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是亞洲一衣帶水的兩個重要近鄰中國和日本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五十周年紀念日。這在國際社會及中日兩國主流智庫的交流中，也被稱之爲中日關系正常化五十周年。五十年來，中日關系並非一帆風順並帶有各類噪音、雜音和域外因素的幹擾。只是在雙方領導人、中國智慧和日本對華友好人士的努力下，中日關系尤其是經貿合作得以行穩致遠。
從1972年至1978年，這段時間是中日經貿合作的破冰期。這一時期中日經濟交往由民間貿易轉向“政府主導、官民並舉”的新階段，雙方政府從幕後走到台前並發揮主導作用。期間，日本智庫提出了幫助中國發展就是幫助日本制造打開嶄新市場的重要觀點且被接受；而中國領導人實事求是提出接受和學習日本先進技術、促進中國現代化事業發展的重要主張。
1978年，中國共産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啓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此後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經濟進入高速增長的快車道。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中日經貿關系也進入貿易、直接投資、政府資金合作（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的全面發展時期。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展開，中日經貿交往機制也從“政府主導、官民並舉”逐漸走上市場主導的軌道。2001年我國加入WTO以後，中國經濟全方位融入經濟全球化之中，中日經貿合作領域進一步擴大至財政金融合作、區域合作、能源環境等更廣泛的領域。
筆者接觸中日經貿合作課題並且和日本智庫展開互動交流，起于1992年；當時也慶祝了中日關系正常化二十周年。當年，中國經濟總量和日本相比還有明顯的差距；東盟也還只有六個成員，即不包括經濟排名在東亞區域最爲靠後的越南、緬甸、柬埔寨和老撾（中南半島四國）。因此，日本智庫的經濟學家們在上海進行對華交流活動中充滿著優越感。他們提出了東亞經濟區域合作的一體化模式爲——雁型模式。什麽意思呢？就是東亞經濟體成員是一個雁陣：日本經濟是所謂的領頭雁；第二陣營是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第三陣營是東盟五個中等發達國家（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和文萊；當時東帝汶還沒有獨立並從屬于印尼）；第四陣營就是中南半島四國，還被日本經濟學家惡評爲“最不發達國家”、影響東亞經濟整體品質。至于中國在哪個方陣？日方沒有答案。
筆者和中國智庫同仁們在對話中，並不贊成日方智庫的這一提法；而且僅僅是爲了飛往美國等西方市場，實際上也鎖住了合作航線和更廣闊的貿易天空。我們還提出中南半島四國爲後發經濟體、中國是追趕型經濟、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從貿易便利化開始、亞太地區會伴隨著經濟合作和繁榮出現新的矩陣、以及東北亞中日韓三國應當好經貿合作典範等重要主張和中國式概念。而每年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前夕，則是中日兩國智庫在上海交流的最活躍期。
上海，也從中日兩國的智庫交流中獲益良多。尤其是在港口設施的現代化、城市汙水治理（包括蘇州河的水環境康複）、大型基建國際銀團的組建（如浦東機場的借貸）及其債務風險控制、如何興辦一屆成功的世博會、甚至是郊區農業良種改造等方面，獲得了積極對策。
現在冷靜、理性地進行回眸式評估：一方面，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半個世紀以來，雙邊貿易從當年僅11億美元猛增至2021年的3700億美元，雙方已互爲對方重要的經貿合作夥伴。2021年，中日兩國分別位列全球第二、第三經濟體，中國是日本最大外貿出口國，日本是中國第一外資來源國。中日雙邊經貿合作還經受住了疫情沖擊的考驗，雖然人員交流和航班航線還沒有全部恢複如常狀態，但經濟合作指標仍然相當亮眼。如僅今年一至八月以人民幣計價：中日貿易總值爲1.57萬億元，增長12.3%，占6.3%。其中，中國對日本出口6949.2億元，增長8.9%；自日本進口8771.7億元，增長15.2%。對日貿易逆差1822.5億元，增加47.8%。分析顯示：日本目前爲我國第四大貿易夥伴，可見中國市場對日本經濟是何等重要！
另一方面，開放性、包容性和全面注重基礎設施建設合作，是中國在亞太地區推進經濟一體化和貿易便利化的最顯著特征；這已經被亞太地區經濟體成員的主流智庫所公認！中國追求的是每一個區域經濟體成員都得到合理發展的最大公約數，中國投資、中國基建和中國市場正惠及所有開放型經濟體成員。由此，本世紀尤其是最近十年來亞太新矩陣業已形成並展現出欣欣向榮的格局。無論是東北亞板塊、還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或者是一帶一路沿線經濟合作帶，都出現了造福于當地人民與企業、造福于雙邊和多邊合作的實際型豐碩成果。
而就東北亞板塊的未來發展而言，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形成是未來十年內的大概率事件。有智庫行家樂觀地指出：RCEP將成爲中日韓自貿協定簽訂的“熱身”和前奏，並直接賦能中日經貿合作。我們需要新的智慧，正如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研討會開幕式上致辭所指出：當前世界動蕩多變，中日關系不進則退。因此在即將開啓下一個50年征程之際，雙方既要重溫建交初心，汲取曆史經驗，推動中日關系沿著正確軌道健康穩定發展；也要思考構築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賦予兩國關系新的內涵和動力。（作者爲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