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11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香港特區政府隨即宣布，根據《決定》，4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即時喪失議員資格。其後，15名反對派議員集體總辭。
現時，議會內只剩下2名“非建制派”議員，即熱血公民鄭松泰與醫學界議員陳沛然，以及41名建制派議員，建制派在議會占了絕對優勢，徹底改變議會生態。
《決定》充分體現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是中央撥亂反正的其中一招。除了立法會議員，公務員、區議員及特首選委等公職人員將會同樣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當然，張副主任在講話中特別提到的司法改革，相信亦會全面開展。
那麽，在這個變局中，反對派、建制陣營和香港特區政府如何自處？他們面對什麽挑戰及困難？又會如何應對？
反對派：退卻休整，靜待時機
國安法及《決定》無疑對反對派的力量造成嚴重打擊，陷入被動局面，現在反對派進入了退卻休整的階段。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明，反對派將“回到社區及不同工作崗位”。有的如郭榮铿，表示自己不是“做區的人”（作者注：“做區”指社區基層工作，例如社區幹事/區議員。郭本身是律師，所以他說不懂（也不願）做社區工作），宣布退出政壇；有的如梁繼昌，開始“洗底”，表示自己從不贊成美國制裁香港，也不支持“攬炒”。
雖然反對派不會像去年般囂張，行事也不會明目張膽，但他們絕對不會放棄參與議會（不論是立法會還是區議會），必定“堅守陣地、寸土必爭”。反對派“軍師”、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日前在《明報》文章中表示：
“假如我們在下一次選戰全體缺席，也等同于把選舉期間的話語權拱手相讓予建制派……更何況，反抗運動要生存，既要保存實力，也要保持經常性動員，令大家有奮鬥目標，心懷希望。參與選舉就是以戰養戰，爲大家的熱情和能量提供一個出口，可以再堂堂正正向社會宣示自己的視野。”
反對派區議員林兆彬亦認爲：
“選舉是零和遊戲，存在本身就有意義，減少一個保皇黨議席，就可以減少藍絲陣營在地區上的影響力。再者，培訓議員助理和義工，是爲未來的抗爭播下種子。……區議員……應多花精力在社區上，利用身位協助居民和手足解決各種生活問題，繼續組織街坊網絡，鞏固支持民主運動民意。”
平心而論，即使他們之中有人想放棄，也輪不到他們選擇，而是外部勢力（主要是美國）決定的。尤其是拜登當選美國總統，肯定會重新采取奧巴馬時期的“重返亞太”戰略，在亞太地區加強布局，繼續利用香港遏制中國，因此反對派獲委派的任務及工作不會減少，得到的資源可能更多。我們可能再看不到類似美國國際媒體署（USAGM）凍結用于支援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民主”運動的資金的決定。
面對風高浪急的政治形勢，反對派將會被逼加快“換血”，年輕的反對派人士將走上舞台。例如，12月民主黨將選出新一任領導層，黨內不少人希望將黨主席一職交由非立法會議員的新生代黨員出任。有消息指黨副主席、南區區議會主席羅健熙有意角逐黨主席，觀塘區議員梁翊婷則爲其中一名副主席人選。
至于公民黨，雖然新一屆執委會架構上大致不變，梁家傑、賴仁彪分別連任黨主席、副主席（內務）位置，立法會前議員譚文豪則接任副主席（內務）一職，但執委當中有七位是新人，如大律師梁嘉善接任秘書長一職，沙田區議員黃文萱、東區區議員李予信則分別擔任黨務發展及政策倡議的執行委員。執委會成員平均年齡不超過四十歲，是曆來新低。
假如下年如期舉行第七屆立法會換屆選舉，代表反對派參選的候選人將會更年輕，派出更多“無痛腳”的政治“素人”，預備更多“Plan B”，來應對DQ紅線。
在現時的政治形勢之下，反對派將重拾過往熟練的“打擦邊球”，在不踩紅線的情況下繼續活動。反對派的智囊將加緊研究如何避開《港區國安法》及《決定》所列出的4種違反“擁護與效忠”的行爲，以及參考《刑事罪行條例》第9（2）條“煽動意圖”所列明的豁免範圍，來制定日後的活動範圍及策略。
不過，反對派必定不會轉型做“忠誠反對派”，因爲成爲“忠誠反對派”，意味著政治“自殺”：黃營支持者之所以投你一票，是希望你對抗中央及香港政府，而不是忠誠于中央及香港政府。只要政治土壤不變的話，反對派無可能轉型爲“忠誠反對派”。
在現在的政治土壤之下，黃藍政治力量沒有大變化，而中央每一次出手，雖然有助于緩和局勢，並爲建制派在教育、司法等方面進行改革爭取空間，但同時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鞏固（甚至壯大）黃營的基本盤。因此反對派將會繼續利用各渠道傳播意識形態，盡可能對政府施政制造阻礙，削弱政府的公信力，竭力維持現今的政治土壤，積累力量，靜待時機。
需要注意的是，反對派正積極滲透基層組織，壯大在社區的影響力。
日前，鑽石山龍蟠苑業主立案法團進行改選，反對派組織“龍蟠友裏”14名候選人全部得票率逾七成勝選，得票超過25,000票（業權份數），大幅抛離現屆法團、屬于建制陣營的“東九龍居民委員會”成員所得的6,000多票，成功當選新一屆法團委員。
事實上，不少反對派組織已在不同的屋苑成功當選業主法團委員，包括粉嶺榮福中心的“榮福業主權益關注組”、青衣長安邨的“長安後浪”、粉嶺欣盛苑的“欣盛同行”團隊。
還有不少反對派組織正在或准備參選業主立案法團選舉。
業主立案法團由業主組成，是除物業管理公司以外，唯一擁有“法人身份”（Legal entity）的組織，可以行使法定權利和義務。法團在法律上代表所有業主就大廈公共地方進行控制、管理及行政，照顧他們的利益和承擔責任，行使和執行有關的權利、權力、特權和職責，並有權任免物業管理公司職員及監督其工作。
因此，反對派深入社區的動作值得我們高度警惕，絕不能只是基層組織就輕視。
反對派會步上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的後塵？
當反對派議員總辭後，有意見認爲反對派會像新加坡的“社會主義陣線”（下稱“社陣”）一樣，退出議會後便會一蹶不振。這種看法未免過分樂觀。
事實上，當初“社陣”之所以一蹶不振，是有其背景及條件的。
首先，“社陣”自願放棄議會道路，轉而選擇“街頭抗爭”路線。1963年，雖然在選舉中敗給了人民行動黨，但“社陣”仍然有33%的得票率，是議會內第二大黨。然而，1965年，社會主義陣線的主席李紹祖宣布放棄議會道路，“社陣”議員接二連三地放棄國會議席，在補選中呼籲支持者投廢票，並打出“新加坡國會民主已經死亡”的標語，發動支持者走上街頭，導致大量示威者被捕，嚴重削弱了“社陣”的力量，自此人民行動黨鞏固了其執政地位。
然後，“社陣”出現嚴重內部分裂。“社陣”國會議員、反對黨領袖林煥文不同意主席李紹祖的政策，結果被“社陣”開除出黨，其後兩名“社陣”議員也因反對李紹祖而宣布辭職，還有一名“社陣”議員因參加街頭遊行而被關押，然後聲明放棄共産主義及退出政界。
更重要的是，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用盡所有手段，對“社陣”進行嚴厲打擊，決心不讓“社陣”有任何機會發展力量，導致他們幾乎無生存空間。
早在1963年，英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便聯合發起了名爲“冷藏行動”的大逮捕，以顛覆政府爲名，將100多名社會主義陣線的領導和骨幹成員抓進監獄。然後，人民行動黨利用英國殖民者留下的《內部安全法》，動用國家機器定期拘捕“社陣”的主要領導人，並定期“掃蕩”其領導的媒體和基層組織，由“社陣”所領導的工會組織也淪爲非法組織。在各級組織和機構領導人被關押的情況下，“社陣”原有的勢力範圍被人民行動黨逐一侵占，“社陣”的影響力逐步減弱。
回到香港的情況。雖然現在香港反對派議員總辭，但肯定不會自此放棄議會道路。
其次，香港反對派並無出現如“社陣”般嚴重的內部分裂。
第三，香港反對派有頗爲明確的分工，合法的議會路線由所謂“泛民”政黨負責，街頭暴力行動由“港獨”組織負責，雖然有部分重疊，但沒有出現如“社陣”般整個組織由議會道路轉向街頭鬥爭的情況，亦沒有因而喪失群衆基礎。
最爲關鍵的是，中央現時並沒有意圖完全扼殺反對派的生存空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在7月1日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強調，制定《港區國安法》絕對不是把香港的反對派陣營或者泛民主派陣營作爲假想敵。張曉明指出，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政治上也是多元的，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體現了中央的政治包容，反對派陣營可以長期存在，有不同的政見，包括反對政府的主張。可見，在現時的政治環境下，香港反對派不會步上新加坡“社陣”一蹶不振的後塵。
建制陣營：如何轉型？
現時，建制陣營成爲了立法會的最大政治力量，獲得前所未有的舞台空間。不過，他們對于自己的角色及作用感到頗爲焦慮及苦惱。立法會議員謝偉俊甚至提出，建制派要扮演反對派的角色。
謝偉俊這類說法，多多少少反映出建制陣營對自身角色的迷惘，以及缺乏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問題（只能從舊有角色尋找模仿對象），畢竟過往對此並不重視。
過去建制陣營的角色，是立場鮮明地與反對派作鬥爭，投票支持政府施政，抵禦反對派的進攻，爲特區政府保駕護航。換言之，他們的作用是反對反對派：支持反對派反對的主張，反對反對派支持的主張。他們的角色是被動及保守的。
問題是，現時議會的反對派幾乎絕迹，建制陣營失去了“敵人”，也失去了過去表現欠佳的“藉口”（難以將責任推诿給反對派），他們的角色自然會出現變化。
建制陣營希望轉型成爲“建設力量”，扮演促進者的角色，發揮進步作用。問題是，經過長年以來與反對派鬥爭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建制陣營能否及時提高議政能力？從《施政報告》答問大會來看，建制派議員的表現依舊值得商榷，基本只是在盛贊林鄭，說她“有勇有謀又打得”和“七百萬人支持緊你”，卻無人指出施政報告是否存在需要調整、改進的地方。
筆者理解，即使建制陣營想轉型，但議政能力畢竟並非一時三刻就能培養出來。現時的議員是建基于以反對反對派爲主要任務所選出來的，這意味著建制陣營要轉型，必須革新隊伍，發掘及提拔具議政能力的政治人才，以及積極培訓人才。建制陣營的政治人才不足，將會成爲不得不正視的突出短板，而這個問題單靠中央的行政及法律手段是無法解決的。
香港特區政府：能否克服見步行步的慣性？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具爭議性議案是否會被快速通過時表示：“我們既然提出，當然希望議會通過，議會能夠盡快通過，我們就會更加興奮。”11月25日，林鄭月娥晚上出席電視論壇，回應新一份施政報告時表示，到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不受任何滋擾，令她得到應有的尊重。可見，中央出手後，林鄭月娥行事比以往輕松得多。
雖然人大《決定》使議政效率有所提高，但不代表港府必然有好表現。一來，政治土壤沒有改變，黃藍陣營的政治實力沒有大變化，在相當多的民衆心中，政府依舊欠缺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反對派及其支持者會繼續拒絕配合政府，政策措施的成效往往大打折扣；二來，政府管治團隊沒有改變，依舊以政務官出身的官員爲核心，而從過去的表現看，他們的決策能力及管治思維難以跟上時代。因此，如果對後續的施政抱有過高的期待，反而可能失望。
最明顯的，莫過于疫情防控工作。筆者動筆之時，香港正處于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通關遙遙無期，與新加坡的旅遊氣泡未開始就已爆破。
圖片呈現正弦曲線。資料來源：香港01
香港是國際城市，每日持續有不少外來人員到港。理大研究發現，由于潛伏期、病毒量低、檢測准確度偏差而出現“假陰性”，檢疫安排出現漏洞（無專門檢疫酒店，檢疫者可自選酒店、未能阻止檢疫者家屬到酒店探訪）等因素，還有進口急凍食品包裝帶有病毒的風險，輸入個案及病毒很容易進入社區。當港府放寬措施，市民聚會及接觸增加，自然增加傳染風險。輸入個案一旦流入社區，便會很容易導致疫情爆發。
對此，政府宣稱采取“張弛有度”的防疫策略。在疫情受控的情況下，港府會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疫情嚴重之時便會收緊措施，利用檢測、追蹤和隔離來控制疫情。從圖片所見，港府確實成功將3月和7月兩波疫情控制下來，但過一段時間又會再爆發。
政府宣稱采取“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措施，但現在明顯是外防不到輸入，內也防不到反彈。繼續維持此等防疫策略，我擔心香港會反複出現一波又一波疫情。可能等到疫苗出現，疫情才會完結。
問題是，香港還能捱多少波疫情？公司倒閉潮及裁員潮、持續上升的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超過三千億的財政赤字，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是迫在眉睫的問題。然而，直到目前，港府仍沒有改變防疫策略的意圖，應對衰退亦表現得一籌莫展。
本來，外界對押後個多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滿懷希望，內容卻無甚驚喜，如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博士批評：
“在政治提綱和個別惠港政策以外，施政報告也一如殖民地時代的傳統，百樣雜陳，看不到方向和戰略重心，這便是典型政務官的思維作風。……政務官的慣例是把各個方面的措施炒雜成盤，不去考慮個別政策的影響、意義，與其他政策的關連，也即是利用公帑的具體效益比較。”
《施政報告》的主題雖爲“砥砺前行，重新出發”，用上藍色封面寓意“藍天”和“希望”，但從抗疫工作及《施政報告》內容來看，港府的管治思維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看來，香港要真正“重新出發”，可能留待一年後，才有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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