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狀病毒後的世界是什麽樣，我們開關注的一些趨勢。
我們所有環環相扣的系統正在以無法預測和關閉。
指數的力量：人類大腦最難領悟的事情之一就是指數的力量——有些東西就是會不斷地加倍再加倍，比如大流行病。人腦理解不了假設我們現在不采取封閉措施的話，美國的5000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能以多快的速度暴增至100萬例。
有一個簡單方法能幫助我們了解所面臨的指數威脅，這是個像唐納德·特朗普這樣經常破産的房地産開發商也能理解的方法。“這種病毒就像是一個日息25%的高利貸。我們借了一美元（新冠病毒首次在美國出現的日子）。然後我們虛度了40天的光陰。現在我們欠的債已達到7500美元。如果我們再等三周才還債的話，我們欠的錢將接近100萬美元。”
這就是爲什麽每天都要努力降低感染率，盡可能地檢測每個人至關重要。輸掉這一仗，就輸掉了這場戰爭。
這也是爲什麽我現在唯一關注的數字不是美聯儲的利率，而是新冠病毒重症患者的數量，與美國治療這些患者所需的普通病床和重症監護病房床位的數量。如果第二個數字能在病毒感染達到高峰時容納第一個數字，我們就沒問題了。如果不能的話，我們除了要應對大流行外，還會陷入一場混亂。
指數好的一面。不過，還有另一個可能最終拯救我們的指數：摩爾定律，這是英特爾(Intel)聯合創始人戈登·摩爾(Gordon Moore)在1965年提出的。他指出，隨著每個芯片上能集成的晶體管數量穩步增長，計算機的速度和處理能力每兩年就會翻一番。
我們將度過這場危機，因爲我們的深層政府，我們的大政府有深度人才，以及無私的奉獻精神：科學家、醫護人員、赈災專業人員、環境專家——所有那些特朗普試圖精減的人。我現在要支持大政府和大藥企來營救我們。
在這場危機結束之前，我們的政治文化也可能發生改變。我的朋友，來自馬裏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米歇爾·蓋爾範德(Michele Gelfand)教授是《規則制定者，規則打破者：緊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連接世界》(Rule Maker，Rule Breakers：How Strong and Lose Culture Wire the World)一書的作者。
蓋爾範德上周在《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回憶說，她和同事幾年前在《科學》(Science)雜志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根據各國將規則置于自由之上的程度將其歸類爲“緊”或“松”。文章寫道：“像中國、新加坡和奧地利這樣的嚴密社會，有許多規範社會行爲的規則和懲罰。這些地方的公民習慣于以加強良好行爲爲目的的高度監控。在美國、意大利和巴西等寬松文化國家，規則較弱，也更加寬容。”
她認爲，嚴格程度和寬松程度之間的這些差異不是隨機的：“法律最嚴格、刑罰最嚴厲的，是那些有過饑荒、戰爭、自然災害，以及瘟疫暴發曆史的國家，是的，還有那些病原體暴發的國家。這些災害頻發的國家已習得幾個世紀以來的慘痛教訓：嚴格的規則和秩序能挽救生命。與此同時，面臨著很少威脅的文化——例如美國——擁有放任自流的奢侈。”
蓋爾範德說，這非常明顯，“像新加坡和香港這樣以‘嚴格’著稱的社會……已對新冠病毒做出了最有效的反應。”
與此同時，我們在白宮協調方面的缺陷以及魯莽的公衆人物——如拉裏·庫德洛(Larry Kudlow)、肖恩·漢尼蒂(Sean Hannity)、勞拉·英格拉漢姆(Laura Ingraham)、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凱利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德文·納恩斯(Devin Nunes)以及特朗普本人——最初弱化病毒的潛在影響，或是將那些強烈要求采取行動的人說成是出于政治動機，這都加劇了我們所有人的風險。
因此，蓋爾範德總結說：“在所有不確定因素中，我們要記住，病毒的軌迹不僅與冠狀病毒的性質有關，文化的影響也一樣大。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我們寬松的文化設定需要做出重大轉變。”
最偉大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到了。但是我們現在可以嗎？
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們。收緊文化的同時松開錢包，我們越是這樣做，在冠狀病毒後的世界裏，我們的社會將越強大、越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