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宗剛（中國科學院江西省廬山植物園研究館員）
田野裏、公園內、房前屋後、街道兩旁，低矮的苔藓、常綠的蕨類、高大的松柏、質樸的莊稼、頑強的雜草、絢麗的花卉……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蘊藏有無比豐富的植物。而公衆對植物學家如何研究這些植物，則不甚明白。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館長張憲春偕同陳瑩婷、楊志榮共同完成《台紙上的植物世界》一書，可爲大衆解決這些疑問。
中科院植物所搜集的觀光蘭植物標本 科普出版社提供
關于植物如何成爲館內標本，大概會經曆這樣一個曆程：首先是植物采集家深入野外，在崇山峻嶺之中，采得各種植物，即植物的莖葉、花果，當晚將其壓制成型，運回至標本館。經過烘幹、消毒後，將標本用針線固定在台紙上，入藏于標本櫃中，供專家研究鑒定。標本上記錄有采集地點、時間、采集人等，有研究鑒定者所書寫的植物的拉丁學名、中文名、鑒定人等，有些重要標本還附上研究文獻信息。《台紙上的植物世界》選擇標本形成過程中的一環“台紙”命名書名，實是向讀者展現植物分類學研究的完整過程。
本書從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260萬余號標本中，精心挑選出50種現存植物標本和5種化石植物標本，每種以一頁作文字介紹，加附植物標本照片。所選標本背後均有緣由：或類群發現采集曲折，或研究鑒定複雜，或地理分布獨特，或觀賞價值獨特，或藥用價值獨具。無論哪一方面，總有一段佳話值得流傳。書中以紀念植物學家而命名的植物有：陳煥镛爲紀念中國大規模植物采集第一人鍾觀光而命名的觀光木，中科院爲紀念先賢胡先骕而命名的先骕蘭。植物分類學還是一門曆史學，其標本經不同學者研究之後，根據命名規則，對學名可以予以修訂。或者一個類群經多人研究之後得以確定類屬，如書中列舉的金花茶、峨眉，擬單性木蘭。
筆者非植物學專業出身，忝爲研究中國近現代植物學史獲讀此書，收益良多，不僅進一步認識了各種植物，還獲悉許多關于植物背後學人的故事與友誼的見證。
如苔藓植物紅葉藓命名者陳邦傑。他是中國苔藓植物奠基人，不僅其本人研究有成，被中科院植物所聘爲兼職研究員後還開辦苔藓植物進修班，培養了吳鵬程、黎興江、高謙等中國第二代苔藓植物專家。書中對他學術小傳的介紹，也呈現了植物學在我國開設並逐步發展起來的曆程。陳邦傑1907年出生于江蘇揚州，1928年入南京大學植物系，在錢崇澍、裴鑒引領下投身于苔藓植物研究。1932年畢業後就教于重慶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曾獨深入川東、川西等地大山采集苔藓標本。1936年赴德國留學，以三年時間完成《東亞叢藓科研究》，獲得理學博士論文。回國後先後任教于南京大學和南京師範大學，創設生物系，率領學生廣泛采集苔藓標本達4萬多號，並撰寫完成《中國藓類植物屬志》巨著，奠定了中國苔藓領域研究的學術基礎。
秦蕨屬乃英國蕨類植物學家霍爾通爲紀念植物學家秦仁昌，而以秦姓命名的金星蕨科植株最爲高大的一個屬。溯及緣由，需回到上世紀60年代。彼時中國尚未與多數西方國家建交，但還是有一些西方學者主動要求來華訪問。1963年10月，時任新加坡植物園主任的英國蕨類植物學家霍爾通即將卸任，將要返回英國。臨行之前，他要求訪華，並拜見秦仁昌。在京期間，霍爾通參觀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並作了關于英國皇家植物園概況和馬來亞半島植物情況的報告。此行霍爾通與秦仁昌建立了良好的學術友誼，秦仁昌還陪其遊覽了頤和園。其後，霍爾通在研究中，發現一新屬，爲紀念摯友秦仁昌乃將此屬命名爲“秦蕨”。在該篇中，編著者還對秦仁昌學術曆史做了記述與精當的評價。
劉氏荸荠的命名，是爲紀念中國植物分類學另一位奠基人劉慎谔。劉慎谔出生貧苦，少年時經家人資助和自身努力赴法國勤工儉學，在法國完成了高水平的論文，獲理學博士後回國。在擔任北平院植物研究所所長時，招賢納士、培養人才，尤爲感人的是他經新疆、西藏而入印度采集植物標本的經曆，追求科學與探險的精神令人敬佩。關于劉慎谔在西藏的行程，有學者曾撰“劉慎谔生平與貢獻”一文，作了這樣的記述：“劉慎谔自從1931年隨中法西北科學考察團離開北平之後，因交通不便，郵路不通，除了由新疆托人帶回兩箱植物標本之外，一直沒有消息。所裏同事們都非常惦念他，有的人以爲他可能已經不在人世了，甚至張羅追悼儀式。直到突然接到他由印度來電報要旅費，大家才放心。”他只身一人，與院所方面沒有聯系，在人迹罕至的高原深山之中，采集植物達一年之久。這樣的記述，被賦予了許多傳奇色彩，果其如此，則艱難之程度，有讓人難以想象之處。其實不然，首先，本人在十年前曾往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中查閱北平研究院檔案，據之撰寫《劉慎谔西北科學考察考》一文，得出劉慎谔考察不是獨自一人，而有一瑞典人那林一直與之同行；其次，劉慎谔在考察途中，並未失蹤，而是與院、所皆保持聯系。今《台紙上植物世界》仍采舊說。其實，認清這些史實，絲毫不減後人對劉慎谔的敬佩之情。在交通不便，民族關系複雜，社會環境混亂之時，劉慎谔爲探索科學，不畏艱難，甘冒生命危險的探險精神依然令人景仰。
該書在《分類學的先驅》一文中刊出劉慎谔的照片，卻沒有關于其生平的簡要介紹，似可補述這樣一段：劉慎谔對中國植物學主要貢獻在于1929年創設北平研究院植物學研究所。該所創建不久，即因抗日爆發輾轉至陝西武功、雲南昆明，戰爭結束又在北平複員。1949年11月中科院成立，乃將劉慎谔領導的研究所與胡先骕領導的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組合，成立中科院植物分類研究所，即今日之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本書出版之時，恰逢植物所成立90周年，如將書獻給研究所，這段文字似不可或缺。
書中標本照片，均以標本掃描而成，紋理清晰，層次分明。書本彩色印刷，開本適中，使得圖片標本宛若就在台紙上一般。書中在記述秦仁昌對中國植物學貢獻時，曾論及其于1931年在歐洲訪學時，拍下1.8萬張中國植物標本的照片，爲中國學者研究和鑒定中國植物、建立自己的標本室提供了寶貴資料。這些黑白照片雖然清晰，但還是無法與今日通過掃描所形成的照片相比，科技的進步爲我們的研究提供便利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當下，中科院植物所標本館已將秦仁昌所拍攝的標本照片及搜集到的各類自然環境中的植物照片、全國各大標本館標本照片全部上線，向社會開放，供公衆免費查詢。無論專業學者，還是業余愛好人士，都可受惠。據我所知，北京有位中學生愛好植物分類，多年來得到國內外分類學家和標本館工作人員的幫助，居然對天南星屬植物有深入的研究，在國際天南星會議上得到最佳報告獎，此即是標本館向大衆開放，鼓勵公衆增強科學素養的成功個案。
一份份台紙上的標本，背後有太多的曆史故事，俨然如同一件件文物。因篇幅所限，書中能做到的僅是言說大概。或者是本人有癡好，對未能充分展示之信息略感遺憾。如對人物的介紹，範圍僅是已去世的大家，在世者則極少。又如標本的選擇，沒有以曆史豐富性爲標准。也許這些均非不足，不會影響一般讀者欣賞與閱讀此書，了解浩瀚與博大的植物世界。
《光明日報》（ 2019年01月19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