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
圖爲太行山風光。
影像中國
初冬的早晨，夜雨初歇。胭脂河籠著淡淡的煙霭，除了河心石激起小小幾朵浪花，河聲實在是靜逸得很。
我在夜燈下翻開倉夷的那篇小文《冬學》，文中的那個村莊應該就在河上遊的不遠處。當我跟隨文中那群剛剛識字的老鄉一起讀到“中國人，愛中國”六個字的時候，“倉夷”這個名字，忽而變得那麽鮮明而有力量。
“要抗日到哪裏去報到？”
倉夷，本名鄭贻進，祖籍福建福清，出生于馬來西亞，成長在新加坡。當他決定告別父母親人歸國抗戰的那一刻，內心深處一定也反複默念著“中國人，愛中國”。
那是1937年12月末。年輕的革命者趙洵、黃一然在武漢街頭遇到一名身穿短袖襯衫、短褲的青年。天氣已經很冷了，青年上衣口袋裏插著一支派克筆，縮著身子在路邊徘徊。看到趙洵和黃一然，他猶豫地走過去，輕聲問：“要抗日到哪裏去報到？”
這個眼神清澈的問路青年，就是倉夷。那一年，他只有十六歲，剛剛回到祖國。倉夷自我介紹，父親是個工人，支持他回國抗日，臨行時給了他一支筆和少許路費。他春天從新加坡出發，幾經周折，到此時盤纏差不多花完了。趙洵、黃一然盡己所能給倉夷提供了經濟上的幫助，並把他領到八路軍辦事處。
不久，倉夷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學習。結業後，分配到位于陝西宜川秋林鎮的二戰區司令部，擔任《西線》雜志編輯。其間，他沿黃河防線采訪，了解到日寇在華北的種種罪行。年輕的倉夷爲此憤慨不已。
1939年，倉夷在《西線》雜志發表沿黃河考察的長篇報告《華北的敵寇在掙紮》。也是在這一年，倉夷來到晉察冀邊區。
1940年5月14日，倉夷采寫的通訊《趙象銘事件真相》刊登在中國共産黨人創辦的《抗敵報》上。趙象銘原是一名地方官，潛入邊區後，利用國民黨的名義與公職身份，貪汙菜油、私藏物資、大吃大喝，還試圖腐化邊區幹部，叫人監視共産黨員。趙象銘的惡行，引起了邊區民衆的極大憤怒。對這一事件的采訪，給了倉夷內心不小的觸動。將趙象銘的所作所爲和邊區共産黨人的言行兩相對照，這位一心忙于抗日宣傳的年輕人作出判斷：只有中國共産黨，才能救中國。
1940年秋天，倉夷正式加入《抗敵報》。《抗敵報》是《晉察冀日報》的前身，被聶榮臻同志稱爲“民族的號筒”。從此，倉夷成爲“民族的號筒”最年輕的號手之一。
這年冬天，倉夷加入中國共産黨。
一手拿筆，一手拿槍
出自倉夷之手的《紀念連》，是一篇在邊區轟動一時的報告文學作品，長四萬余言。
1942年，日寇在冀中展開殘酷的“五一大掃蕩”。在反掃蕩作戰中，八路軍的一個連隊與日寇連續激戰，令敵人傷亡慘重。《紀念連》正是對這一模範戰例進行采訪後創作而成的，整個采訪用了二十多天。《紀念連》于1942年10月在《晉察冀日報》以連載形式刊發，引起很大反響，冀中軍民爭相傳閱。1943年4月，晉察冀邊區魯迅文藝獎金委員會授予其“文學獎”。
多年後，我隨石家莊尋訪抗戰地采風團到深澤縣，參觀了《紀念連》中所講述的宋家莊戰鬥的舊址。昔日的戰場如今綠樹婆娑，農舍俨然。走進一處作爲當年戰鬥指揮部的老宅，牆上密密麻麻的槍眼和一張村裏流傳下來的作戰地圖，讓在場者仿佛置身當年烽火連天的戰鬥中。七十多年間，宋家莊的紅色基因赓續不斷，在村莊發展中，戰鬥舊址和珍貴的“老物件”在一代又一代宋家莊人手中得到保護。
全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晉察冀日報》的敵後出版愈發困難。在日寇的“封鎖”“蠶食”“掃蕩”中，倉夷與《晉察冀日報》所有的同志一樣，一手拿筆，一手拿槍，堅持采訪、寫作與出版。
部隊撥來槍支，報社的武裝梯隊在社領導組織下開展戰鬥演習。倉夷在武裝梯隊裏擔任一個班的班長，被分配了一支老式的單發槍，比較陳舊落後。倉夷卻很高興地領走了這支舊槍。他說：“我來背它。就算是燒火棍，也能敲死敵人。”
山地抗戰，異常艱苦。工作戰鬥間隙，倉夷愛給大家講故事。南洋風情、武漢流浪、騎騾走黃河……年紀輕輕的倉夷，卻有著豐富的人生經曆。他用間雜福清、廣東口音的“太行山普通話”繪聲繪色講起各地的見聞，逗得同志們哈哈大笑，他樂觀的精神感染了每一個人。
爲了更全面、更深入地報道華北的抗日戰爭，揭露敵寇的侵略罪行，倉夷和他的戰友們經常穿越封鎖線，深入到最危險的地區。
制造“無人區”，是日寇在華北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爲把廣大人民群衆和共産黨的部隊隔絕開來，將遊擊隊困死在山林，敵人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古北口的長城沿線廣袤土地上，進行了滅絕人性的燒殺搶掠。倉夷寫于1944年春天的報告文學《無住地帶》，就是一部再現共産黨八路軍在“無人區”堅持鬥爭的優秀作品。
倉夷的侄子、《晉察冀日報》曆史研究者鄭衛建給我講述過一個驚心動魄的細節：“那時候，記者外派都揣著兩顆手榴彈，一顆是給敵人准備的，另一顆是隨時准備與敵人同歸于盡。”在敵占區和遊擊區，邊幣不能花。報社給發的盤纏，有時候就是一塊鹽巴。倉夷行走太行山區和華北平原，兜裏裝著一塊鹽，身上藏著手榴彈，沒有絲毫困窘和膽怯。他那淳樸的笑臉、明亮的眼睛，總能令當地百姓心生信任。餓了、渴了，輕輕敲開老鄉的房門，一撮鹽巴換一頓吃食，不拘糠餅子、菜窩頭還是一把棗子、兩個柿子。
作爲一名新聞戰士，倉夷的作品真實記錄了晉察冀邊區軍民在黨的領導下浴血奮戰的事迹，反映了邊區人民的生活和鬥爭情況。僅1943年在阜平期間，他報道“地雷戰”的通訊就多達九篇。他采寫的《爆炸英雄李勇》發表後，邊區青年民兵掀起了向李勇學習的熱潮。
從1941年至1945年抗戰勝利，倉夷發表作品近百篇。作爲一名出色的“戰地號手”，他不僅是爲報紙“造子彈”“造炮彈”的人，也是爲英勇的子弟兵和英雄的人民畫像立傳的人。
與“人物”戰鬥在一處
夜的成熟的稻田在黑壓壓的人群的勞動下活躍起來了。像羊群在跑青，像蠶在吃桑葉，只聽見喳啦啦喳啦啦的割稻聲，緊張的腳步移動聲，沉重的撲七撲七的打稻聲，別的一切都是靜寂的。
這段緊張的夜半勞作的描寫，出自倉夷通訊作品《阜平城西灘的搶稻鬥爭》。在反“掃蕩”鬥爭中，搶秋是一件非常艱巨、危險的工作。1943年秋天，阜平縣區幹部們動員城廂附近五個村莊的青壯年遊擊小組，經過三整夜不間歇的勞動，在敵人眼皮底下搶收水稻二百二十畝。倉夷既是這場戰鬥的報道者，也是一個勇敢的參與者。
爲了把采訪完成好，從小在海外生活的倉夷，總是虛心向受訪者請教。哪怕是一句沒聽懂的方言、一個有些陌生的名詞，他也不肯放過，直至將自己變成太行山裏的“生活通”。
采訪“地雷戰”時，倉夷主動參加了爆破班，認真學習。雷口、觸發箱、觸發管、保險針、子母雷，這些術語對倉夷這樣的新聞工作者來說並不好弄懂。但他不僅把術語記在心裏，更學會了挖雷坑、埋地雷等技術。當我通覽《倉夷文集》，沉浸在作者描述的種種戰鬥生活場景中，常常爲那些感同身受的細節所深深折服，甚至以爲他是我的河北同鄉。
倉夷是歸國抗日的華僑，更是晉察冀的兒子！
在報社，倉夷出名地愛結交朋友。爲了采訪“爆炸英雄”李勇，倉夷與他吃住在一起，戰鬥在一處。由于倉夷懂地雷，能麻利地配合李勇工作，第一次采訪就取得了李勇的信任，和他成爲無話不談的同志和朋友。這種信任，使倉夷得以更近距離地觀察人物。
倉夷的優秀、勤奮和高産，給戰友們留下了很深印象。現年98歲高齡的陳英老人，是倉夷在《晉察冀日報》時的同事，她經常回憶起當年戰鬥中辦報的歲月，講述倉夷等老戰友的故事。當年陳英和報社同事在平山縣滾龍溝辦公，每次倉夷外派采訪歸來，都要過來彙報工作。他總是那麽陽光開朗，人還沒進院子，歡快的歌聲就先飛了進去。他又是那麽刻苦努力，不管多冷多熱的天氣，倉夷都要寫稿讀書到半夜，第二天早上照樣精神十足地工作。陳英老人的女兒陳華，現在也成爲《晉察冀日報》的研究者，和同事們一起致力于尋找報社烈士的犧牲地和烈士的親屬，將英雄們的故事講給更多人聽。
在倉夷的紀實作品中，《李雨》是十分優秀的一篇。
1945年7月抗戰勝利前夕，倉夷去平北采訪。爲了通過永定河封鎖線，倉夷找到這一帶的遊擊區幹部李雨帶路，也由此親身感受到這裏與邊區天壤之別的“特殊環境”。李雨十四歲參加革命，來到遊擊區兩年，十二次曆險。他曾被六個帶槍的敵人搜捕堵截，相距只隔一道短牆，最終冒死逃脫。“生死一線”已成爲這個年輕人的生活日常。在一次次出生入死的鬥爭中，李雨變得更加成熟堅定，也在遊擊區逐漸打開局面，獲得群衆擁護。
爲了采訪，二十歲的李雨與二十四歲的倉夷，有了一次憑窗而坐的深談。年齡相仿、經曆相似的遊擊區幹部李雨，給倉夷的內心帶來巨大的情感波瀾。《李雨》通篇情節跌宕曲折，但倉夷運筆從容、情感節制。在反複閱讀中，我仿佛從李雨身上看到另一個倉夷。也許，只有當采訪者和被采訪者的心靈相通時，才會有這樣的優秀作品誕生。
采訪李雨一年之後，就在倉夷犧牲的前一夜，他還主動找到組織彙報思想情況。他要彙報的是，到張家口之後收到新加坡女友的兩封信，一封是思念問好，另一封是要他回新加坡結婚。倉夷也回了兩封信，一封報平安，一封告訴她，自己是共産黨員，工作繁忙，現在不可能回新加坡。在人民解放事業和個人幸福之間，倉夷的抉擇，是那樣的磊落和堅定。
這份磊落和堅定，與他在記者生涯中，和無數李雨那樣的英雄人物相遇、相知、相惜，有著十分深刻的淵源。與自己采訪的“人物”相互砥砺，讓這位革命記者時刻保持著一顆質樸的愛國心。
他留下《幸福》
倉夷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1946年8月8日。
那年7月，河北香河安平鎮發生了美軍與國民黨軍進攻八路軍防區的“安平鎮事件”。倉夷作爲新華社特派記者，與戰友蕭殷一起前往參加調查工作。這天早晨，他們乘坐一輛敞篷吉普車到達張家口機場，在休息室候機。後來，蕭殷曾撰文回憶當時的情形：“他（倉夷）東張西望了一陣，忽然像發現了什麽稀罕物件，又像被沙發彈起來似的，急忙向水果櫃那邊跑去。我擡頭一看，已猜到七八分：那裏擺著許多水蜜桃，我知道倉夷是很喜歡這類水果的。接著他果然捧來了十幾個大桃子，滿臉堆笑地走回來，一面還稱贊著：‘你看，這桃子多大！多漂亮呀！’他啃了一口，幾乎手舞足蹈起來……”
可是，因爲受到刁難，倉夷不得不與蕭殷暫別，等待下一趟飛機。
這一別，卻是永訣。
倉夷獨自一人在山西大同轉機期間，被國民黨反動派匪徒陰謀殺害，身上僅有的懷表、水筆等物也被一一瓜分。多年之後，倉夷犧牲的真相終于大白于天下。在他的遇難地，當地人民爲他建起了紀念碑和烈士陵園。
倉夷的事迹在各種紀念文章裏被反複講述，我卻更願意向我的讀者述說他在機場買桃子的細節。因爲那是一個幸福的細節，是倉夷這位采訪了無數“人物”的革命記者，作爲戰友筆下的“人物”被翔實描摹的、屬于他自己的幸福的細節。
在倉夷犧牲前的最後歲月，從1946年2月至5月底的三個多月時間裏，他被組織上派駐北平參加《解放》三日刊工作。這期間，倉夷有感于北平讀者對了解邊區生活的渴望，便整理自己的文章，選出《冬學》等篇章，准備出版一個名爲《幸福》的小冊子。
在《寫在〈幸福〉前面》一文中，倉夷說：“這本小集子裏的幾篇文章，是我在晉察冀邊區服務七年間，一些當時當地的零星紀事。書名叫做《幸福》，是我的偏見，因爲我認爲人民能按自己的理想來自由生活，那就是‘幸福’。而這本書裏所寫的人物故事，正是表現了這種生活的幾個側面。”
《幸福》原本是想在北平出版，“獻給對‘晉察冀’生疏，然而又時刻神往的讀者們”。遺憾的是，倉夷生前《幸福》未能付梓。1947年8月，倉夷殉難一周年之際，《幸福》由晉察冀新華書店印行。
手捧《幸福》複印本，我再次閱讀《冬學》，一次又一次默念“中國人，愛中國”。《冬學》，在倉夷記者生涯中寫下的浩瀚文字中，就像胭脂河裏一朵小小浪花。那個風華正茂、活潑愛笑的《晉察冀日報》青年記者倉夷，總有辦法寫下那樣活鮮鮮的文字，把讀者的內心打開、照亮。
在倉夷百年誕辰時，陳華等《晉察冀日報》報史研究者，以及倉夷親屬鄭衛建等人再一次相約來到大同爲倉夷烈士掃墓。蒼松翠柏間，大家懷著崇敬的心情，把一只美麗的花環輕輕挂在墓碑之上，獻上素馨的花束表達無限的緬懷和哀思。在倉夷家鄉福建，人們也時常憶起這位少年歸國抗日、爲人民事業不畏犧牲的革命前輩。每逢他的犧牲紀念日，或清明、中秋，子侄們都會思念他們的“大伯”，將倉夷的事迹講給下一代人。鄭衛建說，倉夷是一代代鄭家人永遠的驕傲。
爲了追尋烈士的事迹，鄭衛建一次次沿著倉夷的足迹，奔走在華北大地上，也親眼見證了那裏發生的時代巨變，與鄉親們的嶄新生活。鄭衛建說，倉夷是我的大伯，更是永遠的晉察冀記者倉夷。如今當地百姓過上了好日子，大伯期盼的“幸福”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