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丹丹（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與民俗學研究所副教授） 譚翔鵬 （上海大學2019級人類學研究生）
由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與民俗學研究所主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類學重建四十年”研討會議以線上線下結合的形式，于2020年11月21-22日在上海大學成功舉辦。
在21日上午的會議開場致辭中，中國人類學學會副會長、中山大學教授周大鳴對本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類學重建40年研討會議”的成功召開表示熱烈祝賀，並認爲以“強國、強學、強人”爲重要旨趣的人類學學科在當前中國的快速發展中任重而道遠。
上海大學人類學與民俗學研究所所長張亦農教授在開幕致辭中提出中國人類學面臨的兩個分離困境：第一，人類學作爲一個西方誕生的學科本身年齡就不長，再傳到中國來就會面臨一個所謂的本土化的問題。此處的“中國”作爲一個田野還是一種方法，對此可以展開討論。第二，就可見的困境或者分離而言，人類學專業自身面臨著中國本土內部的爭議，類似人類學與社會學、民族學的關系，在國內已有一定研究基礎並值得繼續探討。
斯坦福大學榮休教授葛希芝回顧了中國人類學四十年來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其中在強調文化研究重要性的同時，她提出也應賦予環境觀察、生態、城市規劃等實際的物理變化對所研究人群之實際意義。思考這四十年來中國社會的整體制度是如何以一種其稱之爲緩慢民主的方式前進的，這也是非常有趣的。對此她詳細解釋了這一緩慢民主的方式進程，肯定其推動社會向新的方向發展的積極作用。基于此，她對中國人類學四十年在農村知識生産領域中所取得的成績予以肯定，並表達對中國新生代的人類學者在新階段工作的殷切希望。
已故廈門大學人類學系陳國強教授爲中國人類學重建做出重要貢獻。其子陳華毅在開幕致辭中表達了對重建新時期的人類學學科研究的期待和關切。老一輩人類學家們在中國人類學發展道路上鋪設一磚一瓦，年輕的人類學家在前輩的研究基礎上更進一步，正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在研究與發展的道路上，學者們不會“背靠大樹好乘涼”，相反，勇往直前不辭辛苦的精神屬于中國人類學工作者們。
一、中國人類學重建早期的起飛之路
曆時六年的國家社科課題“學科重建以來的中國民族志實踐與書寫研究”結題，課題負責人、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與民俗學研究所副教授馬丹丹的主題發言“中國人類學重建早期的起飛之路”又是結題報告。在完成課題的過程中，爲了解人類學重建的早期曆史，她走訪了南、北人類學基地，得到了來自廈門大學、中山大學、雲南大學以及北京等全國各大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師長和學界同仁的幫助和支持。
結題報告從五個階段梳理中國人類學學科從早期重建至當前時期的發展脈絡和成長軌迹，探索中國人類學重建早期階段艱難而曲折的發轫曆程。她將早期階段劃分爲遙看草色近卻無、蟄伏和國際化滲透與共生，直到三大團隊引領的田野回訪，才實現了早期階段的起飛。1979年中美學術交流取得初步成果，第一批美國人類學家進入中國大陸，欣喜驚奇地打量大陸正在發生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改革和中國鄉村發生的巨大變化。武雅士、波特、施堅雅等人均延續或開拓了他們的田野路徑和問題意識。體質人類學對于人類學學科的支持是不容忽視的，費孝通的“三科並立”思想也對人類學的學科複興起到及其重要的支持作用。至1986年四大分支的學科架構漸漸瓦解，體質人類學的應用性地位下降，都市人類學異軍突起，證明了其優越的工具價值。阮西湖以都市人類學爲切入口，促進學科的國際化接軌，周大鳴上書教育部爲人類學一級學科“請命”推動了學科的世俗化。在童恩正、和少英等人的努力下，“民族識別”支配的民族史範式悄然松動，爲學術思想的解放邁開了一小步。國際學術環境的接觸與滲透，往往對本土化的發酵、意識喚醒起到外部刺激的作用。與此同時，本土化的邏輯自洽之所以能完成學術傳統的交接、傳承和延續，充滿意外和偶然，與國際化的“染指”緊密結合。以周大鳴、莊孔韶和王銘銘爲代表的中國人類學家將“田野回訪”作爲學術再生産爲代表，尤其是莊孔韶團隊開展的長時段“金翼”回訪工作，從一般的理論對話進入到了探索表征多樣化的可能。在田野回訪經久不衰的再生産趨勢中，性別視角也在逐漸呈現。1998-2008年，尹紹亭牽頭的雲南“民族文化生態村”項目走過了十個年頭，通過引入美國同行的“基于社區”實踐和地方史“數字檔案”項目成果，在比較中她建立了得與失的評估體系，並提出自己的意見：早期的國際化交流傾向于單向度的接受、改造，隨著交流條件的改善和渠道拓展，一種新的彙聚（assemblage）正在形成。中國人類學者參與到共同的學術命題中貢獻自己的知識生産、洞見和發現，“去本土化”意味著探索的道路上對知識盲點（blind spot）的不斷觸碰，同行意識的不斷激發與借鑒。建立在共生的基礎上，本土化作爲材料，而不是方法，從而爲研究提供動力。
最後她總結中國人類學重建四十年值得探討的六點問題。一、都市人類學取得長足的發展。二、理論範式的交鋒産生妙趣橫生的文化的解釋的多種可能性。三、人類學的體和用的關系。四、學科彈性。五、技術支持影視人類學的發展。六、介入還是不介入，這是個問題。這六點問題集中表達了對當下民族志實踐與理論思潮動向的學科批判語言的可能性。關于學科彈性，她指出學科彈性是學科品格的雙刃劍，它塑造了人類學與時俱進的品格，但是又掩蓋了根基薄弱的事實，它與修辭轉換和國際人類學思潮變化相關。爲此她提出要有一種新的轉譯者，要在國際化信息獲得和篩選機制上在盲點區域産生破壞、創造和革新契機，並重新回到西方人類學理論史的介紹翻譯。而回到民族志實踐經驗和表征範疇，她發現在“寫文化”的破壞性創造的影響下，民族志者因爲強烈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而産生了畏懼親密的田野關系、畏懼權力不平等視野下作者權威批判而耽于反思、不敢介入的犬儒氛圍。相較于1990年代完成的田野調查和民族志作品，2000年以後的作品雖然在個體經驗的多樣性方面有所開拓和延伸，但是失去了1990年代有志于宏大敘事的而且不失社會變遷質感的民族志整體視野，反而加速了細枝末節的碎片化敘事趨勢，在後現代的影響下，表征與權力的關系反複檢視，看似是寫文化催生的民族志多樣化書寫風格的到來，但是也在腐蝕民族志文本原本就不甚穩固的政治經濟基石。
正如在馬丹丹的報告中，體質人類學在人類學重建早期扮演了急先鋒的盟友角色，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教授張先清繼續討論人類學四大分支在廈門大學人類學系的曲折命運。這一學科制度設計彰顯出整體主義視角，但是在落地過程往往遭遇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尤其涉及學科內部如何調和配置不均衡的緊張關系。他強調多年以來人類學界區隔化趨勢越來越明顯，然而對于一個不太強大的學科來說，有一個統一的認識是很重要的。因此，人類學內部應該更加注重溝通與包容，並且還應處理好四分支的關系。一、張力與分歧。他介紹了林惠祥的學術傳承譜系以及給廈大人類學系打下的四分支烙印：“系、館、所三位一體”。他糾正了馬丹丹所說打上“進化論標簽”的林惠祥說法。Robert發現即使是博厄斯時期的整體主義也從未存在過，這是一個神話而不是現實。二、人類學四分支的學科團隊建設已初具規模。他指出如果今天的人類學在現實當中沒有形成整體，那麽它應該是整體的，我們應該繼續談整體論，即使是我們在試圖走這條路時遇到了挫折，我們也是要堅持這條路。因此，人類學內部應該更加注重溝通與包容，處理好四分支的關系。多學科協作與重新拉回“整體人類學”之路，也許才是“新”人類學的真正目標。堅持四分支的理想在廈大的經曆無疑是“千裏之行，始于足下”，而面對不被理解的學科理想的現實，制度設計者和學科規劃“工程師”的孤獨也在不言間。
何國強帶領他的團隊在雲南省怒江州貢山縣丙中洛鄉秋那桶的阿龍怒族（左圖）和貢山縣獨龍江鄉巴坡的獨龍族（右圖）從事體質測量。
人類學四分支學科設置不僅僅是理想，也是人類學“學徒期”訓練體系，在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何國強身上有著現身說法。1994-1997年讀博期間，在黃欣美的聯絡下，吳汝康多次受邀來中大講學，何國強在《體質人類學》課上獲得堅實的基礎，“後來從事貴州與青藏高原的民族調查，曾帶著測量工具下田野，測量了貴州黑衣苗族、川藏交界金沙江地區的三岩藏族，滇藏交界的怒族、獨龍族與傈僳族”。他認爲圍繞著中國人類學重建四十年的學科體系發展這根主線，無論是個人還是學科，都應該照五次鏡子：一是理論照實際的鏡子。人類學學科理論差的是實際，通過照鏡子能夠發現差距。第二是漢族的研究應該去照一下少數民族研究的鏡子，或者反過來互相照一下鏡子。第三是中國照向外國的鏡子。他指出一定要照一下國際同行在這個定位中的鏡子，要知道他們的積累、觀點和異見。第四是四個分支要互相照一照，語言人類學、考古人類學、體質人類學，這三個分支其研究對象和文化人類學是不一樣的。他指出胡鴻保等人撰寫的《中國人類學史》以文化人類學爲主軸，幾乎沒有提及體質人類學等三分支，這是一個問題。第五是現代照過去。人類學系應該是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單學科結合其他學科，例如曆史人類學就是對“有文字社會”的方法論回應；另一方面由于學者大部分是漢族，研究少數民族一定要做田野調查。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王建民主要就中國人類學學派的問題展開討論。他指出學派是作爲一種關于科學賴以發揮作用的社會條件和支持，包含著理論方法論、話語表述方式、學術領袖和團隊成員、研究規範、系列學術作品乃至于專業教學設計以及模板。要謹慎對待學派問題。關于“中國學派”內部的糾結和敘述理論研討的困境，他認爲如果要實現知識體系的對話，就應當進行中國曆代學術史料和資料的整理，重新理解中國傳統思想財富。他提出“在中國研究實踐當中是不是可以考慮把曆史人類學也作爲一個分支來看待呢？”。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關著門講中國故事”是不行的，只按照中國固有學術理論做研究也很難成爲真正具有學術意義的人類學學術流派。對此，應當既反對簡單的套用西方理論，又反對只是“講中國的事”自說自話。爲此他建議深入、紮實地進行田野民族志，是建立學派的可作爲之處，同時也表達了他對學派建立的實踐取向。所謂田野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檔案史料田野，二是學科史田野。王建民用田野去回答學派涉及曆史傳統和時代需求等複雜現實，用學術對話來保持學科的開放性和學科邊界彌合的可能性，表現出保守穩健而不乏自我改良的學科史進取態度。
王建民線上發言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海洋深入探討了學科史研究當中應該克服內卷化的問題。學科史的內卷化有四個表現：一、社會人類學化，也就是它重社會輕文化，討論的概念如“社會體系”、“跨體系社會”，基本上不涉及到文化、人性。二、人類學者對于體質、考古、語言這一方面研究的成果不敏感，一個學科沒有辦法從事所有的研究，但是我們的腦子裏不能缺少對這些成果的消化能力和關注的意識。三、地方割據，各個地方都說自己區塊的學科史，缺少整體的對話。學術共同體也還是要有一個範式的認同，這方面是需要加強的。四、學術風氣浮躁，要警惕曆史虛無。此外，他提出以內卷化的趨勢擴大學科史觀念的格局，具體有兩點：一、要有後現代轉型的意識。後現代思潮至少還是有思想解放意義的，它保持了邊緣對中心的抵抗、對差異意識的保存。二、要更多地重視原始社會史。今天看來如此陌生的原始社會史的學術語言恰恰包含了有待理解的語言學解碼，它是人類學、民族學在民族國家建設過程中獲得的合法性位置，推動位移的制度力量和現代化建設，給人類學重建騰出了符合時代需求的學科話語。當下對于人類學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淡化“宗親”意識，強化“姻親”意識。人類學學科需要把“他者”的事情看得比我們自己還重，“姻親”、“他者”兩個概念要多加強。
如果說馬丹丹在她的回顧與反思部分提出人類學的體和用的關系，指向體和用之間一致性的實用主義傳統批判的缺位，那麽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人類學研究所教授黃劍波則指向體用之間的互惠可能，並傳達一種包容彼此的善意。他在開篇前幽默地說道：“討論過去40年中國人類學重建的曆史的起意是很好的，免得出現剛才張海洋老師批評的我們是數典忘祖、欺師滅祖。”他認爲“體用之爭”的第一種張力是中國的主位與主格，包括：一、中國的人類學，從落腳點可以感覺到人類學最終的目標是爲了服務中國。二、人類學在中國，中國不過是作爲人類學的研究對象而存在。無論“中國的人類學”還是“人類學在中國”，這種體用之間如果只執著于一端，會産生很多問題。按照他的理解，它作爲一個整體來說應該是複數的世界人類學一部分，也是中國學術的部分。第二種張力是學術性與應用性的張力。第三種張力則是經驗性與理論性的張力。無論是經驗和理論的角度，還是中國和世界人類學學科的角度，還是研究和應用的角度，三組張力關系應該都是互惠的。不僅僅是希望推崇一種兩端之間的互惠，其實本身“體”和“用”應該是一個整體，它並不能消減前面所說的張力，張力是真實存在的。
之後參會學者們圍繞著“中國人類學四十年來的主體學科建設經驗”的主題展開討論。雲南大學教授莊孔韶詢問後現代主義的“破壞性創造”效應在破壞後如何建立，這是現在很多地方都在試驗的，也是值得討論的。何國強提出疫情期間是否有可能逼迫滯留在田野當中的人類學者被迫像馬林諾夫斯基一樣開展長期調查，有可能産出堅實的民族志成果？張海洋回應“有可能”，並指出不能太務實，像學科史這樣毋需的工作也需要有人專門做。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人類學系教授石奕龍補充了爲什麽南方高校保留四分支體制較之北方相對完整的學科背景交代，並指出人類學文章在發表當中由于沒有在學科分類體系占據一席之地、面臨的任意歸屬的窘況。青島大學中國法律人類學研究中心教授杜靖則用自己的知識結構和研究經曆來诠釋“四個學科沒有分開做，而是共享一個知識原型”在他身上的“毫無違和感”。他強調學科史和學術史要分開，他主張學術史的分析路徑。上海博物館館員張經緯精當地指出馬丹丹的課題架構當中缺失了北方板塊，期待她打破藩籬、打破區域間隔，將中國人類學史串聯起來，將其他跨地域的人類學學術史的傳統糅合到一個框架裏，呈現一種更加豐富的中國人類學史的發展脈絡。潘守永簡單描述了中國人類學在歐美人類學語境下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現實呈現，指出在日新月異的變動中哪些是不變的存在？是否一定要回到“言必稱孔孟”的思想根基？
二、人類學跨分支學科理論方法探究
雲南民族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系教授沈海梅從性別研究出發，進入到女性人類學者的身份政治議題，這些現實批判不僅僅是對女性自身的深切的同情和“哀鳴”，也包含了既定學科制度批判，打破權力不平等“均衡”重塑政治經濟意義的兩性平等。在學科發展過程當中，如果人類學是在“夾縫中生存”，那麽女性人類學身份空間更爲艱難。關于整個社會性別研究，她指出要關注社會性別意識、行爲、角色，以及各種社會性別現象背後的社會文化的建構體系，包括恢複重建當中西方女性主義人類學理論的推介。在她看來，當代中國人類學民族學領域的性別研究中，女性人類學研究更多地是集中在四個方面的主題：一、文化多元與社會性別研究領域，不能將中國婦女簡單化地勾勒爲少數民族婦女。二、宗教與性別研究。三、婚姻家庭與親屬制度研究。四、作爲研究視角的社會性別。最後她回顧了中國女性人類學學術群體的發展困境遭遇，希望80後的女性學者可以把女性人類學專業委員會建立起來，讓更多的女性不再是原子化，而是要形成一個整體。沈海梅提倡“女性人類學專業委員會”不一定是女性抗爭的唯一之路，而且中國女性人類學者在高校科研機構長期遭遇的“天花板”效應並非僅僅中國如此，1930-40年代本尼迪克特、米德等女性人類學家長期被邊緣化、甚至無法獲得專業人類學者的教席和研究職位就是生動的曆史寫照。勞拉（Laura Nader）剛來伯克利人類學系的時候是這裏是男系（male department），而她的年薪只有男職工的一半。她認爲要靠自身的推動才能一點一滴地改變這一政治經濟不平等的現實。有鑒于此，是否可以將“女性人類學專業委員會”的設想擴展爲一個打破東西方刻板印象的跨國的共同努力？看來還有待進一步討論。
莊孔韶分享了其團隊數十余年間人類學學術寫作、電影、戲劇、繪畫和新媒體等跨學科研究與實踐。他最早和同學與黃淑娉老師一同去西雙版納，後來就作爲獨行者自己去到怒江大峽谷和中緬邊境，生態人類學的探索悄然開始。自1983年從事以《金翼》爲原型的古田縣湖口鎮黃村的回訪以來，一發不可收拾，跨越二十多年的時間長度，其回訪再生産的動力是什麽？莊孔韶帶領的團隊用兩條腿走路：一是論著論文，二是集體做電影。電影和文字不可替代而又彼此互補。1995年莊孔韶就提出“不浪費的人類學”，用農民顆粒歸倉的農事活動來比喻這種多技術、多方法介入的民族志表征實驗。20年前團隊悄悄地開始做繪畫人類學的工作，和職業畫家在一起做，之後又有戲曲家介入，同理還有博物館。2019年11月30-12月1日在雲南大學和雲南民族博物館召開了繪畫人類學國際研討會暨人類學繪畫展，這是莊孔韶嘗試的跨學科合作與行動人類學的展示，包括論文、電影、詩歌、繪畫、表演、戲劇和新媒體成果。他將這種跨學科合作表達爲“綜觀”：在一個點上詩歌、繪畫、文學、影像等多種表征互補的狀態越增加越好，認識論最理想的就是達到一個綜觀，而這種綜觀和人類學四分支架構的整體性來說是息息相關的。他指出，爲了多種表達形式予以表現，不同學科的人一點一點卷入，這並非是一開始就設計好的，帶有偶然性。他毋甯將學科建設稱之爲“學科設計”。“現在正是打破學科壁壘的時候，每個人都有自己打破的方法。實現一個整體性的觀察還是哲學上的綜觀是很難的問題，可能永遠達不到絕對好的認識，但是我們仍然在這個路上”。反過來，畫家、戲曲家也在學習人類學，這樣跨學科合作是否是“類民族志”的本土化創作，還是冥冥中與馬庫斯的“類民族志”不期而遇？無論如何，這是一件令人興奮的文化盛事。
杜靖主要討論其20年來關于中國宗族與漢人親屬制度的個人研究心得。他指出在其第一部書《九族與鄉土》中，把五服九族作爲理解中國特別是漢語社會的觀察點。該作“超越了國際上長期流行的繼嗣體系與交換體系相分離的親屬制度研究格局，達到了世界人類學研究水准，推進了國際人類學有關親屬制度和世系群的研究”。他指出個體不一定按照親屬距離互動，這就是實踐性親屬關系的概念雛形，不同于閻雲翔的是，杜靖並不完全在禮物的工具性關系範疇表達實踐觀，而是在親屬與國家之間的動態概念，是一個彈性的實踐性狀態，這種思想在《在國家與親屬間遊移》淋漓盡致地體現。他诘問“明明是制度的東西爲什麽我們用組織的視角呢？”近期他思考的問題是，爲何宗族可以到達華南、台灣地區、新加坡，卻不能到西北、不能越過長城進入遊牧地區？這就變成了“空間中國”理解的研究。他相信中國是一個概念及其實踐的結果，最頂層的哲學設計是語言哲學。杜靖自稱他的研究是從學科史到科學人類學再到知識人類學。“哲學王”是一種個體的選擇，還是一種回歸必然？恐怕作爲開放性問題將其看作是一種聲音比較妥當。
上海大學圖書館館長潘守永論述了博物館人類學在當前的現狀、問題和可作爲之處。他指出當前博物館的造館繁榮當中沒有人類學的身影。其次中國尚沒有表達多元身份認同的“博物館人類學”，涉及到博物館自身文化的轉型和文化表征的轉型。此外，博物館還有兩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一、博物館的五種類型（1.考古學的或者曆史學的；2.文學；3.藝術學；4.民族志；5.科學）可以理解爲博物館的五種敘事類型。二、博物館的三種圖像學類型（1.考古學模式；2.藝術史模式；3.民族志的圖像模式），按照麥夏蘭的博物館讀本所言，博物館從高度統一的國家認同演化到更具多樣性的地方認同，伴隨身份與地方社會的脫嵌，大城市博物館和世界性博物館和新的認同糾纏在一起，“博物館表達的是複合的、多樣文化的身份”。潘守永提出問題希冀引起學界注意：四分支人類學容易建立自己的博物館嗎？一個尖銳的現實是高校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長期發展停滯，其次1970-80年代的物質文化研究以及考古學成果還未充分吸納到人類學的學科建設來。潘守永思考期待未來擁有有一定專業水准的人類學博物館，而他本人正在從上海大學博物館改造實踐開始，一點一滴地推進這一學術理想的成熟，他的回答務實而堅定：“我常常會說我們的前輩怕流血，所以我們現在只能流汗。”
廣西民族大學徐傑舜教授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類學重建40年傳遞的是在困難面前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希望的樂觀主義精神。他認爲雖然學科地位比較尴尬，但是在民族學和社會學的夾縫中得到長足發展，不僅湧現出了一大批學術成果和學術論文，還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學術隊伍。他對人類學新生代的定義是：專指1965年及其後出現的人類學家。徐傑舜意外地發現潘守永、杜靖等人也在他的對象行列之內，因爲新生代的界定外延較大，幾乎涵蓋了60後、70後與80後，90後也如雨後春筍嶄露頭角，如果考究學習經曆、學術訓練和知識體系、國際環境交往等因素，這其中的代際差異就愈發彰顯。他將黃劍波、龔浩群主編的《成爲人類學家》看作是中國人類學新生代崛起的標志，“崇高的學科意識、深切的學術關懷和深情的人類學情懷”，宣告了中國新生代的人類學家的崛起。他相信新生代是中國人類學的希望。徐老師最後透過大屏幕，對現場的參會聽衆大聲說：“新生代，中國人類學看好你們！”，讓會議氛圍達到高潮。
湖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陳沛照討論人類學和民族學“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從曆史現狀來看，民族學無疑是強勢學科。但是人類學在國際語境的通用說法和人類學在國內的處境又不相匹配，這兩種張力不得不讓學者反複在理性層面強化人類學的學科重要性，又不得不在學科資源配置層面承認學科地位的弱小和弱化。他提出人類學學科目前存在的若幹問題供思考，例如影響民衆認知的公共人類學的力量不足。和徐傑舜寄予新生代的樂觀主義不同的是，陳沛照將學科發展與時代精神聯系在一起，他相信“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給中國人類學提供了獨有的機會”。
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羅彩娟認爲“人類學學科的發展要整體性發展，離不開人才的培養”，她分享了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的民族學人才模式培養經驗。她于2016年調到廣西民族大學擔任民族學本科專業負責人。人類學2012年開始招生，因爲生源不景氣，2019年停招。相較而言，“民族學專業系學校保護專業，不收學費”。在團隊努力下，2019年民族學獲得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培養教學、實踐、科研“三位一體”的創新性人才是團隊的努力目標，具體實踐如下：一、教學基礎建設投入。她特別提及團隊在體質人類學建設方面的投入：推進《體質人類學》虛擬仿真教學項目的實施，建成體質人類學實驗室。
二、建設一批校內外實踐教育基地，成功開拓了高校與地方聯動的田野基地，尤爲矚目的是，羅彩娟在她的家鄉象州建立了專業合作的橫向項目，與當地的行政系統有機結合。最後她提到如何把培養“三位一體”創新型人才的目標提煉上升至理論層面。人才培養改革是一個長期目標，每一小塊土地的耕耘都留下羅彩娟等團隊成員的汗水和心血，並折射出學科團隊的凝聚力和學生參與的學科認同感之間不可或缺的紐帶維系。
雲南大學影視人類學是學科重建以來湧現的最活躍的分支學科之一，2000年，陳學禮老師是中德聯合培養的第一屆影視人類學進修班畢業學員之一。陳學禮發表了他對影視人類學現狀的看法和反思。陳學禮對民族志影片流于場面化、表面化的通病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剖析。他認爲，其根源是民族志工作者沒有找到影像背後存在的文化意義，即真相的意義，探究一種文化最重要的是找到這個文化繪畫的工具，這就需要田野的觀察包括拍攝過程當中的觀察足夠細致，需要不斷地反思和反省。另外，他還分析了目前影視人類學中存在的軟弱性：第一，片子軟，影像不夠有沖擊力。第二，所謂的做影片人本身的軟弱性，受制于投資方的授意又要取悅觀衆而犧牲創作的獨立性。第三，影片關于人本身。10月底，馬丹丹邀請紀錄片導演蔣能傑和陳學禮做了一場打破“文野之別”的線上對話，在這次活動中，陳學禮肯定了蔣能傑導演運用個體主義方法論、實踐“回到人本身”的電影宗旨，在此，他反思部分“學院派”民族志電影做成了“只要文化、而人只是文化的工具”這樣的結果。自1988年影視人類學引進始，他建議以自己國內的影片爲素材，以影片背後生産過程當中遭遇的問題爲分析對象，他稱之爲“情景敘事”。陳學禮在將近20年時間裏參與鄉村影像的嘗試，11月20日在上大社會學院放映他的影片《上囡村影音日志》就是這批作品之一，他嘗試讓村民拿起攝像機拍攝，穿插入村民拍攝過程中主體身體姿勢發生的微妙變化以及機位、鏡頭的運用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制作人是他和兩位村民拍攝者的聯合署名，“合作”在內容和署名權上實現了統一。這種實踐給他帶來的思考是“是否可以提供另外一種思考的可能性”。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王莎莎以編輯的視角和經曆指出，目前學術性很強的能夠站得住腳的社科著作精品，在出版市場上並不是很多。她回應了陳沛照所言的公共人類學的影響力衰微的問題，從出版的銷量出發，將人類學好的作品推向市場讓更多的讀者更好地了解人類學、認可人類學。王莎莎批評了學界存在的“放水”風氣，師生一窩蜂參與課題，爲了應付課題或者“趕時間”倉促准備，出版質量無法保證。她彙報自己現在主要的出版方向是多做一些比較紮實的民族志作品，以及反映學科前沿的人類學作品，更好地爲大家服務。
張留林是泰興丁文江研究會的成員，這次參會主要分享了有關丁文江資料文獻的現狀，並基于此表達了對于資料出版的訴求。丁文江是光緒13年泰興黃橋老戶名門望族，他是近代地質學家、科學家，在地質學的主要貢獻基礎上，他還是人種學調查的先驅。作爲家鄉文史愛好者，張留林熱衷于收藏丁文江手稿和原版照片以及他的人種測量資料。爲此他提出問題討教：大量的雲貴地區20年代民國初期人種學的測量數據，如何比對丁文江的文獻和筆記？如何做一些後期的跟蹤、挖掘和總結等。他建議：如果能集合丁文江過去調查的雲貴地區其現在社會生活的情況，重組丁文江當時的考察線路，還有一些實質性工作可以跟進。《中國民族學史上卷》的作者王建民深知丁文江在民族學、人類學學科史上的學術位置，他肯定了這批丁文江資料收藏的學術價值。
1914年丁文江赴西南地區考察地質同時，親自測量栗蘇、青苗、羅婺、羅倮民族14組1100人，推進了民國人類學研究（張留林供圖）
鑒于不少學者談及民族學與人類學的關系，王建民訴諸曆史淵源厘清概念用法上的困惑。他指出民族學是20世紀前半期，蔡元培受歐洲大陸學術傳統的影響使然。到二戰結束以後濟南大學、中山大學、北京輔仁大學等一些大學紛紛建立人類學系，也表明了二戰期間美國的學術影響力的逐漸擴展，在這樣的學術影響力擴展的過程當中就有一個概念使用上的變化，從歐洲大陸的民族學到美國式的人類學，而且這個學科建的模式也是美國版的。1949年前後院系調整以後人類學系被撤銷，全國除了“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所”外，大學裏面只有一個人類學教研室，就是複旦大學以體質人類學爲核心的教研室。今天是不是能夠合而爲一要視未來的發展狀況。學科可能和國家政治有很強的關聯，隨著國家行政機構的重組可能會帶來學科的重組。
三、民族志調查研究及田野經驗反思
22日上午的研討會中，張經緯從敘事學的角度對華南學派的文本進行了初步分析，討論“華南研究的困境”。華南分爲四個具體的研究板塊：香港地區、珠三角地區、粵東北、韓江三角洲。他認爲華南研究走向了人類學的反面，維持的路徑應是啓蒙式的維度。他旨在描述清楚陌生感的源頭在于華南研究實際上是沿著一種啓蒙史，類似于曆史學研究的脈絡在走，把這些當地人描述成一種被啓蒙的狀態，經過了國家化的啓蒙以後才變成了文明狀態。他認爲華南研究的宗族組織並不是一種北方移植過來受到北方文化感召以後突然在南方建立的宗族或很多組織，只不過是換了一種新的敘事，把原先地方的機制用另一套語言和結構裝置予以替代。最後他提出了一些解決方案：第一，文化自信。建議南方的華南學派的學者可以再文化自信一些，我們要勇敢面對未開化的過去。第二，華南研究需要一種自洽的心態，不要抛棄史前，要把史前和所謂的文明化進程打通，作爲一個整體來研究。第三，回應科大衛曾寫過一篇文章“告別華南研究”，相反，“我們不要告別，而是不斷地深入華南的底色。”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潘天舒結合20多年在都市不同語境的田野研究實例，分享其在上海進行的具有前瞻性、公共性和植根性人類學學科發展工作的經驗與教訓。給他更大成就感的團隊建設——告別19世紀體質人類學帶有種族科學意味的學科傳統，而轉向21世紀商業和技術人類學、醫學人類學研究特色。回到他的個人研究，他關注上世紀90年代末期位于上海老城區“上只角”地帶的“下只角”空間記憶，而且這些不被人注意的空間正在飛速消失。上只角和下只角的社會記憶如何關聯起來，潘天舒開始了上海發生的士紳化過程研究。近年來他在做適老科技和社會發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研究。他將這二十年自己參與的複旦人類學學科建設概括爲“10個一”：一個中心；一個叢書系列；一本《複旦人類學評論》；一個複旦人類學公衆號；一個學術節；一個當代人類學講壇系列；一個質性研究工作坊系列；一個應用人類學與當代中國研究系列；一個暑期學校；一個年齡結構非常合理、高度專業化的教師隊伍。
正如羅彩娟在大學生群體探索培養創新型民族學人才的方式，建築學出身的昆明理工大學施紅老師也在探討西雙版納傣泐鄉建人才培養，分享她的成長之路：從一個建築學者變成人類學者最後又回歸到鄉村營造當中。在這個過程中，她提出若幹問題供反思：第一，改變建築界流行的自上而下的鄉村營造方式，以村民的主體性爲宗旨、爲核心也爲實現目標，正視鄉村原有的住居形式以及文化的價值。她的博士論文從事西雙版納傣族的家屋研究，並將西雙版納的案例拓展到老撾、泰國的跨境比較研究。第二，失敗的項目。鄉村營造在西雙版納曼侖村嘗試，2017年陷入停滯甚至夭折，原因是村民在複雜環境中遇到的問題，如何樹立他們的文化自信和鄉村營造，如何應對資本可能是將來鄉村營造要考慮的問題。她提到，面對這樣的複雜的鄉村營造的外部環境、內部環境，項目參與者還是要從教育、人才培養做起。這兩年他們申請了社區夥伴的資助，傣族鄉建人才的培養，通過他們的人才培養推動他們的鄉村建設。在鄉村營造中尋找實現村民主體性的可行性辦法，也正是施紅所說的鄉村營造“是道和氣的工作”。
石奕龍幾乎是學科重建以來惠東人研究的親曆者、見證者以及參與者。繼1950年代林惠祥的長住娘家研究之後，惠東人研究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恢複，它的激活離不開喬健、李亦園的牽線搭橋。石奕龍重新來看《崇武大岞村調查》，他評價道：雖然是比較老套的調查，但已流露出主位視角的端倪和當地人豐富的分類認知。1990年代末惠東人調查興起。石奕龍提出惠東人研究當中一些有意思的民俗文化和還可持續研究的學術問題：1.“姐妹辦”原指婦女做堆，其實男性也是。2.長住娘家和男人長年在外打漁、婦女從事農業生産有關。他大膽提出所謂“母系社會”的認知其實都是和農耕發生關系的，不一定是自古以來遺留下來的。3.長住娘家和不落夫家不能劃等號。4.陳國強對流行于惠安地區的“夫人媽”信仰有著濃厚的興趣，石奕龍論述了“私人佛齋”：從陰轉陽的小神靈，它們轉化到神的時候要到大廟去。雖然惠東人學術研究還會繼續，但是不會有大規模的田野調查了。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張帆在其博士期間從族群瓦解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又重新回到了費孝通先生1980年代提出來的一系列關于藏彜走廊的範式思考，它承認所謂多元的文明性以及由多元混合而成的文明的統一性，但這樣一種偏向人文主義式的討論很大意義上是忽略了人和物或者自然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她希望能夠用一個世界性的概念重新統和廣義的文明交換方式的討論。世界主義的第一重意義是把邊緣重置成中心，藏文明本身有其內在的文明特質，他們對于自己的世界是有一套自己的宇宙觀和解釋架構的。世界主義的第二重意義是共享一套人與自然的關系，例如藏區很多傳統近年來都在經曆遺産化的過程，包括藏戲、唐卡。藏戲的博物館化和遺産化一定意義上不一定非要被解釋成傳統性和現代性之間的沖突，或者從民間進入官方的過程，反倒可以在世界主義的框架下被解釋成一套當地人重新解構自己世界性關系的一套敘事結構和宇宙模式。這個意義上重新思考人類學的意義，即人類學者在這個村子裏同樣面臨的是這個村子的世界性。
在討論環節，潘守永通過他組織的博物館人類學的讀書會，來表達倫理意義上的世界主義，在承認差異的同時做出一些讓步。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編輯部主任哈正利介紹了《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的辦刊情況和目前的變化。民族學類的稿件包括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研究，也包括社會學、人類學類的稿件，保證整體學科特色。民族政策始終影響著辦刊方向和用稿傾向。當前民族工作的主線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于辦刊的影響是：1.選題，未來可能轉向以文化研究爲主，涉及到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等問題，盡量多考慮民族交往、交融、交流、文化交融等民族共同性方面。2.學報專業方向慢慢地向公共人類學靠攏，人類學者要盡量介入公共事件，關注國家重大前沿現實問題，展現學科影響力。在期刊座談會上，羅彩娟詢問道族別研究這樣的論文不再受歡迎，而“各民族研究”又是學校學科體制設置的分支，那麽這些領域的學者該如何解決科研壓力呢？哈正利回答道：族別研究應該要轉向民族間的研究、民族交往交流，比如說瑤壯漢社會曆史文化比較這一類方向。
哈正利主持期刊座談會
莊孔韶在會議總結中談及他推崇的人類學思想史的寫法，一是以代表作爲中心，二是像華南學派這樣長時間形成的著作群，也可以理出一個長時段的學科研究的思路，三是國際學術的評論，需要在思想史中納入專業評論人的評論。四是學科重建開始時間的厘定（beginning）有待商榷。區別于依賴公共事件、學會、會議這樣的學科史撰寫路徑，他進一步提出思想史的脈絡，也就是學術史理路。其次他提出研究過程當中自然而然地走向“綜觀”，隨著研究的深入，人類學四分支甚至跨學科的方法會穿插進來。未來多學科的研究手段越來越多，跨學科的狀態應該是什麽樣的，給未來寫思想史的增加了很多難度，不過抓住思維線索，可讀性強，則相得益彰。
會議最後進入閉幕式尾聲，張海洋指出三點問題：一、學科史的地位需要加強。它既有工具箱價值，也有增強範式創新定位的意義。二、學科分布和內卷化格局的問題。這次會議是按照學科單位、學者個人交往這種路徑來邀請的，缺失了中南、東南、西南等地區的參會人員，但是對照39年前人類學恢複的格局有點像。後現代主義思潮對于突破內卷化學科格局依然有進步意義，注重邊緣話語、另類敘事、尊重多樣性。三、人類學不能一邊要求做成並列的一級學科，一邊其研究方法提供選題無限趨近社會學，要不就趨近正統的曆史，總是要拿出一些特色的東西，包括選題、研究人群。四、注重史前史的研究。最後他建議依靠教育部途徑來解決人類學一級學科問題。
潘守永在閉幕詞致辭中再次感謝大家，非常感謝大家在疫情當中來到上海，祝願各位學術常青、身體健康，疫情期間格外保重。
作爲會議的召集人，馬丹丹感謝了六年來給予課題幫助的老師、同學，回想當年爲人類學重建奔走呐喊的老前輩陳國強、蔣炳钊等人，他們在窮苦中堅持學科理想的骨氣令人敬佩。她特別提及陳華毅老師的致詞是陳國強先生的弟弟陳小傑老師撰稿的，在此誠摯致謝。2018-19年在伯克利訪學的時候，她進一步有機會美國人類學諸多同行交流學科史。其中大衛（David Price）的雙重用途（dual use）概念給當代中國人類學史的書寫予以批判武器，他啓發她深刻地認識到學科和國家需求緊緊捆綁在一起的學術政治現實，以至于四十年的發展並不見得比當年民族學和社會學夾縫中求生存的處境好，領土還在不斷流失。葛希芝給予她政治經濟的批判力量，這使她在“介入和不介入”當中已然有了答案，民族志者不僅要介入，而且要在知道其可能後果的情況下勇敢地選擇介入。她提及她的學術史書寫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即她關注社會理論生産背後的社會關系。學術史的工作讓她一遍遍地確認人類學作爲一門社會科學的學科目標，這是學術史的重要工作和任務。
最後，閉幕式主持人潘天舒代未能成行的朱炳祥宣讀他爲會議撰寫的書面倡議：
建議通過這次會議的促進，設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類學重建四十年”資料室或小圖書館，資料室可以設立在上海大學，馬丹丹博士作爲負責人和籌集人，建議各位人類學者將自己的著作每一種都捐贈一本給資料室，支持資料室的建設。同時凡以後出版的著作，皆捐贈一本給資料室。力求使這個資料室或小圖書館成爲中國人類學重建四十年的著作最爲齊全的資料室。在這個基礎之上，力求能夠設立一支對于中國新時期人類學的“學科史”研究的機構和專門學術隊伍。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