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麽工業強國日本最終戰敗，而國力較弱的中國卻取得了勝利。回顧各階段主要會戰、戰役的過程，就可以看出日本走向失敗的必然原因。
首先，在日本進攻階段前期，在處理盧溝橋事變時，出于對自身軍事力量的盲信，日本采取了一邊進攻一邊交涉，逼迫國民政府屈服的方針，但未獲成功。
中國方面早就不再相信日本，最後雙方走向了全面戰爭。日本依仗先進武器，希望速戰速決，也未能如願，最終被拖進了持久戰。
八一三抗戰時，面對占有絕對優勢的日軍，中國軍隊和國民政府發揮機動優勢和遊擊戰特長，並在得到德國顧問團指導和德制武器補充的情況下，第一次進行了頑強抵抗。
在南京攻防戰中，國民政府軍擔任防守的是淞滬戰場上撤退下來的軍隊，戰鬥力極弱，無力抵抗。但南京陷落並不意味著日軍取得了戰爭勝利，國民政府將首都移至武漢、重慶，表明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而日本方面則對中國遼闊的國土形成的戰略縱深估計不足，隨著占領區域不斷擴大，不得不分兵防守，在各占領地區陷入相對弱勢，面對遊擊戰和地下抵抗活動只能窮于應付，無力有效統制占領區。
結果必然是，日軍在軍事上取得的勝利愈多，距最終失敗愈近。
在日軍進攻階段中、後期，軍事攻防是圍繞著維持戰略要地、補給基地和交通線進行的。
平型關和台兒莊兩次局部抗戰勝利的意義在于，中國軍民由此認識到日本並非不可戰勝，從而增強了鬥志。
而日軍不承認這兩次失敗，反而辯稱“轉進”，繼續進攻，結果，太原和徐州兩場會戰取得的勝利，被中國對“重大勝利”的宣傳所沖淡。
另外，日軍意欲通過殺掠迫使中國屈服，卻因此引起了民衆普遍憎恨，使日軍在其所經過的各地遇到了激烈抵抗。比如，華北民衆開始自發組織義軍，或開展遊擊戰，抗日武裝團體層出不窮。
在武漢會戰中，國民政府軍傾全力抵抗，中共軍隊也在山西等地開展遊擊戰。日軍雖然在會戰中付出慘重傷亡後取得了勝利，但此後難以維持攻勢，廣大農村留給了中國軍隊，而其控制的“點”與“線”也隨時受到持續的遊擊戰和民衆抗日鬥爭的威脅。
這也使日本自己的“解放亞洲的聖戰”的謊言在現實的侵略戰爭面前不攻自破。
戰爭經武漢會戰進入僵持階段後，曆次戰役時間都比較短，雙方經短暫接觸後即回歸各自防線。日軍在戰鬥中動用了飛機、艦艇、坦克甚至毒氣，但戰果不佳。
固執于正規戰、近代戰的日軍，依然以控制大中城市及鐵路、公路爲目的；而中國軍隊卻反複小規模出擊，開展機動戰和遊擊戰。日軍戰線越來越長，鐵路和公路不斷遭到破壞。
而這個時期，除正規部隊外，各地許多民衆也參加了抗戰。
結果，日軍的近代武器難以發揮威力，各占領城市由于補給被切斷而陷于孤立，軍事運輸越來越困難，日軍力量逐漸被消耗。
而在雙方軍隊間的戰鬥陷入膠著狀態後，中國方面國共矛盾開始激化，雙方都在力求擴大統治區域範圍，隨著中共力量越來越強，終于爆發了皖南事變。
後來，盡管統一戰線基本得到維持，但更多情況下是國共兩軍分別獨自對日作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日之間的戰爭形勢發生變化，進入中國進攻階段。這意味著蔣介石堅持到美國參戰、使中國戰場成爲世界大戰重要環節的方針獲得了成功。
在太平洋戰場開戰後，日軍仍然相信自己的力量優勢，固執于正面作戰，因而在第三次長沙會戰、常德會戰中損失慘重。而中美空軍則發揮了威力，切斷了日軍伸展過長的補給線。
于是，喪失了制空權和制海權的日軍，爲改變戰局，實施了貫通中國大陸和印度支那的大陸打通作戰。
對此，國民政府爲保存軍事實力而采取消極抗日方針，結果遭到嚴重打擊。但是，日軍的大陸打通作戰與東南亞的作戰是連動的，而日軍並未能確保東南亞通道的穩定。
1943年春，盟軍和中國駐印軍、中國遠征軍在緬甸北部開始共同作戰。1945年1月，中印公路被徹底打通。此後，援華物資大增，國民政府軍的力量得到了加強。
中國孤立抗戰的時間實際很短，整個抗戰期間不斷有來自外國的支援。早期有德國顧問團，然後有蘇聯的援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有美軍參戰，這些無疑都對中國抗戰形成了支援，加速了中國勝利的到來。
戰爭後期，日本不得不將大量飛機從中國戰場逐漸調用到太平洋戰場，而中國空軍和第十四航空隊的中美混合機團等則對中國國內的日軍占領區及“滿洲國”的重要地區實施了轟炸。
戰爭末期，美軍在馬裏亞納群島建立了基地，加強了對沖繩及日本本土的轟炸；而在中國大陸，正規戰和遊擊戰都得到了空軍的掩護，威力大大加強。
在最後關頭，日軍在南方繼續遭到國民政府軍的攻擊，北方則有中共軍隊在蘇聯出兵後展開了大規模攻勢，日軍在南北夾擊下走向潰滅。
在探討中國戰勝、日本戰敗的原因時，還有幾個要素是不可忽視的。
第一，抗戰之初，國民政府對中國的力量具有清醒、客觀的認識，即中國是既弱且大的國家，從而采取了持久抗戰的方針。
日本意在速戰速決，而中國方面則必須爭取時間建立在戰略上能夠利用遼闊空間的臨戰體制，並將日軍拖進持久戰。
爲此，蔣介石對占有壓倒優勢的日軍盡量避免正面作戰，而十分重視遊擊戰，並訓練遊擊隊幹部，將部分正規軍和地方軍用于遊擊戰。
換言之，不論國民政府軍還是共産黨軍隊，其實都主要是通過遊擊戰來抵抗日軍的，因爲，在武器不占優勢的情況下，要發動全民武裝進行持久抗戰，遊擊戰最能夠充分發揮國內作戰的地利，因而是最好的戰爭方式。
中國方面把日軍占領地區視作點和線，並在其空白部分開展遊擊戰，通過持續不斷的襲擊，切斷日軍的交通聯絡線，削弱了日軍的機動能力和運輸能力。
不過，與中共相比，蔣介石認爲民衆只是被動力量，而未能充分發揮其自覺性。
第二，日本希望國共分裂，而沒有想到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夠建立。在日本看來，國共兩軍合作是不可想象的，但事實是兩軍實現了合作，使中國在平型關和台兒莊取得了局部重大勝利。
但國共合作的意義遠遠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內相互對立、傾軋的各派閥和反蔣勢力，在國共合作後重新團結在蔣介石周圍。原本國民黨內分屬桂系、粵系、西北軍系統等的反蔣最高軍事領導人，都在抗擊侵略的旗幟下投身于抗戰。
在武漢制定的《抗戰建國綱領》還提出了全民抗戰的口號，使動員一切力量抵抗日軍成爲可能。而且，該方針還把華僑和蒙古族、藏族也視爲抗戰力量之一部分。
第三，除戰場上的軍事抵抗外，國民黨系統特務組織的武裝抗日活動、地下抵抗活動和情報戰，也是不應忽視的事實。藍衣社的基礎是浙江，在城市及周圍農村開展活動。
他們不僅直接打擊日軍和傀儡政府有關人員，還進行經濟抵抗，對工廠和交通線實施破壞，動搖了日軍對占領地區的統治。其活動範圍甚至伸展到了南洋，主要通過向英美提供情報的方式，給日軍造成重大打擊。
CC團的陳立夫等則秉持儒教的正統性和三民主義、蔣介石地位的絕對性而堅持抗日，在香港也組織了衆多階層共同參與的情報網，向國民政府提供有關日軍的治安、南京傀儡政權要人動向等重要情報，並指導了除延安以外的日本反戰運動、朝鮮獨立運動。這些活動實際上是逐步將日軍逼入絕境的多重抗戰結構的一部分。
第四，中共方面，非常重視遊擊戰在持久戰中的作用，同時認爲，若不輔以遊擊戰，正規戰不可能取得勝利；而上述所說的正規戰更傾向于運動戰，其實質是遊擊戰溶于正規戰的戰術。
中共的遊擊戰得到了多數民衆的絕對支持，許多民衆憤于日軍的殘暴而紛紛加入民兵和遊擊隊，因而不存在兵源不足的問題。
這樣，正規軍、遊擊隊、民兵甚至民衆相互配合，在中共領導下開展了多層次的遊擊戰爭，並通過百團大戰等持續不斷的攻擊和對交通聯絡網的破壞，使日軍的機動能力、運輸能力及近代武器的威力難以發揮。
華中存在著國共兩黨的各種抗日部隊，其中國民黨系統的忠義救國軍和中共系統的抗日義勇軍之間的確發生過沖突，但同時也通過反複聯合和融合，基本上維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局面。
第五，中國抗戰中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海外華僑的參與。這種參與，盡管在有的國家有起伏，但就世界範圍來看，華僑無疑對抗日形成了國際性支援。
華僑除了通過捐獻等強有力地支援了祖國外，美國華僑在阻止美國對日出口廢鐵和石油方面發揮了作用，南洋華僑也開展了強有力的抵制日貨運動，這些都沉重地打擊了日本經濟。
而在馬來半島、新加坡，也有統一戰線形態的“華僑抗敵義勇軍”，參加了新加坡防衛戰，後來，其左派形成了中共系統的馬來人民抗日軍，其右派則形成了華僑抗日軍。
日本殖民地朝鮮的華僑，其中不僅有人回國參加八路軍進行抗日鬥爭，還在朝鮮境內仁川等地進行武裝抵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的部分華僑則加入美軍，參加了對日作戰。
第六，國民政府之所以能夠堅持持久戰，其物質基礎源于經濟力量的增長，而在其中處于主導地位的則是政學系這個曾被稱爲“親日派”的官僚及實務派集團，爲反抗日本的侵略，他們轉化成了抗日派。
他們采取通脹、公債及田賦征實等政策掠奪民衆財富，從而確保國民政府在戰時獲得充足財源，然後將其大量投入工業生産；水利、灌溉、墾殖等事業也得到了大量放寬，從而擴大了耕地面積，使農業生産得以維持，抗戰基礎得以鞏固；金融方面則改組了四聯總處，法幣發行權被統一于中央銀行，從而徹底完成了幣制改革。
這一切都對持久抗戰形成了支持。盡管這個時期采取高通脹的經濟政策，但由于中國是農業大國，其經濟以實物爲基礎，因此，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受到的影響相對較輕，受到嚴重打擊的僅是公務員等後方大城市的居民。
而且，農業國家的特點在于許多地區可以自給自足，即使被日軍分割和占領，其余的廣大區域仍可繼續生存。中國作爲農業大國，其經濟在戰時具有強勁韌性，而日本對此並沒有正確認識。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民族的旗幟下始終集合了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以儒教爲核心的中華思想、中共的馬克思主義和倡導歐美式民主自由的第三勢力。
換言之，中國的抗戰，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戰建國綱領之下的全民抗戰。
中國各階層的力量是在多元化、多層次體制下集合在抗戰這一共同目標之下，同時又分別以自己的方式抗擊日本侵略的。
恰恰是上述各種要素相互交織和影響，才使中國能夠靈活、強韌地堅持抗戰，並最終戰勝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