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延安——延安時期知識青年的“朝聖”之旅
全面抗戰爆發後，在廣大的國統區、淪陷區、其他抗日根據地乃至海外，一大批愛國青年爲了尋求國格獨立、人格自由，以寶塔山爲指引，開啓了“朝聖”之旅，潮水般地湧入延安。他們主要通過黨組織和個人介紹，或者參加延安各類學校的招生考試奔赴延安，在1938年前後形成高潮，因此後來也被稱爲“三八式”幹部。“打斷骨頭連著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喊出了一代愛國青年的心聲。據統計，這一階段到延安的知識分子大約有4萬余人，他們大多爲知識分子，文化程度較高，初中及以上占了70%左右，還有像陳學昭、何穆這樣的留洋博士。
希望之光
知識青年是通過對國共政治主張以及實際行動的對比，最後選擇了共産黨。當時，國民黨曾把三青團作爲同共産黨爭奪青年的工具，但是由于人心向背，沒能爭取到青年。斯諾的《西行漫記》、範長江的《西北近影》《陝北之行》等紅色書刊幫助青年更好地認識了共産黨。恰在此時抗大、陝北公學等學校面向全國招生，其中抗大的招生廣告就從延安一路貼到西安，各地青年踴躍報名。此外，延安還有“來去自由”政策，進一步打消了知識青年來延安的疑慮。他們認爲選擇了延安就等于選擇了光明，“到延安去”就由心靈呼喚變爲實際行動。有一位新加坡華僑青年叫吳醒柏，家境富裕，是獨生子。抗戰爆發後，決心回國抗戰。可是家裏百般阻撓，他就偷跑到香港。其父乘專機追到香港勸他返回，可是他毅然拒絕了父親的請求，先是來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然後和五六十個青年一起步行到延安。到延安地界時，他跪在地上捧起一把黃土，緊緊貼在胸口上，無限動情地說：“祖國啊，就剩下這一塊幹淨土了!”
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在愛國青年奔赴延安的過程中，起到橋梁和堡壘作用。僅1937年到1938年，它就向延安輸送了2萬青年。辦事處的工作非常繁忙，負責人伍雲甫經常親自坐在門口接待。從西安到延安，總共八百裏路程，大部分人需要徒步大約14天才能到達。旅途中除了國民黨設置的重重政治關卡外，惡劣的自然地理環境也造成極大障礙。這裏很難找到水源，還有野狼出沒，時常傷人。但是，即便如此，愛國青年甘願用汗水、鮮血乃至生命來鑄就這條理想之路、信仰之路。到達目的地後，許多青年都直接匍匐在地上，親吻著這片黃土地。
革命熔爐
在延安，負責接待愛國青年的機構是延安交際處，由這裏安排食宿，造冊登記，然後大多數人進入各類院校和培訓班，他們被親切地稱爲“同志”。知識青年的到來不僅爲黨儲備了寶貴人才，而且爲改變國共對壘的政治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礎。用陳雲的話來說：“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天下。”
青年們雖然滿懷革命熱情，但是理論高度和實際鬥爭經驗不足，思想狀況也比較複雜，不夠成熟。因此，黨中央對這些青年給予高度重視，並決心把他們培養成德才兼備的幹部。1938年5月，中央青委在楊家嶺成立，陳雲兼書記，馮文彬任副書記。中央青委在延安9年間，緊密配合黨的中心任務，在培訓青年幹部，組織青年抗戰，參與根據地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爲了培養青年幹部，黨中央在延安先後創辦了抗大、陝公、魯藝等30多所幹部學校，整座山城俨然成爲一所窯洞大學。知識青年紛紛進入學校學習。領導幹部十分關心學員，經常應邀講話或講課。例如，1938年4月9日，毛澤東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隊開學典禮上的講話《在抗大應當學習什麽?》中指出，學員來抗大學習，“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不是爲了自己的家，而是爲了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家，犧牲一切。所以第一個決心是要犧牲升官;第二個決心是要犧牲發財;第三更要下一個犧牲自己生命的最後決心!”1939年，毛澤東在《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等文章中，都號召青年要到工農群衆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衆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在延安這個革命熔爐中，廣大青年逐步成長爲具有堅定理想和革命意志的無産階級戰士。
成才之地
這些愛國青年到達延安後，發現這裏與他們以前生活的環境完全是兩個世界，這對他們是一個嚴峻挑戰。他們自願脫下西裝皮鞋，扔掉口紅、高跟鞋，穿上了八路軍軍裝，做好吃苦耐勞的准備，決心克服各種非無産階級思想。他們發揚艱苦奮鬥精神，挖窯洞建宿舍，露天上課。沒有紙張，就在石板或沙盤上寫字，桦樹皮就是免費的紙張，剝下來一層就能寫字。沒有鍾表，就用石日晷計時。總之，無論條件多麽艱苦，他們依然能夠刻苦學習政治、軍事、文化、科學技術知識。一位印尼朋友稱贊道：“共産黨真了不起，吃小米飯啃《資本論》。”
知識青年從延安獲得革命的思想武器，然後紛紛走上救國救民的戰場。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走上抗日前線，參與對敵鬥爭，這是他們的初心所在。僅抗大，從1936年到1945年的9年辦學期間共培養了10萬政治和軍事人才，他們分別充實到八路軍、新四軍中，爲中國革命事業不惜貢獻出寶貴生命。他們當中有些人留在邊區。本來，當時很多青年都想去前線抗戰，不願意留在邊區。毛澤東親自做思想工作，告訴他們說，你們都是老母雞，是抱雞娃的，你們留在邊區作的貢獻不比上前線小。因此，留在邊區的青年，直接參與了整風和大生産運動，有的當了學校的專職教員，培育了更多青年，有的走向了敵後，到群衆中訪貧問苦，進行積極的抗日宣傳動員，在黨與群衆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他們當中還有些人被打入國民黨內部，在隱蔽戰線工作。張露萍，1939年受中央社會部委派到重慶，進入南方局軍事組，其間多次出色地完成了黨組織交代的各種任務。1940年她的身份暴露被捕，國民黨特務對她用盡酷刑，也沒能從她口中得到我黨的任何機密。1945年，年僅24歲的她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延安時期，知識青年喊著“我要去延安”的口號奔赴革命聖地，經過革命熔爐育英才，他們茁壯成長起來，然後深入到各條戰線，爲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貢獻。正如1939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慶賀模範青年大會上說：“中國的青年運動有很好的革命傳統，這個傳統就是‘永久奮鬥’。我們共産黨是繼承這個傳統的，現在傳下來了，以後更要繼續傳下去。”知識青年樹立起一座愛國奮鬥的永恒豐碑，至今仍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尤其是當代青年學習。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2019年5月3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