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最大的垃圾填埋場快裝滿了
12月16日，北京朝陽區一小區內，住戶將垃圾袋投放到路邊的垃圾桶。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張玉佳/攝
江村溝垃圾填埋場衛星圖
江村溝垃圾填埋場實拍
填埋、焚燒都只是從末端解決垃圾問題。這個問題上的重要一環，作爲垃圾的産生者——居民沒有參與，只是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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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大的垃圾填埋場，西安灞橋江村溝垃圾填埋場要提前退休了——有人斷定在2019年年底，也有人說會是2020年。唯一確定的是，這個設計運行時間爲50年的家夥，只工作25年左右，就不堪重負了。
這座垃圾填埋場占地超過1000畝，差不多有100個足球場那麽大。從任何意義上看，它都夠大、夠深。但設計者還是低估了垃圾不斷增長的速度。
建成之初，它平均每天填埋垃圾約800噸，設計滿負荷運行時，日填埋量是2500噸。25年間，西安市每日産生的垃圾量增加了15倍。2019年，西安日均産生垃圾達到1.3萬噸，江村溝需要吞下其中1萬噸左右。這裏垃圾堆積最高處有近150米，是西安市地標建築鼓樓的近5倍。
在它之前，已有多個城市的垃圾填埋場提前“退休”，如重慶長生橋垃圾填埋場、廣州火燒崗垃圾填埋場、南京天井窪垃圾填埋場。
垃圾填埋場快裝不下了，垃圾仍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增加。人們不得不打起精神准備一場持久戰——焚燒正在成爲中國垃圾處理的主流方式，這也是發達國家的主流方式。但焚燒不是終點，人類必須尋找新的方式對付自己親手制造的敵人。
最多再過四五年，垃圾填埋場將不堪重負，垃圾無處可填
從高空俯視，江村溝是白鹿原上的一道深溝，因距其不到500米的村落“江村”而得名。這個天然形成的溝遠離都市，周邊人口稀少，地質穩定且難遇山洪，上世紀90年代，被選爲西安市垃圾填埋場。
填埋場1993年4月動工，1994年6月正式投入運行。它是國內垃圾日處理量最大、庫容量最大的垃圾填埋場，也是西安市主城區唯一一座垃圾填埋場。自建成起，幾乎承擔了西安市全部的生活垃圾處理任務。
每天，西安市城六區及長安區産生的絕大多數垃圾，都要在全市100多個垃圾壓縮站處理後被運至此處，傾倒，壓實，每填埋6-9米，覆土，再繼續傾倒。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多名負責垃圾清運的環衛工人了解到，夏天垃圾多時，一天有超過1600車次垃圾運往此處填埋。高峰時，垃圾場門口的垃圾車排隊能有1公裏。
爲了處理14億中國人每天産生的垃圾，這片土地上有超過2000座合法的垃圾填埋場，很多都像這裏一樣超負荷運轉。
1987年啓用的南京市天井窪垃圾填埋場已于2014年停止使用。設計使用25-30年的成都長安生活垃圾填埋場已經3次擴容，場地中央隆起一座“垃圾山”，填滿時間比計劃提前10年。都江堰垃圾填埋場已于2019年6月20日封場，城郊這條45米深的天然峽谷被填得滿滿當當。
2009年以前，北京超過90%的生活垃圾都通過填埋處理，每年僅填埋垃圾就要消耗500畝土地。時任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主任陳永曾表示，當時日産垃圾量爲1.84萬噸，而垃圾處理設施日處理能力僅爲1.04萬噸，“最多再過四五年，垃圾填埋場將不堪重負，垃圾無處可填”。
容量只是填埋場力不從心的因素之一。隨著城市不斷擴張，曾經選址偏遠的填埋場變得離城市越來越近。即使是合法的垃圾填埋場，仍會對周邊地區産生影響。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走訪了西安江村溝垃圾填埋場附近的江村、肖高村，它們分別距離填埋場約500米和1公裏。多名居民告訴記者，每到雨後和夏天的傍晚，整個村子都籠罩在垃圾的腐臭中。
一位老人稱，垃圾場建好後，感覺家裏的水都“變了味”，夏天“碗裏蒼蠅比米多”，“各個時段臭味不一樣”。
村民曾多次向村委反映情況，但情況一直沒有好轉。記者實地探訪發現，即使是溫度接近0攝氏度的冬天，村子裏仍然能聞到陣陣惡臭。
2016年，國家發改委和住建部發布《“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下簡稱《“十三五”規劃》）。2016年至2020年，政府預計實施垃圾填埋場封場治理項目845個，待修複的填埋場土地近7900公頃。
經過填埋處理的垃圾分解速度較慢。有人對某個垃圾填埋場進行挖掘取樣，發現40年前的舊報紙上印刷的內容仍然清晰可辨。垃圾填埋場封場後，還需對該區域進行20-30年的監測和維護，對監管部門是不小的壓力。此後，這片土地也無法再進行商業開發，只能建成生態公園或高爾夫球場。
2016年，人類1年産生的垃圾量是20.1億噸，足可以填滿130個西湖
從流行到“過時”，垃圾填埋場只在中國風光了30多年。在人類與垃圾漫長的拉鋸戰中，這並不算長。
中國最早的垃圾填埋處理標准制定于1988年，衛生填埋場的選址、建設、管理等方面有了標准。也是那以後，中國才有現代意義上的垃圾填埋場。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此前，國內處理垃圾的方式是民間自發集中或各地政府環衛部門集中後，選相對偏遠的位置堆放或掩埋，帶來了嚴重衛生問題，還會汙染周邊大氣和地下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王維平曾在一次采訪中回憶，“1983年的北京，沿著四環這一圈，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個，還有很多小垃圾堆”。
如果沒有垃圾填埋場，這將帶來極大的困擾——今天，北京市每天産生2.6萬噸生活垃圾，如果用載重2.5噸的卡車運輸，首尾相連可以繞北京四環一周。
填埋場那時是人類對抗垃圾的有力武器。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已達99%，接近發達國家100%的水平。但世界銀行的調查統計顯示，在低收入國家，超過90%的垃圾未得到應有處理。
以印度爲例，目前印度的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僅是個位數。在首都新德裏，不管是豪宅、大型商圈還是政府機構外，幾乎隨處可見堆積的垃圾。這裏最高的一座垃圾山高達65米，法院不得不計劃在垃圾上安裝紅色警示燈，以提醒過往的飛機。印度的母親河恒河裏飄滿垃圾，下遊的居民甚至表示，河裏舀出的水可以直接當化肥施用。
但在不斷增強的“敵人”面前，這個武器終于失效了。20世紀80年代，全國城市垃圾年産量約爲1.15億噸。到了2018年，這個數字達2.28億噸，近幾年，它還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長。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市垃圾年産總量將達到4.09億噸。
2016年，全人類1年産生的垃圾量是20.1億噸，足可以填滿130個西湖，平鋪開來可覆蓋4.1萬平方公裏，約等于瑞士的國土面積。
中科院能源所特聘研究員沈劍山2010年指出，在主要依靠填埋處理垃圾的情況下，中國除縣城之外的600多個城市中，有三分之二處于垃圾包圍之中，四分之一的城市已經沒有堆放垃圾的合適場所。截至當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累計堆存量已達70億噸，累計侵占土地超過5億平方米，每年的經濟損失達300億元。
《“十三五”規劃》提出，中國計劃將城市生活垃圾的焚化處理率提高到50%。
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慮，對垃圾進行焚燒處理被視爲比填埋處理更先進、對環境影響更小的手段。焚燒後，垃圾的體積一般可減少九成，重量減少八成，焚燒後再填埋，不僅能有效減少對土地資源的占用，還能控制垃圾填埋帶來的二次汙染。
中國第一座垃圾焚燒廠1988年在深圳建立，這種在過去發展緩慢的處理手段，近幾年進入“快車道”。
根據環保公益組織蕪湖生態中心的不完全統計，截至2019年4月，全國已運行生活垃圾焚燒廠428座，在建216座。2016年和2018年，全國在運行的垃圾焚燒廠數量爲231座和359座。
爲了處理西安市每天超過1萬噸垃圾，當地于2019年11月啓用了位于藍田、高陵等地的垃圾焚燒站。預計到2020年底，西安市5個無害化處理項目將全部投入運營，每天總處理能力達12750噸，可滿足當前垃圾處理的需求。
目前中國人均每天産生垃圾1千克，而處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
焚燒廠的建立和推廣，並不意味著人類在這場拉鋸戰中就一勞永逸地占據了領先地位。
由于垃圾分類工作不到位，垃圾中會混有大量廚余垃圾和塑料。這一方面對于可循環利用的含碳有機物是一種浪費，另一方面容易造成燃燒不充分，産生二噁英等有毒有害氣體，在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難以控制在排放標准之內。
近年來，全國多地都曾有市民反對垃圾焚燒項目的抗議活動。垃圾焚燒項目“環評”需要取得公衆同意，但周邊居民的強烈反對，讓環評幾乎無法通過。此前，南京天井窪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遭強烈反對後，時任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長張東毛表示，現在的處境是垃圾焚燒推不動，更糟糕的是，“我們實在拖不起，拖的結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環境都受到影響。”
而在劉建國看來，垃圾焚燒、垃圾分類都必不可少，但都不是終點，最重要的還是控制垃圾産生的速度。否則，我們將不得不建設越來越多的垃圾處理設施，投入越來越多經濟成本。
據估算，目前中國人均每天産生垃圾1千克，處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而絕大多數居民都沒有爲自己産生的垃圾的處理付費。
“在過去幾十年裏，政府大包大攬的發展模式確實解決了問題，但這條發展路徑的潛力已經快挖掘完了，必須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發展道路。”劉建國說。“填埋、焚燒都只是從末端解決垃圾問題。這個問題上的重要一環，作爲垃圾的産生者——居民沒有參與，只是旁觀。”
“目前扔垃圾太容易了，隨時、隨處都可以扔，也沒有成本，可以講是既不負責，也不付費，因此公民普遍對垃圾‘無感’。”
在他看來，不管是收費還是推行垃圾分類，意義都是更好地促進公衆參與，不僅僅是爲了方便後續處理。
“比方說，人們發現垃圾分類‘不容易’，甚至要收錢，很可能就會減少垃圾的産生；人們費力進行了分類，還交了錢，自然有動力和興趣去關心後續的處理是不是‘配得上’自己的付出，監督垃圾車有沒有分類運輸，焚燒廠有沒有按標准處理。”
上世紀80年代，台北也曾面臨垃圾圍城的挑戰。羅大佑在《超級市民》唱道，“那年我們坐在淡水河邊，看著台北市的垃圾漂過眼前。遠處吹來一陣濃濃的煙，垃圾山正開著一個焰火慶典……”爲了解決垃圾問題，台北市政府推行政策，街頭沒有垃圾桶，指定時間、指定地點才有垃圾車收垃圾。
爲了讓民衆學習和接受垃圾分類，當時全台北7萬多名公務員輪流上門督導社區和市民進行垃圾分類。再後來，居民按時排隊倒垃圾成爲街頭一“景”，台北市垃圾掩埋總量從每日2500噸銳減至每日50噸，並于2010年做到生活垃圾不進填埋場。
在垃圾分類處理做得較好的芬蘭、瑞士等國家，垃圾資源回收利用率超過60%。但全人類産生的垃圾中，只有約16%的垃圾得到回收處理，有近一半被廢棄，無法再生利用。
在中國大陸，回收的垃圾的比例仍是一個謎。廚余垃圾和可回收物本應是生活垃圾中最多的兩個種類，但後者沒有被納入官方統計。因爲時至今日，它仍以一種相對原始的方式被分揀和處理：居民或收廢品者將可回收垃圾手工分揀出，經廢品回收站集中，成爲一些行業的原材料。
管理尚不嚴格時，幾乎所有的垃圾填埋場都養活了一批拾荒者。記者在江村找到了多名曾在江村溝垃圾填埋場拾荒爲生的老人，他們表示，最多時，垃圾場裏同時生活著數百名拾荒者。很多人就住在垃圾場內自己搭的簡易“帳篷”裏，講究一些的會睡在村裏，大家“靠著垃圾場，賺著垃圾錢”。
劉建國告訴記者，如果將環境成本、從業人員健康成本、再生産品的社會綜合成本等考慮在內，“以量取勝”“量大質次”的垃圾回收再生實際上是不經濟的，不應過分宣揚“垃圾是錯放的資源”這樣的理念。
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在試點8年後，上海成爲全國首個實行垃圾分類的城市。到2020年底，包括北京、廣州、杭州在內的全國45座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
“如果垃圾分類在過去僅僅代表較高的文明程度和較強的公共管理能力，在垃圾泛濫成災的今天，垃圾分類的效果對環境治理和經濟發展都同時産生直接的影響，從而成爲國家或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新加坡亞太水規劃協會孟羽博士說。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嘉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