50周年、又恰逢自己的“幸運年”——馬年之際，將這份厚禮交付給中國。
裏昂P4實驗室是由梅裏埃家族出資建設捐給法國政府的，也是當今技術最先進的P4實驗室，目前主要由巴斯德研究所等機構使用。中法合建武漢P4實驗室，頂著發達國家巨大的壓力，阿蘭·梅裏埃爲此幾乎動用了自己全部的法國政界關系，最終說服法方與中方合作。當記者問他爲何要在重重壓力下幫助中國建P4實驗室，阿蘭·梅裏埃開玩笑說道，“我想我是這些法國人當中流淌著最多中國血液的那個人。”
他信心滿滿地表示，“我是想P4能夠成爲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典範，始于裏昂，抵達武漢。目前這個項目開展得很順利，我認爲是非常成功的，不僅對于中國，對全球也將發揮重要貢獻。”
阿蘭·梅裏埃今年80多歲了，還是每年都來中國。“每次來中國，我都有種回家的感覺。”“這一方面是因爲中國領導人總是讓我感到被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爲我的孩子們和很多中國朋友建立起了友誼。”阿蘭·梅裏埃也會經常與孩子的朋友們見面，看到他們，他仿佛就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一般高興。
在看到如今中國的發展時，他坦言自己不了解了大數據、人工智能，“這超出了我的認知範圍了。我認爲這方面要向中國學習，中國的發展速度非常快。”但他表示，“生物梅裏埃中國，我給它的目標是應該成爲中法的企業，而不是法國企業的一個分公司。我們必須要開放，不管國與國之間在文化、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有多大，但是科學無國界，合作才有未來，不開放就會止步不前。”
威爾納·格裏希（1920—2003）：我國改革開放的第一位“洋廠長”
1985年，威爾納·格裏希和武漢柴油機廠員工一起擬定全廠勞動工資的改革方案。
威爾納·格裏希出生于德國巴符州曼海姆市，畢業于德國達姆斯塔航空技術工程師學校，曾擔任過德國某車輛制造管理總局和某飛機發動機制造廠負責人。
1983年7月8日，鄧小平同志發表“利用國外智力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談話，明確提出把引進國外智力作爲一項重要的戰略方針，作爲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1984年8月，格裏希作爲聯邦德國退休專家組織派往武漢的第一批3個外國專家之一，來到武漢柴油機廠擔任技術顧問，爲期4個月。
武柴是新中國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機的誕生地，是全國首家擁有上萬台生産能力的農機骨幹企業。但當時面臨著與大多數國營企業一樣的問題。當年10月的一天，他自言自語地說了句：“如果我是廠長，決不允許這種現象存在，一定要加強管理，提高産品質量。”
翻譯聽到這句話後，向時任武漢市外辦主任丁華彙報情況。“好，就讓他來當廠長。”丁華一錘定音。1984年武漢市政府聘請格裏希擔任武柴廠長，任期爲1984年11月1日到1986年11月4日，成爲中國國企第一位“洋廠長”。當時，國外評論稱，格裏希當廠長是中國對外開放和改革進程中“一件令人吃驚的新聞”。
在擔任武漢柴油機廠廠長期間，格裏希大膽改革、從嚴治廠，引進國外以質量、市場爲核心的管理理念，改變了工廠管理落後、質量低劣的面貌，使柴油機實現向東南亞7個國家批量出口，開創了全國引進國外管理型專家的先河，對我國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産生了強大沖擊。
爲了提高産品質量，格裏希每天背上工具包逐個車間巡查；爲了解決管理上人浮于事的情況，格裏希免去了嚴重失職的總工程師和檢驗科長的職務，將一批能幹的技術人員調到質檢部門，質檢人員甚至擁有與廠長同等的質量否決權；爲了調動員工積極性和責任心，格裏希在1985年初提出了結構工資制，在此制度下，職工的工資隨著工齡的延續、崗位的變遷、工作成果的變化而升降，每兩個月浮動一次。
不過他的改革方案也曾受到抵觸。1986年11月，格裏希在卸任後曾對一位國務院領導感歎說：“中國人當廠長肯定比我的困難要多，因爲我當領導，中國給予我關照。我希望武漢市政府像支持我一樣支持中國廠長。”
在他卸任這一年，武柴的業績發展到一個空前規模：柴油機氣缸雜質從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內，居國內領先水平；廢品率由30%至40%降到10%以下；向東南亞7個國家出口，創彙超過百萬美元。
此後，格裏希又多次來華。1993年4月，格裏希重回武漢，先後三次來到武柴，但武柴的産品質量令他不甚滿意；2000年6月生前最後一次訪問武漢，多次要求“回武柴看看”，但隨行人員怕他接受不了武柴已于1998年破産的事實，找了各種托辭才隱瞞下來。
格裏希撰寫的26萬字的企業機構設置和勞動重組方案，得到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的重視，並獲譽“質量先生”。1986年5月，格裏希被授予在華永久居留權資格，成爲來武漢外籍人士中獲此榮譽的第一人。1987年5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批准，格裏希受聘爲武漢大學榮譽教授。1987年7月，聯邦德國政府授予他聯邦十字勳章。1994年，武漢市政府授予他“黃鶴友誼獎”。
1987年，時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在爲《格裏希在武柴》一書做的序言中稱，“洋廠長從嚴治廠的經驗，受到我國企業界的普遍贊賞，引起了國外人士的關注。他成爲我國引進國外智力政策取得成效的一個典型。”
2003年4月17日，格裏希在德國去世。2005年4月17日，武漢市和德國的杜伊斯堡兩市分別豎立格裏希的銅像。特地從德國趕來參加銅像揭幕儀式的格裏希夫人稱，“格裏希生前的遺願就是，把骨灰撒入長江，看著中國崛起，伴著武漢成長。這個願望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實現。今天，銅像彌補了他的遺願，我的丈夫終于可以和他魂牽夢繞的武漢永遠在一起了。”
克勞斯·施瓦布（1938年——）：促進我國對外經濟交流合作的國際活動家
克勞斯·施瓦布出生于德國拉芬斯堡，後加入瑞士籍。他于1971年倡議創建了世界經濟論壇，並擔任論壇主席，隨著影響力的不斷擴大，1987年改爲世界經濟論壇，定在每年的一月末在瑞士小鎮達沃斯舉行，此外還擔任聯合國發展規劃委員會副主席。
1978年，施瓦布敏銳地感到中國將會發生巨大變化。1979年，他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並積極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參加瑞士達沃斯論壇。當時，中國派出第一批代表團成員，邁出了融入世界經濟的步伐。
1981年，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企業聯合會已開始在北京舉辦年度“企業管理國際研討會”，此後一直延續下來。在這個世界經濟的最頂級論壇上，中國的分量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如今世界經濟論壇日內瓦本部專門成立了中國組。而這個論壇組織在全球除了日內瓦之外，設了兩個辦事處，一個在北京，一個在紐約。2007年，施瓦布又創建夏季達沃斯論壇，定在每年六月或九月在中國天津或大連舉行。
“經過多年的發展，世界經濟論壇把目光投向新興經濟大國和成長型公司，而中國已成爲新領軍者之一。”施瓦布曾斷言：“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完全可以肩負起更多的全球責任。”
松下幸之助(1894年11月27日—1989年4月27日)：國際知名企業參與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會見松下幸之助（前排右一）。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著名跨國公司“松下電器”的創始人，被人稱爲“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先生是最早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的國際友人之一。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在參觀松下電器公司茨木工廠時，已83歲高齡的松下幸之助親自到工廠門口迎接。鄧小平在展廳參觀了雙畫面電視機、高速傳真機、漢字編排裝置、錄像機等産品，並揮毫題詞：中日友好前程似錦。就在這次訪問中，鄧小平對松下幸之助說：“松下老先生，你能否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幫點忙？”松下當即允諾，願爲中國實現現代化提供協助。
在改革開放的大幕剛剛開啓時，松下幸之助曾兩次訪華，松下電器成爲中國首個日本投資的外企公司（北京松下顯像管），開始陸續在中國投資，把松下在中國的事業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融爲一體。從電子材料到零部件，從部品到整機，從家用電器到工業機器，到目前爲止，在中國進行的技術合作項目160多項，建立合資獨資企業53家（上海7家公司），總投資近15億美元。
大平正芳（1910年3月12日——1980年6月12日）：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我國改革開放的政治家
1979年12月，大平正芳（中）訪華期間參觀陝西省博物館。
大平正芳，日本政治家，曾任日本首相。一生中，四次踏足中國。第一次到中國是29歲那一年。1936年大平正芳大學畢業進入大藏省（日本主管財政、金融、稅收的中央政府機關），3年後被派往位于張家口的興亞院蒙疆聯絡部。當時，中國的滿目瘡痍、貧窮落後讓他感到震驚，日本軍隊的野蠻行徑也令他深感厭惡。
第二次來到中國是30多年後。1972年9月，大平正芳作爲外務大臣，隨首相田中角榮訪華。這次訪華拉開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序幕。在談判過程中，大平正芳的真誠努力，起到了極爲關鍵的推動作用。
當時，中日雙方爭議的焦點，一是台灣問題，二是日本侵略中國的那段曆史。田中角榮到達北京當晚，在歡迎宴會上發表演說時有句話是：“過去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對此，我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如此輕描淡寫的致歉辭，讓戰爭中飽受傷害的中國人無法接受。隨後的兩次會談中，周恩來總理都表示對這句話非常不滿。
眼看這次訪問就要無功而返，大平正芳提出去長城參觀的路上想與姬鵬飛外長同車。當時車中情形，擔任翻譯的周斌在《大平正芳印象》一文中有詳細的記述。
車一發動，大平正芳就發表了一通懇切的長談：“姬部長，我和你同歲，都在爲自己的政府不斷爭論。我們雙方首先看重的，都是維護自己國家和國民的利益。想來想去，我覺得，現在問題的焦點和要害，在于如何看待那場戰爭。坦率地說，我個人是同意貴方觀點的。我大學畢業進大藏省工作後，曾受命到張家口及其附近地區作過社會、經濟調查，爲期一年十個月。那是戰爭最慘烈的時期。我親眼所見的戰爭，明明白白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可以說不存在任何辯解的理由。但是，我現在只能站在日本政府外務大臣的立場上說話。考慮到日本當前面臨的世界形勢，加上又與美國結成的同盟關系，兩國政府的聯合聲明，完全按照中方要求來表述，實在是太難太難了。這一點如果得不到貴方理解，那我們只能收拾行李回日本了。”
“田中首相在戰爭後期也被征兵，到過牡丹江，不久就患病被送進了陸軍醫院治療，他沒有打過一槍戰爭便結束了。但他也熟知那場戰爭，觀點同我一樣。”
“雖然不能全部滿足中方要求，但我們願意做出最大限度讓步。沒有這種思想准備，我們是不會來中國的。既然來了，我們就會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身生命來幹的。如果這次談判達不成協議，田中和我都難于返回日本。右派會大吵大鬧，興風作浪，黨內也會出現反對呼聲。田中和我都是下了決心的，這些都請你如實報告周總理。”
大平正芳的這番坦率表態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最後，他提議的“日本國政府對過去日本通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災難，痛感責任，深刻反省”這句話爲中方接受，寫進了兩國政府的聯合聲明。
當時，日本政壇派閥林立鬥爭不斷，大平正芳的表態讓日本的反對派勢力極度不滿。1974年，大平正芳再次親赴北京進行航空協定談判，臨行前不斷接到恐嚇，不得不隱匿行蹤，乘坐普通航班繞道香港，最終平安抵達北京。
大平正芳最後一次來中國是1979年12月，這一次是作爲日本首相，來華商量如何加強兩國多方面的合作。抵達北京的第二天，他見到鄧小平，詢問起中國的現代化藍圖。很多年後，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領導人時不止一次地提起這次談話，“自從1978年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重點搞經濟建設，一心一意搞四化，但是實際上達到什麽程度，步子怎麽走，心中還沒有數。大平先生提出的這個問題，把我問住了。我有一分鍾沒有答複。”
“提到這件事，我懷念大平先生。我們提出在本世紀內翻兩番，是在他的啓發下確定的。”“翻兩番、小康社會、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些都是我們的新概念，是在這次談話中形成的。”
大平正芳還正式向鄧小平提出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經濟援助，1979年以來的27年中對中國建設發生了巨大作用。改革開放初期，日本每年向中國提供長期低息貸款和一定金額的無償援助，第一筆貸款就是在大平正芳任首相期間落實發放的。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接受的首筆雙邊政府間貸款，時間長、利率低、數額大、沒有附加條件，對于當時百廢待興、資金短缺的中國來說，是一筆至關重要的外彙來源。貸款持續長達近30年，一直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曆程。
北京會談後，大平正芳還遊覽了西安，以示對中日文化淵源的重視，並寫下意味深長的四個字——“溫故知新”。面對西安民衆的鼓掌歡迎，他開心地對妻子開起了玩笑：“應該把選區搬到西安來，不用拼命競選也能贏了。”
半年後，大平正芳辭世。鄧小平會見日本外相伊東正義時說：“大平正芳先生的去世，使中國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對我個人來說，也是失掉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盡管他去世了，中國人民還會記住他的名字。”
李光耀（1923年09月16日——2015年03月23日）：推動新加坡深度參與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政治家
1978年11月12日，李光耀在新加坡機場迎接到訪的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
李光耀，新加坡華人，祖籍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高陂鎮黨溪鄉，畢業于新加坡萊佛士學院，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創始人之一。曾任新加坡總理(開國元首)。
李光耀在70年代末開始與中國大陸交往，雙方都放棄了60年代時敵對的政策，李光耀會晤過會晤過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多位中國領導人，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制定方面有重要影響。
有學者總結，李光耀曾助力推動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早在1978年，中國改革開發前夕，鄧小平就曾去新加坡考察，從李光耀那獲得啓發，學習新加坡發展經濟和治理國家的經驗，並由此堅定了改革開放的決心和信心。
上世紀90年代，李光耀退居二線，但仍然在推動中新的第二輪合作，即新加坡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建立了蘇州工業園區，由此通過帶動一個城市的發展，進一步拉動了長三角經濟的飛速發展，開創了國家經濟合作新模式。在本世紀初，李光耀又推動了中新第三輪合作，建立了一種更加環保、更具生態意義的經濟模式，即在天津建立了新加坡生態工業園區，將一種新的生態經濟模式引入中國。
李光耀曾表示，中國自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政治穩定，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不僅造福中國人民，也爲地區和世界和平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胡安·安東尼奧·薩馬蘭奇（1920年7月17日——2010年4月21）：我國奧林匹克事業走向世界的推動者
2007年6月24日，何振梁（右）與薩馬蘭奇在第十三屆世界奧林匹克收藏博覽會開幕式上，共同欣賞2008年奧運會火炬“祥雲”。
胡安·安東尼奧·薩馬蘭奇，國際奧委會終身名譽主席，曾擔任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長達21年，任內成功推動奧運會商業化，讓國際奧委會脫離財政危機。
1984年洛杉矶奧運會上，他親手頒發中國在曆史上獲得的第一枚奧運金牌。薩馬蘭奇長期關心和支持中國的體育事業，爲中國1979年重返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以及中國成功申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做出重大幫助。薩馬蘭奇對中國懷有非常友好的感情。他曾不止一次說過：“我的真正朋友在中國。”
斯蒂芬·佩裏：中英友好的傳承者、中英經貿人文交流的促進者
斯蒂芬·佩裏，英國“48家集團俱樂部”主席，倫敦出口有限公司常務董事，對促進中英友好關系有著傑出貢獻。
1950年，英國成爲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之一，但是中英關系很快因朝鮮戰爭而轉變爲對立、凍結狀態。佩裏的父親正是被譽爲中英關系“破冰者”的傑克·佩裏。1953年，時任倫敦出口公司董事長的傑克·佩裏帶領一批英國工商界人士，率先打破西方世界對新中國的封鎖，克服重重困難，與中國開展商貿往來。翌年，48家有志開展對華貿易的英國公司創立“英中貿易48家集團”，並于1991年更名爲“英國48家集團俱樂部”，60年來一直致力于對華友好合作。
斯蒂芬·佩裏曾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稱，“我父親在去中國之前，曾在劍橋大學見過周恩來總理派來的代表，其中包括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冀朝鼎先生。他們說需要我父親的幫助，來打破中英之間的貿易壁壘。”
“隨著家裏和中國開展商貿往來，我們和西方國家的關系也隨之破裂。我們遭到孤立，周圍的人都在議論我的家庭。當時我還只是個孩子，這對我來說很不容易。”“我記得有個美國小男孩和我住同一條街，我們玩得很好，可是他父母卻從來不和我父母說話。”
盡管遭到質疑、排擠，老佩裏仍堅持致力于發展中英經貿。1954年，中英達成互派代辦協議，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1972年，雙方關系升格爲大使級外交關系。正是那一年，佩裏第一次跟隨父親來到了中國，“我第一次去中國是因爲尼克松總統訪華，他們需要我們幫助介紹中國。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幫中美准備具有破冰意義的商貿協議，這令人非常激動。”
這次訪問讓佩裏對中國感觸頗深。要回英國時，他從深圳拖著行李穿越大橋前往香港，突然感到依依不舍，“我承認，我被中國牢牢地吸引住了。” 此後，佩裏先後200多次到訪中國，親眼目睹了中國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繼承了父輩的“破冰者”精神和促進中英經貿交流的事業。
佩裏還積極促進兩國文化交流。1977年，他首次將英國足球俱樂部介紹到中國；上世紀80年代，他爲中國煙草業引進技術、開展合資合作牽線搭橋；他還是將西方音樂劇引進中國的第一人，努力促成了安德魯·韋伯的音樂劇《貓》在中國首演。
48家集團作爲中英關系史上的一段佳話由佩裏延續到了今天，2008年,48家集團俱樂部成立“青年破冰者”組織，旨在促進兩國年輕人之間的交流。佩裏的兒子——與祖父同名的傑克·佩裏就是“青年破冰者”組織中的一員。
在斯蒂芬·佩裏看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令人印象深刻，相信未來前景光明。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前無古人的、能夠引領世界經濟百年可持續增長的項目。它將引領全球經濟增長進入22世紀。它通過建設最新的基礎設施，促進城市和農業可持續發展，進而引領全球的商業貿易和經濟發展。它將創造可持續的發展，增強世界各國融合與溝通。
莫裏斯·格林伯格：倡導並推動中外經貿合作和中美友好的企業家
莫利斯·格林伯格是美國國際集團(AIG)原總裁，1969年格出任AIG公司的CEO，任職期間加速了公司的全球擴張。
AIG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1919年由康那利斯·斯達在上海創立，在二戰期間離開中國。所以很多人說AIG現在在中國的經營是回到故鄉。格林伯格和AIG也因此對中國有著特殊的感情。
1980年，AIG重返中國，在北京開設了一家代表處。1992年，AIG獲得了第一張中國授予外國公司的保險營業執照。爲了開發中國市場，格林伯格先後訪問中國幾十次。格林伯格對中國多年來一直密切關注，他對中國問題有著深刻的理解。毫無疑問，格林伯格應該是真正了解中國的美國人之一。在中國，AIG與中國工商銀行、民生銀行、平安保險等機構進行了一系列合作。自1975 年11 月首次率團訪華以來，格林伯格至今仍保持著每年訪問中國三次以上的頻率。
值得一提的是，27年前，在格林伯格的主持下，史帶基金會(Starr Foundation)以51.5萬美元從Paris Gallery處購得1900年被八國聯軍盜取的頤和園萬壽山佛香閣西側銅亭寶雲閣的十扇銅窗，並將其無償歸還中國；2017 年，年逾九十的格林伯格全力推進“中國大熊貓入住紐約”(The Pandasare Coming to NYC)項目，希望在2020 年前迎接兩只中國國寶進入紐約中央公園。
2016 年12 月，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Relations)爲格林伯格頒發終身成就獎，以肯定和表彰他對中美建設性關系作出的努力和貢獻。另一名獲獎者爲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
羅伯特·庫恩（1944年－）：致力于向世界講述當代中國的國際友人
2015年5月28日，在美國紐約，羅伯特·庫恩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研討推介會上發言。
庫恩博士是花旗集團全球投資銀行的高級顧問，專職負責跨國公司策劃並執行在華戰略，包括並購活動。他還與中國主要企業合作，對它們在資本市場上進行融資、重組及並購活動提供便利。他致力于向世界講述真實的中國，尤其關注中國的改革開放，被稱爲“美國的中國通”。
上世紀八十年代，庫恩應中國國家科委的邀請首次訪華，此後對中國産生濃厚興趣，頻頻來往于中美之間。他曾作爲策劃和總制片人，與中央電視台合作拍攝了8集電視系列片《資本浪潮》，播出後引起巨大反響，這是中國第一部有關資産重組的電視系列片。
1997年開始，曆時3年出資150萬美元拍攝英文電視紀錄片《來自中國的聲音》，在美國全國公共電視網的357個電視台同時播出，這是一部介紹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變的片子。庫恩稱，許多美國人看後告訴他，你向我們展現了一個真實的中國，“一些人出于無知的驚訝真令我著急。”接著，他動員許多美國大公司贊助和支持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和文化部主辦的2000年“中華文化美國行”活動。
2000年，庫恩收看了江澤民接受美國哥倫比亞電視網《60分鍾》節目主持人華萊士的電視采訪，決定“通過真實的人物傳記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的中國。”2005年《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正式出版。
當時在談到寫作動因時，他稱，“盡管中美關系解凍已經有幾十年了，但美國人對中國的偏見和誤解仍然存在，這種偏見的嚴重程度有時真令人感到憤慨”，“今天的中國，不僅成爲世界的強國之一，也非常穩定，同時成爲全世界的引擎。在政治上，更被外界視爲世界穩定的力量之一，這種變化是巨大的。”
2009年，庫恩的又一本新書《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出版。這是回顧和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回顧和紀念的一本書。在長達6頁的後記裏，庫恩用4頁紙的篇幅羅列了近200位受訪官員名單。在致謝名單裏，排在第一位的是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接下來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中宣部部長劉雲山、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甯和各部委、各省份的官員名單。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庫恩認爲，“一帶一路”建設有助于推動世界多極化，推動和平發展，加強人文交流，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同中國的長期外交理念是一脈相承的。中國要在多極化不斷發展的世界中開展“大國外交”，除了依靠自身實力，還必須提出“一帶一路”這樣世界需要、又有道義感召力的倡議。“古絲綢之路沿線2000多年的交流史說明，只要堅持相互信任、平等相待、包容共贏、互相學習，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國家可以和平相處、共同發展，而這正是‘一帶一路’所傳達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