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特別倒黴呀？在香港這一年過得可真心酸。”微信電話的那端，90後上海女孩曉君自嘲道。去年，她進入香港城市大學傳播與新媒體學院攻讀研究生。誰知道憧憬中的校園生活與現實差了十萬八千裏：先是遇上修例風波，後來又碰到新冠疫情，還沒安安心心地在香港學校讀幾天書，就開始寫論文、打包行李准備回家。
學制短、費用低、離家近，再加上東西文化交融，長期以來，去香港讀研究生甚至留在當地工作，成了像曉君這樣內地生的理想選擇。然而，隨著香港政治環境、社會氛圍及經濟形勢變化，走這條路似乎不再那麽理所當然，“我身邊內地同學很多去對面深圳工作，留下來的只有一兩個。”
“算不算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是來讀書的，怎麽變成逃難的了？”時至今日，曉君依然忘不了去年11月逃離香港時的那一幕。“那天（12日）晚上9點決定走，（13日）淩晨1點整理好行李，5點出發去高鐵站。”不到到6點，她就來到西九龍高鐵站。
眼前的畫面讓她震驚了，高鐵站外滿是在等6點車站開門的人，一臉焦慮與疲憊的樣子，從裝束來看是學生模樣。顯然和她一樣，是離開香港暫避危險的內地生。購首班高鐵票、出香港關、進深圳關、登車回內地，“當我踏上深圳土地那一刻，我差點就哭了出來”。
日子還要過，書還要讀。今年1月中旬大學開學，曉君重回香港校園。從外表看，被黑衣人破壞的城大校園幾乎恢複原樣，即便有幾處沒修好的角落，也暫時用木板、帆布“包裹”起來，然而，細心的她還是看出一些不一樣。比如，校門口悄然豎起了閘機，只有憑城大學生證才能刷開門禁，而在之前所有人都能自由進出校園。
還有，就是欲說還休的內地生與本地生關系。攻讀城大傳播學院研究生學位的七成是內地生，用曉君的說法，原本兩地同學關系就不太親密，如今更是難有交集，“算不算最熟悉的陌生人？”新聞學課程一定會涉及政治問題，雙方說著說著就爭起來，各說各的道理，結果自然是誰也說服不了誰，不了了之。
當然，也有讓她驚喜的地方。比如，不知道是不是物以稀爲貴，商家對明顯減少的內地人態度似乎好了一點。她去街邊茶餐廳吃飯，原來老板一副“快點吃好、快點走人”的模樣，如今倒也和藹起來，放筷子勺子的聲音輕了下來，還主動和曉君聊聊天，問她從哪裏來，在香港過得如何之類的。
“用餐的客人少了，老板也不用那麽急了。香港整體市場不好，生意做不出來。”在她看來，盡管如今香港街頭標語塗鴉少了不少，但去年修例風波對香港社會、對內地與香港間關系的深層次影響，還遠遠沒有消除。
“有的內地生今年就不來了”
“真是的。天災（疫情）人禍（黑衣人破壞）我都遇上。”曉君一陣陣苦笑。
雖然不認同香港的政治氛圍，但她還是比較認可當地的防疫措施。盡管1月22日本港才出現首例確診病例，但曉君1月9日剛下飛機就收到防範傳單，學校門口保安測體溫，電梯、樓道每天多次消毒，校內隨處擺放免洗洗手液。“看到如臨大敵的樣子有點驚訝。”曉君承認，至少在1月下旬前，她還覺得疫情離自己很遠。
轉折點在今年除夕。那幾天她在新加坡玩，手機上不時傳來港人搶購口罩的消息，于是她特意在當地買了幾盒口罩。初四回港開始，她發現情況嚴重起來，“兩地航班忽然少了許多，機上乘客也稀稀拉拉。”原本春節假期熱鬧非凡的香港機場，瞬間變得冷冷清清，旅客進關需要測溫，所有人都戴上口罩，而在街上有人甚至戴起了防毒面具。去年修例風波時有人用過，如今竟能繼續派上用場，倒也算是讓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壞消息還在繼續。香港首例確診病例居住在九龍黃埔，“我推開窗，就能看到那棟居民樓”。租住在紅磡公寓的曉君開始怕了，從那時起她工作日只出去半天，戴口罩、護目鏡、兩層手套，找人少的超市買生活用品，周末去郊區爬山放松，其余時間就老老實實待在家中。
不出門就不會禍從天降？曉君想到SARS期間淘大花園出現的病毒樓內傳播。盡管管理方保證這棟酒店式公寓屬于新樓，不會出現類似狀況。但她還是將信將疑。“也沒辦法，隨他去吧。”
疫情發生後，學校先停課兩周，之後就開始網上授課。“感覺很不一樣，沒有在學校讀書的儀式感。”不過曉君也發現好處，網課可以回看，如果沒聽清老師的英語教學，可以反複聽幾遍。只是由于嚴格的檢疫規定，有的內地生一個月後才到香港，還有個別人直到現在還在內地上網課。“學業都快結束了，他們可能今年就不來了，或許以後也碰不到了。”曉君有點不舍。
“我不會留在香港工作”
如今香港疫情逐步緩解，“五一”期間街頭暴力再次出現。但見過去年“大場面”的曉君早已見怪不怪，“他們又鬧了？好吧。鬧就鬧呗。只要他們不拿出槍來，我都不怕了。”只是讓她遺憾的是，來港求學前，城大學姐向她推薦了不少本地小館子，只可惜狀況不斷，到了現在都沒去吃成。
今年9月是香港立法會選舉，各方摩拳擦掌，在政治操弄下，社會撕裂只會更加嚴重。而對于即將結束學業的曉君而言，已經把自己從香港社會中摘了出來，更關心的是自己的未來。
“我不會留在香港工作。”除了並不太友好的社會環境外，香港高企的生活成本與並不明朗的未來前景，都是促使她決定離開的原因。這樣的選擇並非孤例。她周圍的內地同學，除了一兩個因爲其他原因留在當地外，大多都會離開香港，其中不少人去選擇對面的深圳就業，“那裏機會比較多，也比較安全，而且離香港很近”。
曉君的計劃則是，先抓緊現在“悶”在家的這段時間，把畢業論文完成，把該整理打包的物件准備好，下個月就回上海開始找實習。疫情讓她耽誤了幾次實習機會，她很擔心能否覓得本專業心儀的崗位：“聽說新聞媒體采編崗位與企業PR職位都很緊張，是這樣的嗎？”
回顧香港的這一年，曉君感歎很是魔幻。“這段奇幻之旅應該會終生難忘。別人四年都遇不到的事，我們這屆學生一年內都碰上了。大家自嘲不是在逃難，就是在逃難的路上。”按香港學校慣例，每年10月舉行畢業典禮頒發畢業證書，這樣研究生學業才算結束。“那時我一定會再去香港，要給自己這坎坷的一年作個交代。”君石說。
（按受訪者要求，文中曉君爲化名，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欄目主編：洪俊傑 文字編輯：洪俊傑
來源：若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