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健/圖）
如何照料兩歲的小女兒，職場媽媽張項算過一筆賬：要麽請父母看著育兒嫂照顧，那要在小區內再租一套房子，租金6000元，育兒嫂月薪7000元。或是送去托育園，價格5000元。
張項是廣州一名公立小學老師，女兒1歲前，她只需在家中上網課，但學校2020年秋季複課後，問題擺在眼前。
5000元，這也是王榮輝算的賬。她創辦的托育機構紐諾，在陸續關閉之前曾是珠三角最大的托育品牌，常規收費五千多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下調至四千多。王榮輝算的賬是，珠三角的年輕女性大多能找到一份月薪6000元以上的工作——花費四五千送托，保留自己在職場的競爭力，比回家全職帶娃更理性。
不同家庭的選擇，背後有不同考慮。國家衛健委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幼兒入托率爲7%，相較三年前提高了1.4個百分點，遠低于35%的送托意願——觀念、價格、信任度和監管政策，共同撥動著這些數字升降。
2019年被稱爲“托育元年”。這年5月，國務院發布3歲以下托育服務規範文件，令人想起新千年之前遍布全國各地的托兒所。這項面向0-3歲幼兒的照護服務被各界寄予厚望：家長希望其解決看護難題，政府希望其提振生育率，資本則預估這將是千億級的藍海。
三年過去，托育行業的脆弱在疫情下更爲凸顯——入托率仍維持個位數，新出生人口持續下滑，風險投資大量退出，還在運營的園所多數虧損，但仍有中小投資者入局。
按照規劃，中國將在2025年建成600萬個缺口，根據國家衛健委近期公布的數字推算，目前仍有三百多萬缺口。一些迹象顯示，政府將在托育服務中承擔起更重要的角色。
失敗的創業者
2022年4月9日，廣州塔附近某商場二樓一角，王榮輝的一個托育園剛關閉不久。這個園兩面采光，擁有獨立出入口，窗上印著“寶寶交給紐諾，爸媽安心上班”。張項曾每天把女兒送到這裏。
大門如今已被房東鎖上，門上貼的催租單落款爲4月2日，房間裏空空蕩蕩，漂亮的淺黃色家具上布滿了灰，門頭挂著12周年慶的裝飾——2021年是王榮輝入行的第12個年頭。
2009年，王榮輝開了一家早教中心，一千多平方米的園區位于剛發展起來的廣州CBD珠江新城。王榮輝回憶，裝修就花了兩百多萬。
那是她創業的開端，在此之前，王榮輝曾在外企擔任人力資源總監，生育第一個女兒後回歸家庭。
2013年，王榮輝的早教中心轉型爲托育園，彼時托育園在國內市場還很少見，但憑借早教中心攢下的口碑，托育園招生情況很好，用王榮輝的話說是“一位難求”。
在中國，早教中心和托育都面向0-3歲幼兒，前者提供一小時以內的課程，大多是父母周末帶孩子參加，後者則在工作日提供全日制照護服務。
由于客群重合，時間互補，早教機構是托育行業較早一批入局者——工作日開托育園，周末上早教課，這個模式被稱爲“早托一體”。
通常認爲，早托一體能提高人員和場地利用率，但王榮輝沒有選擇這一模式。她在2019年一次演講中表示，2016年接觸投資機構時，就參照美國、新加坡的政策規範建設園區，因此能在2019年規範出台後平穩過渡。
規範指的是國家衛健委2019年出台的《托育機構設置標准》，標准對托育機構的面積、布局、樓層作出嚴格要求。
王榮輝的托育園更多開在社區，並在選址和建設時考慮到規範標准，而早教機構大多開設在商場內，很難通過改造符合要求。
2019年倒下的早托機構凱瑞寶貝便是一個例子。
這家機構在上海曾擁有五十多家門店，上海的托育監管政策出台後，該公司耗費大量資金用于改造合規，但截至倒閉時，只有1家門店完成登記備案。
由于相關政策出台，2019年被業內稱爲“托育元年”。風口之上，王榮輝的紐諾在這一年完成了B輪融資，當年31個園區實現營收1億元，虧損一千多萬元，年底時，賬上躺著三千萬元現金，足夠維持公司6個月的開支。
疫情的影響正好持續了6個月，到2020年6月底，廣州市允許托育機構複課，退費成爲王榮輝首先面對的難題。
2歲半幼兒是入托的主要人群，父母通常讓他們在托育園度過一個春天，以便適應9月開學的幼兒園生活。
然而，2020年整個春天都在疫情中度過，當托育園複課時，這些孩子已經可以上幼兒園，退費問題隨之出現。
與校外培訓行業類似，托育行業也采取預付費，紐諾的常規班通常預繳三個月，托嬰班等特殊班型預繳六個月。
紐諾與家長簽的合同中退費條款顯示，在不同情況下，家長退費時需承擔18.5%至50%不等的損失，多位家長因此與紐諾對簿公堂。
按照王榮輝的邏輯，盡管孩子沒有接受托育服務，但園方爲其准備托位已有固定投入，面對疫情等不可抗力，家長應與園方共同承擔損失。
但上述邏輯和條款未能得到法院認可。多份裁判文書顯示，法院判決紐諾全額退還家長預付費，有的還要求紐諾支付利息。
紐諾提供的數據顯示，在疫情後累計退費3000萬元，目前仍有幾百萬尚未兌現的退費。
2022年3月17日，王榮輝發文坦承公司經營困難，安撫要求退費的家長和剛被欠薪的員工。這篇長文引發廣泛關注，同時也引發對其創業經曆的大量質疑。
2022年4月9日，廣州塔附近某商場二樓，剛關閉不久的一個紐諾托育園。 （南方周末記者 李玉樓/圖）
“這不是一門好生意”
王榮輝的自述文章發出後，多家紐諾托育園宣告閉園，憤怒的家長湧入評論區討要退費——一位3月2日繳費的家長質疑，爲何在閉園前夕仍在招生和收費。
王榮輝對此的解釋是：“原本希望在春節後能招生提高滿園率，改善現金流，但事與願違，導致公司現金流枯竭。”
每年2、3月其實是托育機構的旺季。春節一過，家長需要解決孩子的照護問題，大量2歲半幼兒會被送往托育園。3月中旬之後，招生季也接近尾聲。
但2022年3月，受廣深零星疫情影響，紐諾尚在營業的十余家托育園只招到了13個新生。
按照測算，紐諾的滿園率在60%時收支平衡，疫情前，平均滿園率達95%，2020年疫情後下降至75%，2021年廣州疫情後，滿園率始終徘徊在50%左右。
近三年來，疫情多在春天加劇，“精准打擊”了托育招生。到秋天獲准營業後，原先報名的孩子卻已進入幼兒園。
這是連鎖托育機構共同面對的問題。全國政協在2022年初調研發現，目前全國有九成以上托育機構是營利型企業，2021年，超七成已備案托育機構虧損運營，“普遍面臨前期投入多、運營成本高、投資回收周期長、抗風險能力弱等問題”。
而托育行業盈利難的問題，早在疫情前就已浮現。廣證恒生發布的《2020年托育行業白皮書》顯示，據不完全統計，2019年1至10月就有26家機構的上百家托育園關閉。
上述白皮書重點分析了三個案例，其中茂楷和紐諾教育已先後爆雷，前者是定位高端客群的連鎖托育機構，曾獲得上億元融資。
“疫情放大了托育行業原有的脆弱性。”風險投資人李忠分析。“托育元年”到來前的2018年，他參與了對多個托育項目的盡職調查。
2018年時，教育行業還是資本追逐的風口，但當年出台的學前教育新規禁止幼兒園資産打包上市，一些資本轉而關注0-3歲的托育市場。
那一年，李忠在長三角地區看了近百家托育園，單園投資兩三百萬，基本都要四年以上收回投資，淨利潤率在10%左右。
觀察一段時間後，李忠發現，相較于投入大，回報周期長，托育行業的致命弱點在于“波動大”。
“春天去看園時孩子很多，10月再去就很空了，原因就在于大部分孩子只是在托育園過渡幾個月，年齡一到就去上幼兒園了。”李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淡旺季如此明顯，跟別的教育行業很不一樣。
到2018年底，上海出台了全國首個托育行業標准。“按照標准，原先考察的機構合規難度很大。”李忠說。
相較于風投，入局托育的更多是探索新業務的教育機構。
貝思優是愛綠教育集團旗下的托育品牌，後者主要運營連鎖幼兒園，2017年起涉足托育行業。
貝思優托育總經理章苗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剛開始我們覺得托育跟幼兒園類似，都是全日制地照顧孩子，但後來發現商業模式還是非常不同。”
在李忠看來，兩者最大的區別在于招生情況和消費周期。
他觀察過北京天通苑附近多家幼兒園和托育園，其中一家1200平方米的民營幼兒園，每學期200個學位基本滿員，附近有一家托育園，面積近500平方米，大約能容納60個孩子，但2019年全年托位利用率不到50%。
“這樣的情況非常普遍。”李忠說，這家托育園開業前也做過市場調查，社區內有超過一半受訪者表示有送托意願，但實際送托率並不高。
價格可能是關鍵原因。貝思優經營著十多家公建民營的普惠型托育園，其中有六家在上海，每月托費不超過三千元。章苗苗說，普惠型托育園的招生情況很好，平均滿園率達90%。
公建民營或成主流
一些迹象顯示，政策制定者已經注意到社會辦托的經營風險，政府或發揮更大作用。
2022年3月30日的全國托育建設工作會議指出：“托育服務設施項目屬于政府主導、早晚都要幹、有收益的公共服務項目”“鼓勵通過公建公營、公建國營、公建民營等方式加快推進托育服務體系建設”。
“政府主導”在近年有關托育事業發展的官方表述中較爲罕見，以往文件中大多是“政府引導”或“政策引導”。
更早意識到經營風險的從業者，則決定主力拓展公建民營模式的普惠型托育園，貝思優如今旗下半數以上托育園都是這一模式。
貝思優在上海的6家公建民營園，大多是2018年前承接的。彼時，上海婦聯牽頭設立一批托管點，由街道負責提供場地和裝修，各區通過邀標的方式委托第三方機構經營，按照每月3000元以下的普惠價格經營。
章苗苗回憶，當時有四十多家企業進入第三方運營單位白名單，建成近四十所托管點，大多運營至今。
這些公建民營園區無需支付租金，疫情停課時也不用擔憂房東鎖門，鮮少倒閉。此外，政府背書加上普惠定價，使其保持90%以上的滿園率。
“托育首先要解決信任問題，街道公建民營托育園更容易獲得家長信任。”章苗苗說。
2018年由教委牽頭托育工作後，上海未再新批公建民營托育園，但一些企業扮演了與“公建”類似的角色——一些國企低價將物業出租給托育機構以體現社會責任，部分民企則邀請機構將托育園辦在企業內，並提供部分補貼。
羅轶麟是上海大型直營托育機構好姑姑的創始人。2022年3月，上海疫情暴發前，他專程前往廣州，考察能否接手部分紐諾園區，但高昂的租金和不明朗的疫情令他猶豫。
2022年4月11日和南方周末記者見面時，羅轶麟旗下數十家托育園因上海疫情影響已停課，這當中，公建園和租用的國有物業是他抵禦疫情影響的壓艙石——這些園區租金大概率可獲減免。
“托育行業利潤率不高，必須想辦法控成本。”羅轶麟的應對方法是，把日租談到每平方米兩元以下，把單園裝修成本控制在一百萬以內，盡可能找國企物業，降低疫情下的經營風險。
在二三線城市，地方政府也正通過公建民營增加托位。
好姑姑在甯波、杭州等地拓展了多個公辦民營園區，這類園區由政府提供場地和部分補貼，運營方裝修改造後，按照普惠收費標准提供托育服務。
上海市人口早期發展協會嬰幼兒照護專業委員會秘書長陳大濤也發現，2019年以來，政府在行業中扮演起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普惠托育最大的障礙就是成本高，公建民營是一種很好的成本分攤模式，由政府分擔租金和裝修成本，運營機構可以實現普惠定價和長期穩定經營，”陳大濤分析，“公建民營未來將成爲普惠托育的核心解決方案。”
而相較于純公辦，民營機構的一大優勢是能靈活應對需求。
即使同在上海，不同區域的園區也會面臨不同需求——新上海人集中的區域大多沒有老人協助帶娃，家長希望能到傍晚七點來接孩子，而老城區的外婆，則希望四點就把孩子接回家。
2019年3月，廣州市某托育園。 （視覺中國/圖）
生源縮減，幼兒園進場
各種新政爲托育行業解困的同時，也帶來新的風險和挑戰——普惠園所的出現，擠壓了市場化園所的空間；補貼側重于公辦機構，則使得民辦普惠園受沖擊。
2018年率先出台規範政策後，上海將托育服務工作的牽頭管理部門確定爲市教委，這與全國層面由衛健委綜合協調不同。
上海市教委成立了“托幼工作處”，鼓勵幼兒園向下延伸開設托班，以此加快釋放托位供給。
這些舉措與上海新出生人口的變化有關——2021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出生11.6萬人，相較五年前減少近半。
“如果不開設托班，幼兒園很快會出現學位閑置。”2021年秋天開始，陳大濤不時接到一些幼兒園園長打來的電話，他們發現孩子少了，招生難了，想要把業務拓展至0-3歲的托育。
上海市教委2021年11月公布的數據顯示，開設托班的幼兒園有732所，占托育機構總量的67%，幼兒園可提供托位3.3萬個，占托位總數的69%。
價格方面，上海公辦幼兒園設置的托位享有與幼兒園學位同等的生均補助——每生每年3.1萬元。
這使得公辦幼兒園托班收費很低，示範園的托班每月收費700元，一級園托班270元，二級園托班220元。而普惠性民辦幼兒園辦托班，每生每年補貼爲1200元。
幼兒園辦托，客觀上擠壓了市場化托育機構的空間。
與上海市2019年9月的數據相比，2021年11月上海幼兒園提供的托位數增加1.7萬個，同期，主要由社會力量舉辦的托育園托位數增加三千多個。
“幼兒園托班主要面向2-3歲幼兒，社會化園所目前主要聚焦0-2歲和中高端市場。”一位從業人士分析認爲，兩者存在定位差異。
新出生人口減少帶來了全方位的影響。
爲了確定一個街區是否有足夠新生兒，羅轶麟會參考數十項相關數據，其中包括觀察社區醫院的疫苗接種點排隊情況——他說這個數據很准。
隨著三孩政策落地，托育與生育政策的聯系愈發緊密，托育補貼的方向也開始調整。
2022年2月發布的《上海市促進養老托育服務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提出：“建立補需方與價格改革聯動機制。”
補需方指對服務需求方進行補貼，與對托育機構等供方補貼相對應，目前國內對托育的補貼主要集中在托位建設、托育機構運營等方面。
江蘇則在2021年就提出：“鼓勵探索發放托育、家政、健康等領域的服務消費券。”這被業內稱爲“首次通過政府文件的形式把托育服務票券引入民衆視野”。
多位受訪者對“補需方”新方向表示歡迎，一些民辦園難以達到機構補貼門檻，希望通過需方補貼獲益。
南方周末記者注意到，2022年2月，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區推出了家庭托育補助政策，符合條件的幼兒在區內托育機構入托，可享受每月400元補助。
家庭托育點複蘇
市場化辦園、公辦托育、公建民營、公辦民營之外，另一種具有悠久傳統的托育模式也在複興。
李維揚的托育園開在武漢東湖高新區一個住宅小區裏，小區均價2萬元，兩百多平方米的大平層，月租只需七千。
2021年7月，李維揚合夥經營的托育園倒閉，她和2位老師帶著11個生源，開設了這個家庭托育園。
監管部門將這類設在住宅裏的小型托育園稱爲家庭托育點，李維揚則在門口挂著“共享托育”的牌子。
時髦的名稱並未吸引年輕的父母，反倒招來了小區裏帶孫的老人，他們年齡在五六十歲，大多有退休金，希望每天能清靜半天——“半日托”是最常見的選擇。
2021年底，李維揚一次性招到了3個孩子，介紹人是街道老年合唱團的張阿姨。
張阿姨和兩個隊友都想參加區裏的新年音樂會，但帶著孩子沒法排練，發現李維揚的托育點後，隊友們一拍即合，一塊兒把孩子送來。午飯後送托，下午五點前接回，每月收費1500元。
張阿姨考察過小區周邊的托育園，要麽沒有半日托，要麽收費是全日托的八折，也要3000塊左右——對于她每月6000元的養老金來說，有點貴。
“我其實只是需要一個幫忙看孩子的服務。”張阿姨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羅轶麟也注意到，付錢的許多是幼兒的祖父母。“做出決定的不只是90後父母，更可能是70後的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羅轶麟分析，這一代的祖父母可能更不願意全職帶孫了。
李維揚的托育點如今有18名幼兒，大多是小區內的孩子——該小區約有兩千戶居民。
開園之前，李維揚擔心遭到業主反對——武漢尚未出台對家庭托育點的規範標准，一旦被舉報，托育點就可能被關停。
最終選定的房子是一梯一戶結構，樓下是架空層，樓上一層暫時無人居住。進場布置前，李維揚敲開了樓內每戶鄰居的房門，征得了13戶在住鄰居同意，其中一戶還把女兒送來托育了。
“像我們這麽幸運的是少數。”李維揚所在的一個家庭托育從業者群裏，每天討論最多的，便是如何應對業主舉報。
另外，全國範圍內尚未出台對家庭托育點的規範要求，使其長期處于灰色地帶，難以規範化發展。
事實上，在行業規範化之前，家庭托育點提供了數量龐大的托位，一位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上海2018年之前有兩千多家托班，大部分開在住宅裏。
遊離于監管之外也有好處，例如疫情時期的停課複課，自主空間大很多。“我們基本跟中小學複課保持一致。”李維揚說。
從政策來看，家庭托育點規範化是大勢所趨，《“十四五”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工程和托育建設實施方案》就提出：“要探索發展家庭托育點等托育服務新模式新業態。”
2022年4月11日，浙江省台州市路橋區爲轄區內一個家庭托育點頒發了牌照。一位業內人士透露，其實已有多地爲家庭托育點辦理登記備案，但台州此例是第一個公開在媒體宣布的。
2022年4月8日，《人民政協報》援引國家衛健委數據稱：“目前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約3727萬，超過35%的嬰幼兒家庭有入托意願，但實際入托率僅爲7%左右。”
與2021年相比，0-3歲人口下降了四百多萬，入托率提高了1.5個百分點，對應的入托人數由231萬上升至260萬左右。
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長楊文莊近期表示，應按照每年新增100萬個托位，爲新建、改擴建機構提供100億元建設補貼。
面對2025目標和三百多萬個托位的缺口，政策發力更爲明顯，但對王榮輝這樣掙紮在生死線上的托育創業者來說，風口三年連連遇挫，纾困新政中依然蘊含著挑戰。如今她試圖保存下最後一兩個園區，其中一個園區的業主提出，願意以租金入股。
（應受訪者要求，李忠爲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李玉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