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已經奪命逾萬人。各個國家針對此次大型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防治辦法，不亞于最生動直觀的大型“比較政治學”現場。

由于傳染有先後，即使各國面對同樣的病毒侵襲，也很難稱之爲同一場“考試”。畢竟“考試”背後預設了一個威嚴而絕對正確的“出題者”、多個獲取同等數量知識的“考生”，以及一個無可置疑的“評分標准”—這些預設在當下受到病毒感染的國家之間並不成立；而且，成千上萬條生命的逝去，也根本不能以考試的“不及格”或“失利”而一筆抹去。

但是，不同國家的檢測、追蹤、治療手段，依然可以從“死亡率”的數據上反映出其有效程度，從而爲“橫向比較”創造一個基礎。

德國、新加坡和越南，是新冠疾病“死亡率低”甚至無死亡的典型國家。這令人想知道，和其他國家相比，它們至少做“對”了什麽？

“硬核”德國？

隨著確診人數的增加，德國的防控方式也逐漸從“硬核”（類似于“佛系”）變成“辣招”頻出。

3月13日，五大足球聯賽中的德甲，最後一個宣布“取消比賽”。3天後，德國宣布在與奧地利、丹麥、法國、盧森堡和瑞士接壤的邊境實行管制，只有跨境通勤者和物流貨車才被允許通過。同時，德國大部分州的學校和日托中心關閉，而關閉餐館、酒吧、體育俱樂部的州也逐漸增多。德國在北海和波羅的海上的島嶼，也已經禁止遊客進入。

（3月17日，警察在位于德國小城凱爾的德法邊境“兩岸橋”附近執勤。德國政府從16日起加強對奧地利、瑞士、法國、盧森堡和丹麥五國的邊境管控）

防疫從“松”到“緊”，有個重要的時間點—2月25日。德國的第一個確診病例出現在1月27日，一直到2月25日之前，境內的病例都得到了及時的檢測、追蹤和隔離。

2月23日意大利開始封城，但措施不到位；2月25日開始，來自意大利的病例在德國急劇增加。感染地區從地圖上的幾個零星點，變成了“四周包圍中央”的片狀。

截至3月26日晚，德國記錄了39572例確診感染病例和224例確診死亡病例，死亡率爲0.5%。

德國對“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研究，開始得很早。克裏斯蒂安·德羅斯滕是德國頂尖病毒學家，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今年1月，德國各地的實驗室就得到了進行此項病毒檢測的信息和材料。同一時間，德國也將病毒檢測方法分享給了其他國家。

據悉，德國擁有歐洲大陸數量最多的P4實驗室，一共4所，分別位于柏林、漢堡、裏姆島和馬爾堡。如果算上瑞士的3家P4實驗室，泛德語區內聚集了歐洲大陸（含俄羅斯）半數以上的最高等級生物實驗室。

德羅斯滕還表示，德國的實驗室診斷不歸一個中央系統管理，這極大地提高了防控效率。在其他國家/地區，往往由一個權威機構統籌管理新疾病的測試，只有少數實驗室被允許進行測試並將數據反饋給中樞機構。而德國各個地方的實驗室均有權限自行檢測，無須上報。

德國醫療系統在1月底，將病毒檢測納入保險報銷範圍。德國執業醫生聯邦協會爲這項病毒檢測專門立項，規定了專門的序號。進行病毒檢測的實驗室和醫療機構，都可以直接向保險公司報賬收費。約200歐元的檢測費由醫療保險公司承擔，前提是，當事人必須由醫生確認爲疑似病例。

（3月17日，在德國法蘭克福，一名男子在一家藥店外等候。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該藥店只允許“最多兩名顧客同時入內”）

德國的醫保制度令德國人自豪。德國社會保障法規定，所有居留在德國的人都必須有醫療保險。醫療保險公司有公立和私立之分，以居民收入爲劃界標准：截至2020年，德國所有月薪收入低于5213歐元且年收入低于62550歐元的居民，必須擁有公共健康保險，收入高于此限者可購買私人保險。在德國，有86%的人購買公共醫療保險。

分級診療也被認爲有效地防止了醫療資源擠兌。以首都柏林爲例，撥打24小時熱線電話之後，專業人員將根據患者的症狀和旅行史作出甄別：出現較重症狀及需要臨床治療者，將被第一時間接入醫院；輕症者或疑似案例，將被引導至街區普通診所；無症狀者會由衛生部門接手，並告知其前往各大檢測點參與測試。

病人要出示診所或家庭醫生的入院建議單，才會被綜合醫院收治；貿然前往綜合醫院往往需要半天以上的等待，因此也鮮有人浪費時間。

德國分散式、協作式的防疫體系，能在第一時間隔離輕症者、收治重症者，並降低死亡率。

德國目前的急迫需求，分別是床位、護理人員、呼吸機和疫苗。

在歐洲，德國每10萬人擁有800張床位，排名第一，比排名第二的法國多了201張。據德國之聲報道，德國醫院共有約2.8萬張重症床位，目前已占用了80%。德國耶拿大學危機傳播學專家迪克曼（Petra Dickmann）在接受《每日鏡報》采訪時表示，從德國各高校附屬醫院的情況就可以發現：醫護人員緊缺。在波恩地區，醫院大多已經出現消毒水和醫用防護服嚴重緊缺的現象。

德國政府還向瑞士的呼吸機制造商—漢密爾頓醫療公司訂購了1萬台呼吸機，但是，制造商也分身乏術。漢密爾頓醫療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呼吸機制造商，通常每年生産1.5萬台呼吸機，現已將其産量提高了30%~40%。

漢密爾頓公司首席執行官威蘭德在一次采訪中說：“可用的呼吸機與需求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他補充說：“美國陸軍正在尋求訂購，土耳其訂購了很多，中國訂購了很多—實際上，每個人都在訂購。”

歐洲和美國的裂痕正在加劇，德國還要出手跟美國“搶疫苗”。德國報紙《世界報》上的一份爆炸性報道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話說，特朗普政府提供了“十億美元”來保護由CureVac公司開發的新冠病毒疫苗的專有權，“但僅限于美國”。德國外長海科·馬斯3月15日表示，政府將不允許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推進這一計劃。他說：“德國研究人員在藥物和疫苗開發中起著領導作用，我們不能允許其他人尋求獨有的研究成果。”

CureVac是一家德國生物制藥公司，總部位于德國圖賓根。該公司的開發重點是傳染病疫苗，以及治療癌症和罕見病的藥物。CureVac在3月初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即將卸任的首席執行官丹尼爾·梅尼切拉已應邀到白宮與特朗普舉行會議，討論生産新冠病毒疫苗的戰略和機會。梅尼切拉還說：“我們將能在幾個月內開發出有效的候選疫苗。”

經濟政策也在遭受考驗。3月10日，德國政府已承諾投入10億歐元用于解決新冠肺炎疫情，這還是“短期”投入。實際上，疫情已經開始扭轉德國長期的“預算平衡”政策。知情人士稱，鑒于危機的嚴重程度，默克爾及其經濟團隊現在願意接受赤字支出，以幫助抗疫。知情人士說，由病毒引發的危機是憲法規定的債務刹車下的“例外情況”之一，該情況允許額外借貸。

即使德國在2019年陷入衰退，默克爾還是拒絕了華盛頓、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放寬其債務期限的呼籲。過去十年中，德國減少了超過20個百分點的公共債務，使其占比不到國內生産總值的60%。2019年，柏林的預算盈余超過130億歐元。

3月16日，在德國柏林，行人走過關閉的柏林新博物館旁的廊柱

目前，德國政府仍然可以動用多達500億歐元的儲備。也許，新的經濟政策並不意味著政府啓動大規模的刺激計劃或增加債務。不過，七位經濟專家在3月中旬表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肯定會在今年上半年進入衰退。

另外，人口最多的北萊因－威斯特法倫州，感染人數超過4268人，13人死亡—感染人數接近德國感染總數的1/3，死亡人數則接近一半，而且確診病例數量上升較快。如果14天內病例增速不能放緩，德國的防治措施等級則需要再度提高。

“佛系”新加坡？

用複旦大學教授張文宏的話說，新加坡“一點也不佛系，看上去佛系，人家是武當派”。

截至3月26日晚，新加坡記錄了683例確診感染病例，死亡2例。

新加坡的一系列措施中，“預警時間早”起到了關鍵性作用。1月3日，新加坡開始在機場布控測體溫，同時啓動哨點監測—該套監測體系，將公立醫院、社區醫院和家庭診所聯網，使新加坡對輸入性病例的監測能力顯著提高。

2月7日，鑒于本地傳播初現端倪，新加坡當局又將疫情警報級別，從第二級“黃色”上調至第三級“橙色”，僅次于預示疫情最嚴重的級別“紅色”。這一級別代表“疫情嚴重且容易傳播，但在新加坡尚未廣泛傳播，目前正在得到控制”，允許政府采取隔離、體溫檢測、限制醫院訪客等“中等”（moderate）社會幹預措施。

2月4日，在新加坡惹蘭勿刹一帶，一名男子走過中藥行

自2月18日起，新加坡衛生部重新啓動曾在應對霧霾和H1N1流感時啓用的“公共衛生防範診所（PHPC）計劃”，以進一步降低社區傳播的風險。任何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狀的新加坡居民，均可到新加坡全國900家定點診所，享用“特殊津貼”就醫。其中，新加坡本地公民和永久居民將按10新元（約合人民幣50元）的固定診金收費，屬于“建國一代”和“立國一代”的老年人則僅需支付5新元（約合人民幣25元）。

2018年年底投入使用的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擁有330張床位和隔離病房，還有能處理高風險病原體的實驗室、傳染病研究與培訓辦公室等，是抗擊新冠病毒的主戰場。

新加坡實驗人員在實驗室裏進行冠狀病毒測試 (路透社 EDGAR SU/攝）

作爲補充，新加坡還構建了包含900多家私人診所的“公共衛生防範診所”體系。政府向這些診所通報疫情信息，提供一定的醫療防護物資。如果前來就診者是新冠疾病疑似患者，診所會把他們轉診至指定醫院。這套體系爲追溯病例提供了依據，也盡可能避免民衆恐慌性地擠占大醫院的醫療資源。

新加坡總人口約570萬，人均醫療資源較爲充裕。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新加坡的醫療衛生服務覆蓋指數已超過了80，中國爲76，印度爲56。其實，如果看醫療衛生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新加坡的投入不算大。2010年以來，發達國家的該指標均維持在6%以上，而中國、新加坡、印度三個國家最高還不到3%。

投入相對較低，醫療健康服務的質量高，新加坡的成功之處在于以“防”爲主。最近公布的“控糖令”就是典型例子。爲了從源頭上減少糖尿病患病率，新加坡衛生部宣布，從2021年年底開始，市場售賣的非酒精類飲料，將被強制貼上標明糖分的營養等級標簽，並將全面禁止含糖量位于最高等級的飲料在電視、網站等任何媒體平台投放廣告。

（3月18日，連接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柔佛州首府新山市的新柔長堤上，幾乎沒有往來車輛行駛。馬來西亞從18日起采取爲期兩周更加嚴格的限制出入境措施）

新加坡的經濟，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因此，制造業和批發貿易等外向型行業，以及旅遊業及相關的酒店、郵輪、餐飲、航空業等，受沖擊最嚴重。目前，中國是新加坡最大的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國，也是最大的國際遊客來源地。由于疫情在全球蔓延，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已將2020年的經濟增長率預期，從0.5%~2.5%下調至-0.5%~1.5%。

人們判斷一個國家的防治措施佛系與否，往往看的是“封不封城”。新加坡作爲城邦國家，封城意味著封國，封國意味著經濟交往徹底中斷，這是新加坡所不願看到的後果。近期的情況是，新加坡的境外輸入病例增多—原本相對平靜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確診病例飙升—監測境外人員流入、隔離疑似病患，都爲新加坡政府和醫療機構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鐵腕”越南

相比之下，越南的疫情管控要嚴厲得多，這也是其人口密度和醫療水平決定的。

越南人口超過9500萬，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和河口沖積扇上，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裏308人（中國爲148人）。

越南的醫療資源和醫療服務水平，不太盡如人意，每萬人僅擁有約25張病床。像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越南是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之外，第三個出現疫情的區域；越南非典一共確診63人，數量不及加拿大、新加坡，但其非典死亡率7.9%，高于中國大陸（6.6%）。

3月18日，在越南和平省，人們准備離開隔離點回家

不過，越南控制非典疫情用時最短：45天。這也證明，越南明確在“控制疫情傳播”上發力，而不願把賭注押在“救治”上。

2020年1月23日，越南第一大城市胡志明市確診第一例新型肺炎患者：一個從武漢到越南探望兒子的66歲男子。在中國以外，越南是繼泰國、日本、韓國之後，第四個被新冠病毒入侵的國家。疫情也逐漸從輸入型轉化爲本地人傳人的情況。

在永福省，發生了一個家族的大傳染：先是1名23歲的女子，因去過武漢被確診，她傳染了自己的母親、父親、侄子、鄰居、姐妹6個人—這一家人所在的平川縣山雷村被封鎖。村子出入口，設立起監控檢查站，禁止人車通行。該村有超過1萬名村民，封鎖一共持續了20天。

越南最早從1月14日開始監測入境者體溫。岘港國際機場體溫檢測儀，檢測到兩個來自武漢的旅客出現發燒症狀，此時，離鍾南山宣布“人傳人”還有6天。當局立即對其進行了隔離，采樣後，送到芽莊市巴斯德醫院進行檢測。次日，越南衛生部危險疾病防控指導委員會專門開會。1月22日，越南衛生部下發《新型肺炎防控方案》。

越南河內北部一家制衣廠的工人在生産口罩

越南的封鎖措施“針對性”也很強：1月24日起取消所有往返武漢航班；1月29日，暫停中國公民到越南的旅遊簽證；2月1日，宣布國家進入防疫狀態，將新冠病毒疾病列爲甲類傳染病，暫停往來中國的所有航班，限制春節期間的慶祝活動和聚會。

2月10日，越南衛生部宣布，實施醫學隔離或強制性隔離措施的疑似病例、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密切接觸者，均可享受免費治療。2月14日，越南宣布暫停全國所有學校活動。

韓國企業是越南的大客戶，越南1/4的出口份額都屬于三星公司，一半的三星手機都是“越南制造”。但韓國疫情大暴發後，越南“鐵面無私”，暫停了對韓免簽政策，對來自日本、韓國、伊朗、意大利的旅客進行隔離，不允許韓國航班在河內和胡志明市降落。

信息公開透明也是一個穩定民心的辦法。越南衛生部開通了一條關于疫情防控知識的免費專家熱線，全國還開通21條醫院熱線電話。BBC也報道了在TikTok（抖音海外版）風靡全球的“洗手舞”，這是越南衛生部和舞者Quang Dang合作的音樂短片，教人保持衛生，正確洗手。

截至3月26日晚，越南累計確診病例已有141例，無死亡病例。3月16日，越南政府總理阮春福表示，越南正處在疫情防控阻擊戰中減少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的“黃金時期”。他在會議上提出了若幹條清晰的指示：減少聚集活動，做好居家隔離和集中隔離，暫停發放簽證，發揮鄉級政府和社區幹部的作用，交通運輸部嚴抓入境檢疫和消毒，等等。

3月8日，在越南北部海防市，工作人員對和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有關的場所進行封鎖

越南有“下一個中國”之稱。數據顯示，2000-2017年，越南的GDP實現了7倍的增長。2018年越南GDP增速達到7.08%，創下10年來新高，被列入世界GDP增長最高的國家行列，2019年GDP增速也超過7.0%。而且，35歲以下年輕人占到越南總人口的70%，人口紅利依然強勁。

越南是世界上成功研制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的少數國家之一，檢測一次僅需50萬越盾（約合21美元）。如果疫情大暴發，越南完全可以自主供應檢測試劑盒。河內市已購買4000套檢測試劑盒（相當于20萬次檢測所需），並將其中一部分捐贈給了歐洲重災區之一—意大利各家醫院。檢測試劑盒還將出口到伊朗、芬蘭、馬來西亞、烏克蘭等多國，目前已有20個國家訂購。

抗疫不成功的國家各有各的問題，而在降低死亡率上做到德國、新加坡、越南這樣的程度，是需要平時未雨綢缪和關鍵時刻揚長避短的。

作者 | 南風窗高級記者 榮智慧

編輯 | 謝奕秋

排版 | CAT

南風窗新媒體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