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稱曼谷爲“天使之城”，也許它曾經名副其實。過去，曼谷的房屋建在木樁上，道路是運河，人們劃船來去。陸地上僅有的幾條馬路綠樹成蔭，繁盛的枝葉爲悠閑的行人提供蔭涼。鍍金的寶塔尖頂俯瞰民居和宮殿，乃至王宮——二十世紀初，這位國王請來一位意大利建築師爲自己打造王宮大殿。
曼谷從來不是一座美麗的城市，但它曾不乏魅力，具有異國風情。熱帶的熱浪有時簡直令人窒息，但此時總會從海邊吹來一陣清風，一路暢通無阻地穿過民居，最後到達湄南河。 曼谷長期以奢侈的惡習和未解之謎聞名。有血有肉的人每天進行無數精明的交易，在他們中間還存在著許多別的“東西”：它們是無形的，誕生于想象，誕生于人們的愛與恐懼。
和這個地區的其他人一樣，泰國人稱它們爲“非”：魂靈。 爲了撫慰“非”，讓它們保持安靜，不至于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産生影響，泰國人在城市的每個角落、每條街、每家每戶門口都建造了紀念它們的神龛。人們紛紛獻上食物、小木雕象、石膏舞女塑像、一杯酒、蛋糕、芬芳的茉莉花圈，等等。
無論是打地基還是挖井，泰國人都會第一時間建起一個祭壇，向大地之靈表達驚動它的歉意，同時祈求它在接下去的時間裏保佑工程一切順利。
這些道歉和祈禱還會通過更換供物不斷更新。若施工時不得不砍掉一棵樹，人們會鄭重其事地向其中的“非”請求對它斧鋸相向的許可。 相傳，在艾拉灣酒店舊址，大地之靈就對當地人的供奉十分滿意，于是展現了各種奇迹。時至今日，其上的寺廟仍是曼谷香火最旺、最受歡迎的。
它的一大特色是保佑人們生育男孩，數以千計的不育女性帶著五花八門的供奉前來，其中一些還會在晚上圍著寺廟半裸著跳舞。 然而，在過去的十年裏，對現代化的渴望充斥了整個曼谷，大型建築的施工把整個城市翻了個底朝天：運河被填平，變成毫無生氣的柏油路；矗立幾個世紀的樹木被砍倒；古老街區的房屋被推土機一口氣推平，代替它們的是由鋼筋混凝土建成的摩天樓。
土地被挖開、翻轉、鑽洞、粉碎，盡管還有人向“非”道歉，但如今的冒犯已嚴重得讓許多“非”怒不可遏。整個城市擠滿了這些看不見的“非”，它們讓人發瘋，引發恐怖的災難，以此來實施報複。至少，老曼谷人如此深信。 1990年9月，抵達曼谷還不到一周，就在市中心離住處不遠的地方，一輛滿載液化石油氣的油罐車突然向右翻倒，從油罐中泄漏的死亡之雲籠罩了許多車輛和房屋。要是此時一個火星引起爆炸，那恐怕上百人都會在瞬間被燒成焦炭。
又過了幾個月，一個午後，突然傳來一聲震耳欲聾的轟鳴，我們看到港區方向升起一團濃濃的黑煙。那是一個化學品倉庫發生了爆炸，數十人因此喪生。究竟是什麽化學品至今仍不得而知，但自那以後，兩千多名暴露在這致命空氣中的人患上了無法解釋的皮膚疾病和呼吸困難。許多嬰兒先天畸形。
災難接踵而來。最令人震驚的是一場發生在玩偶工廠的大火，活活燒死了一百九十名女工。爲了防止盜竊事件的發生，管理層用挂鎖鎖住了每個出口，使那些女工無處可逃。 曼谷仿佛受到了惡毒的詛咒，就像一個被惡魔之眼盯上的城市。
人們說它發展過度，高樓大廈的重量每年都會把土地向下壓幾英尺，很快就會被大海吞沒。由于清涼的海風被新建的高層建築阻擋，這裏確實比以前更熱了。還有水資源短缺。但最讓政府官員和當地報紙的主筆擔心的是什麽？難道是窮人喝不上水嗎？
不，最讓他們擔心的是“按摩院”（在泰國，人們以此隱晦地稱呼妓院）缺少足夠的水讓數量龐大的客人清洗私處。 每一起事故都有一個直接、顯而易見、理性的解釋：天然氣爆炸，因爲人們沒有遵守安全規定；工廠成火災高發場所，因爲比起花錢采取防火措施，老板更樂意賄賂負責安全監測的官員。但“非”的解釋不無道理，因爲它道出了事情的本質，不只是在曼谷，而是在全世界範圍內：自然在懲罰不尊重她的人，以及那些出離貪婪、破壞和諧的人。
在曼谷，我們搬進一棟至今住過最漂亮、最迷人的房子。它是混凝土帶來的恐怖中保留下來的一片古暹羅綠洲，卻沒有一個供奉“非”的祭壇。 “這兒的‘非’是活的，你可真得每天都擺上供品。”前一任租戶提醒我們，他是美國作家比爾·沃倫。
這兒的“非”是只食肉的大烏龜，幾乎有三英尺寬，在這棟房子建成前這裏是個池塘，它就生活在裏面。 我喜出望外：這棟房子建在水上，正如占蔔師建議的那樣；至于烏龜，長期與中國人相處的我自然知道它是祥瑞的典型象征。傳說中，龜可以活好幾百年，所以中國人把刻有聖旨的石碑立在巨石或大理石龜的雕塑上。
在中國的傳統中，龜還有一個特殊的意義：它象征整個宇宙。龜殼的下半部分呈方形，象征天；上半部分呈半球形，象征天。龜被視作神聖的象征，便是因爲它體內包含兩者的統一，掌握時間與空間的要訣，進而擁有通曉古今的智慧。 我們住處的這只烏龜是人類發展之路上的又一個犧牲品。它曾生活在城市的運河系統中，度過了難以計量的歲月。
此後，運河被填平，流經池塘的水成了死水，它就一直留在這裏，哪兒都去不了。 我們到達後，這只烏龜選擇躲藏起來。雖然我們以它的名義，把這裏改名成“烏龜之家”，但它還是對我們避而不見。我們知道它就在某個地方——因爲我們時不時地會丟失一只小鴨子，但它似乎不太適應與我們相處。同樣，在“烏龜之家”上班的人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抱怨自己身上的小病：園藝師咳嗽個不停；廚師腳疼得沒法站起來；我的秘書則持續頭疼。
他們的親戚中有人遭遇了交通事故，兩人喪生。很顯然，我們的到來打破了這裏的平衡，我們需要想一個辦法來恢複和諧。 有些泰國朋友建議我應該和安吉拉一起去觐見玉佛（曼谷所有“非”的“非”），然後告訴他，我們最近來到泰國，並會在這兒待上幾年；還有些人建議我給“烏龜之家”做個驅魔儀式，這樣就能擺脫所有可能依附于它的厄運。 我們不假思索地選擇了前者。一天清晨，我們去了玉佛寺，在著名的大佛像前跪拜，這座大寺建在流經王宮前的河流邊上。
4月9日，安吉拉生日那天，我們請了九位僧侶來到我們的住處。他們手持一根很長的白色繩索，其中一位僧侶用這根繩索繞著我們的屋子和池塘圍成一個圈。隨後，他們唱起優美的禱文，將聖水灑向我們每個人和每件物品。最後，他們在正午前用完我們准備的齋飯，一如戒律規定的那樣。
在那之後，或者確切地說，在一群蜜蜂來到我的花園，築起一個巨大的蜂窩（給房子帶來好運的標志）之後，一切麻煩終于告一段落。 但現在我將迎來艱難的一年。我曾以爲，即使我行動緩慢，我也能搞定我的船。我簡直大錯特錯。
曼谷是一個港口城市，每天都有上百條船在此停靠，每周當地報紙都會發行幾次厚厚的增刊，上面寫著所有船只的目的地和裝貨時間。我們開始打電話到各處詢問前往菲律賓、越南、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航班，也許找月亮還更容易些。我聯系了船運的領班、董事長、總經理，最終卻一無所獲。
我收到最有禮貌的回複是“對不起，我們不行，你可以試試別的線路”或者“我們曾經載過旅客，但現在……”，不可理喻。船不再運輸貨物以外的東西了，貨物也最好用集裝箱封好，可以用電腦控制的吊車裝卸貨。 爲了堅持整個計劃，我開始把占蔔師的話和一年不坐飛機的決定告訴大家。這強調了我的決心，但最重要的是，這引起了許多泰國朋友的同情，他們突然表示“得到了理解”。我如此看重占蔔師的預言，說明我和他們擁有相同的思維方式，也代表我已經接受了亞洲文化。
他們感到很受用，紛紛表達了幫助我的意願，盡管只是提供意見和建議。我最常聽到的話是：“別擔心，試試消災！” 消災背後隱藏的含義是，命運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必須視占蔔師的預言爲一種警告，或是一種對事物發展趨勢的預示，而不是武斷的判決。假設一個占蔔師告訴你，你將身患重病，或是你家庭中的一員會在短時間內去世，你該如何應對？不必驚慌，你只需要向寺廟添香火，幫助不幸的人，放生被囚禁的動物，收養孤兒，捐錢建佛塔，給窮人捐棺材，這樣你就能避開災難。
顯然，當我們消災時，需要這個領域的專家告訴我們消災的途徑、數量和對象，完成這些之後，一個人的命運需要被重新審視，或者交還給本人。命運是可以討價還價的，你永遠都可以和上天達成一項協議。
盡管我得到了許多建議，卻很難回答這個簡單的問題：誰才是曼谷最好的占蔔師？我感覺，每個人都想把最喜歡的占蔔師留給自己。
他們也承認，最好的占蔔師不在他們最喜歡的那幾個裏面，而要從別處尋找。泰國人說，最好的占蔔師在柬埔寨，柬埔寨人說在印度，中國人說這方面蒙古人無人能及，而蒙古人則相信藏族人是最優秀的，等等。每個人都意識到了環繞著他們的相對性，似乎都想把可能性寄托在別的地方。
一個爪哇人會說：“啊，要是我能去見見烏蘭巴托的占蔔師就好了！”這樣他就會永遠寄希望于在別的地方肯定能找到通往幸福的鑰匙。 我的情況就簡單了：我在曼谷，只想找個當地的占蔔師。我想在迎來禁飛年之前確認我的命運，讓人再次解讀我的未來。畢竟，自從我遇到那個香港的占蔔師之後，我沒有再咨詢過任何人。
由于我在泰國的學徒沒有一個可以給我推薦占蔔師，我想起了我的朋友蘇拉·西瓦拉克沙。他是泰國屈指可數的哲學家，曾兩次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作爲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一直堅定地反對自己國家抛棄傳統的做法，從不放棄任何一個機會來聲討那些他認爲已經背離佛教之道的人。泰國政府不喜歡他，由于他激烈的言辭，他還被指控犯有欺君之罪（世上沒有其他地方還留著這項罪名），他也因此在監獄中度過了一段時間。
上次他被逮捕時，我去探望了他的妻子，以爲她會爲此憂心忡忡。但她絲毫沒有！因爲她咨詢了一位占蔔師，他向她保證，蘇拉再過幾天就會被釋放。事實也的確如此，他甚至說出了具體的日期和時間。我打算就去咨詢他。 我知道他住在哪兒，也知道他失明了。
我需要一個翻譯，但我不想帶我的秘書，或任何對我有所了解的人，因爲他們可能會（即使是無意識地）透露有關我工作和家庭的線索。于是我打電話給一個爲差旅商人提供秘書的事務所。
我假裝成一個住在東方酒店的客人，在酒店的大堂約見了我此行的同伴。來者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的女人，微胖，戴著一副大眼鏡。得知此行不用翻譯合同條款和商務會談後，她顯得十分高興。 占蔔師住在唐人街的正中心。
一個穿著鑲金白色制服的司機開著東方酒店的奶白色豪華轎車，載著我緩慢地穿過一條羊腸小道，來到美妙卻又混亂的沃拉紮地區。這裏仍是曼谷最熱鬧、最有活力的地方——上千家出售五金制品、水泵、窗簾、釘子、棺材、糖果的商店依然如故，感謝上帝；壁龛裏供奉的香和藥店裏的香油一起散發出無數種香氣；紮堆的遊客遍布大街小巷，他們穿著黑色短褲，把上衣拉到肚臍眼，好像故意讓它和空氣接觸，激發所謂的“氣”。
占蔔師住在錯綜複雜的巷子最深處，我們只能下車步行前往。我們最終到達占蔔師的家，可那不大能稱爲“家”：穿過一道面向街道的鐵柵欄，我們進入一個比一般的房子和商店大兩倍的房間，神明和物品就這樣共用一個空間。房間的一頭，一堆米袋中間有一張破舊的鐵桌。鐵桌後面，一個失明的老人坐在一張藤椅上。與其說坐，他更像靠在椅子邊緣，做著足底按摩。中醫認爲，足底與各個器官相連，關鍵在于找准穴位。
他的眼神空洞，瞳仁的位置白白一片，就像一直在翻白眼。桌上放著一只小茶壺、一盤象征繁榮的橘子和一個空的龜殼。整個房間充滿從角落的祭壇散發的焚香味，那裏供奉著許多鍍金的木雕、神像和祖先雕像。我們看到占蔔師的雕像大都高舉著一把寶劍，好像在保護失明的他。一個穿著綠色絲質睡衣的老女人，也許是他的妻子，剛在一張圓桌旁吃完飯。她用柳條蓋蓋住裝剩菜的罐子，坐到洗碗池前的凳子上，開始洗碗。 占蔔師好像並不急著辦正事，緩緩低語了幾句。
我的助手爲我翻譯。他問了個常規問題，我也用常規的方式回答：“我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時間是1938年9月14日晚上八點左右。” 他看上去很滿意，掐指做起奇怪的算術。
他仰視天空的眼睛突然亮了，好像發現了一個會引起我注意的大秘密。他的嘴裏念叨著沒有意義的話，我一個字也聽不懂。一個穿著白色睡衣的女孩跑進來，遞給占蔔師的妻子什麽東西，又很快跑了出去，臨走還不忘雙手合十，向祭壇上冷冰冰的雕像表達敬意。
好一會兒，周圍只有牆上舊時鍾的滴答聲。在我看來，占蔔師就像在記憶中搜索著什麽，並且找到了。 終于，他開口了。“你出生那天是周三！”他鄭重宣布，好像這一招會讓我吃驚。（沒錯。厲害！要是在幾年前，他只靠記憶算出來或許能糊弄許多人。時至今日這就沒那麽稀奇了，我的電腦幾秒鍾就能完成）他試圖取悅的舉動確實值得稱道，但我已經失望，興趣大減。
我心不在焉地聽他說：“你擁有精彩的人生、健康的體魄、活躍的思維以及糟糕的性格，”他接著說，“你有時會大發雷霆，但很快會冷靜下來。”這些話適用于每個坐在他面前的人，我暗暗想道。“你的思想從不停歇，你一刻不停地思考問題，這不是好事。你對人慷慨。”這也適用于幾乎每個人，我心想。
我在桌上放了一個小型錄音機，同時也在不停地記筆記，但我懷疑這是在浪費時間。這時，我聽到翻譯說：“你小時候病得很重，要不是你父母把你送到別人家裏，你可能已經死了。”
這重燃了我的好奇心，因爲我小時候確實身體不好。當時正處在戰爭年代，我家很窮，吃的東西也很少，我有肺病、貧血、甲狀腺腫脹。“你七歲到十二歲時，學習成績很好，但經常生病，還搬家了。你十七歲到二十七歲時，被迫半工半讀；你很聰明，能解決各種難題，現在已經無需爲生活擔心，因爲你學了工程學。從二十四歲到二十九歲的這段時間，是你一生中最抑郁的時光。在這之後一切都有了好轉。”
我小時候是經常生病，但我並沒有十七歲就開始工作。我們也沒有搬家，但二十四歲到二十九歲確實是我一生中最糟的時候。當時我在奧利維蒂公司上班，每天都在考慮辭職，卻又無計可施。至于工程學，事實上我學的是法律。
我沒有信服。這像是一個占蔔師的話總有幾條能說中的典型例子。我有些走神，目光被他正在撫摸龜殼的手吸引，耳畔不斷傳來他關于我命運的細語，就像一台電腦在篩選信息。顯然他全憑自己的大腦進行著計算，但他真正的過人之處也許是本能。正因爲他看不見，不受那些使我分心的事物的幹擾，所以能全身心地感受眼前的人。
也許本能告訴他我在走神，因爲他突然停止了念經般的口吻。 “我有個壞消息要告訴你。”他說。我立刻警覺起來，難道他要提醒我不要坐飛機嗎？“你永遠不會富有。你不愁吃穿，但永遠不會變得富有。這是肯定的。”他斬釘截鐵地說道。
我差點笑出聲來。這兒是唐人街的中心，所有人的夢想都是一夜暴富，而最惡毒的詛咒無非他說的這句話了。對這裏的人而言的確如此，但對我而言根本不算什麽，我從來沒有把賺大錢當作我的目標。 那什麽才是我的目標？
我自問，繼續和這位盲人進行無聲的對話。如果我不想變得富有，那我想變成什麽樣子？就在答案逐漸明朗的時候，他也通過他那台無形的電腦道出了我的心聲：“出名。是的，你永遠不會富有，但在五十七歲到六十二歲之間，你會出名。”
“怎麽出名？”我出于本能脫口而出。 翻譯還沒來得及把我的話翻譯完，他已經擡起手，咧嘴一笑，對著空氣做出敲打打字機的手勢：“寫作！” 絕了！盲人可以猜到任何坐在對面的人都想出名，但他怎麽知道我會通過寫作出名？
打個比方，爲什麽不是出演電影？是我說漏嘴了嗎？我指的是精神上的交流，不是實際的語言（畢竟我和他的語言差了十萬八千裏），而是令……看到的人理解的肢體語言。
也許在我問“怎麽出名”的時候，我的內心深處已經無意識地給出了答案，並在心中做了敲打字機的動作。有沒有可能占蔔師“讀”到了這個手勢，並立刻學樣做了一遍？還有其他解釋嗎？
他察覺到我又提起了興趣，于是繼續說：“七十二歲前你的人生一帆風順。過了七十三歲，你就得休息了。等到了七十八歲，你就不能參與任何生意上的事了，否則會虧損得精光。如果你想嘗試新的事物，或者想搬到另一國家，務必在明年實施。” 我從來沒想過做生意。至于搬家，我知道在印度定居一直是我的願望，但在1995年5月之前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爲我和德·斯皮格的合同，還有我在“烏龜之家”的租期都要到那時才結束。到那時，如果一切條件都妥當，我也得考慮多方的因素。
所以我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明年搬去印度。 “要小心，今年你的健康會受損。”盲人說。接著他停了下來，掐指算了老半天。“不，不對，最糟糕的已經過去了。去年9月初你就度過了最糟糕的時期。” 話說到這份上，我只好把我來這裏的目的和那個占蔔師的預言和盤托出。
盲人聽了爆發出大笑，說：“不，當然不是。1991年才是最危險的一年；你在飛機上遭遇生命危險。”他說得沒錯。現在回想起那年夏天我爲了我的書《晚安，列甯先生》飛往蘇聯時乘坐的航班，那可怕的經曆仍然讓我忍不住發抖。 我一度産生一種失望的感覺。也許是因爲我試圖通過不坐飛機來回避的危險在他眼裏卻不算什麽。
就像我之前告訴自己的那樣，我意識到我會爲了給一件事一個合理的解釋而輕易顛覆已有的觀點。我們謝過盲人，付錢之後便離開了。我們在小廣場找到了穿精致白制服的豪華轎車司機。“那麽……”翻譯看著我說。我無言以對。
盲人說的最奇怪的話是，小時候我的親生父母把我送到別人家裏，不然我早就死了。他說這話得冒多大的風險啊！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有這種經曆，我就沒有。或許有過？東方酒店的轎車在人流和車流中緩慢穿行，而我的思緒早就飛到了九霄雲外。
毫無疑問，我是我母親親生的。否則我怎麽會有她的酒糟鼻，我的女兒又遺傳了同一特征？但同時我也不得不承認，我和我所成長的家庭一直格格不入。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我的親戚也不例外，他們經常和我父親開玩笑說：“那個孩子，你是從哪兒撿來的？” 盲人說得不准確，但他偶然指出了更深層的事實。我們需要對這些話進行诠釋，關注自己肉體以外的部分，並探尋這部分從何而來。
就我的情況而言，它的確來自“別人家”，即決定我的鼻子、眼睛的形狀，甚至特定手勢（隨著我年齡的增長，我發現這一點越來越像我爺爺）的基因以外的來源。 我父母一生的經曆沒有過多地影響我至今爲止的人生。他們都出身貧寒，屬于極其平凡的人。他們沉著、接地氣，永遠把生存放在第一位——從不蠢蠢欲動，從不冒險，從不標新立異，而我一生都在追求新鮮事物。
我母親的家族都是農民，一生都在爲別人種地；我父親的家族在一個至今都沒有名字的采石場做切石工。幾個世紀以來，泰爾紮尼家都在爲佛羅倫薩切鑿鋪路石，據說他們也爲佛羅倫薩的碧提宮提供切好的石頭。
他們的家族裏沒有一個人好好上過學，我父母分別是兩邊的家庭裏第一個勉強學會讀寫的人。
那麽，我探索世界的渴望，我對印刷品的迷戀，我對書籍的喜愛，以及我迫切想離開佛羅倫薩、去旅行、去世界另一頭的願望都源自何處？我身處別處的渴求從何而來？顯然不是來自我的父母，因爲他們紮根在自己出生、長大的城市，一生只離開過一次，那是他們去普拉托度蜜月——離米蘭大教堂只有十公裏。 我的親戚中也沒有人可以給我提供啓發和建議。
我唯一感激的就是我的父母，爲了讓我在小學之後繼續學業，他們甚至吃不上飯。我父親掙的錢永遠支撐不到月底。我還記得，有時母親會牽著我的手去帕拉祖洛的當鋪，用她嫁妝中的亞麻床單換錢，其間還得小心翼翼，生怕被熟人認出來。我們連筆記本都買不起，我的第一條長褲（燈芯絨的，夏天和冬天都適合穿，我們初中規定每個人都要有一條）是分期付款的。
每個月我們都得去店裏還款。如今已經很難想象，但當時穿上褲子的喜悅我後來再也沒有體驗過。 長大後，我深愛我的家庭及其曆史，但從沒有歸屬感——如同我真的是被收養的。我的親戚對于我去上學頗有不滿，因爲我沒有像他們那樣早早地賺錢養家。我的一個伯伯每天晚飯前都會來我家，說：“那個遊手好閑的小子今天做了什麽？”接著他會開些過分的玩笑傷我母親的心：“要是他一直這樣下去，將來一定會比安尼巴萊更有出息！”安尼巴萊是我的表哥，也姓泰爾紮尼，確實頗有成就。
他從童年起就開始清掃大街，用鐵鍬和耙子清掃電車軌道上的馬糞。 爲什麽我十五歲就逃離了家，開始在全歐洲洗盤子的生活？爲什麽我剛到達亞洲就深深地體會到家的感覺？爲什麽熱帶高溫沒有讓我感到厭倦？爲什麽我盤腿坐下時不會感到不適？難道這是異國的魅力？還是因爲我迫切地想離開那個讓我的童年飽受貧窮折磨的環境，越遠越好？
也許吧。也許盲人是對的，如果他的意思是我有某種東西（不是受之父母的身體，而是別的什麽）來自另一個源頭，它讓我對自己上輩子可能生活過的地方産生一種懷念和思鄉之情。
我陷在東方酒店轎車的後座裏，任由這些想法在腦海中盤旋，時而從客觀的角度思考，好像這些想法竟從何而來？來自“前世”？那肯定是最簡單的解釋。
如果有“前世”，那我當時又在哪裏？也許是沒有混凝土、沒有摩天樓、沒有高速公路的亞洲的某個地方。所以我才會在看到曼谷灰暗、毫無生氣的道路滑過車窗，因爲成千上萬的汽車排出的尾氣感到窒息時陷入沉思。 我的翻譯住在曼谷郊區，我提出送她回家。
我們的車駛上一條我不認識的高速公路。“這一帶很危險，”她說，“總有人死于非命。你看到那幾輛車了嗎？”
在一個橋墩的陰影中，我發現兩輛奇怪的面包車，上面寫著一段泰語，幾個身穿藍色工裝服的人站在附近。“他們是撿屍人。”翻譯說。
這是我在曼谷第一次聽到這個詞，它背後的故事比名字更讓人感到陰森恐怖。 民間傳說認爲，當一個人死于非命時，他的靈魂就不會安息。如果他死時遭到分屍、斬首、碾壓或撕成碎片，那他更難以瞑目。
除非立刻舉行特定的儀式，否則他就會加入遊魂大軍。這些遊魂和邪惡的“非”一起，構成了今天困擾曼谷的最大難題。
因此，“撿屍人”的工作就顯得尤爲重要。他們是來自佛教團體的志願者，在城市中巡邏，收集死前遭破壞的屍體。他們在集齊屍體的所有部分後，會舉行超度儀式，讓亡魂不再影響活人們的生活。 除了蓄意謀殺和自殺，交通事故産生的亡魂顯然也不在少數。
所以佛教團體會把面包車停在這個奪走無數生命的道路盲點，保持高度警惕，把收音機調到交通頻道，時刻准備在聽到事故通報後趕往現場。他們真的會爭分奪秒，因爲這份工作有利可圖，以至于慈善團體間形成一種競爭關系：所有團體都希望收集更多的屍體，從而得到更多的捐贈。原則上，最先到達的人有權收集死屍，但不同的團體間還是經常會爭搶一具屍體。
有時，他們甚至會搬走尚且奄奄一息的人。爲了宣傳他們各自的功績，各個團體會舉行特別展示會，展出受害者斷頭、斷手的血淋淋的照片，以此來向公衆施壓。
那一晚，曼谷在我眼裏就像一個無路可逃的城市。盡管“撿屍人”狂熱地爭搶屍體，憤怒的“非”卻仍在不斷增加。它們無法安息，只能在城市遊蕩，制造各種災難。
泰國軍方的最高指揮官徒勞地向曼谷潑灑了數千瓶聖水，試圖驅散盤旋在這座城市之上的惡魔之眼，但只怕這座“天使之城”早已被天使遺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