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5年前後，英國就在南海展開水文測量，1779年專門成立了水文測量局，以力避“季風的鐵律（Iron logic of the monsoons）”影響，服務于亞洲貿易與殖民戰爭。第二次中東戰爭後，英國收縮在南海及其周邊力量，“自主性的逐步淡出20世紀50年代後的南沙爭議舞台”，認爲“中國是南沙群島最有力的主權聲索者”。戰爭影響也包括英國國際經濟地位的下降，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經濟處于滯漲階段，瑪格妮特·希爾達·撒切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主政後，轉向“供給側”改革，實現經濟轉型。新近的“脫歐”進程，本質上是英國“孤立主義”的體現，意欲提升英國國際影響力，建立體現英國價值觀的國際制度。其在亞太區域的戰略手段即是通過軍事介入和區域防務與情報合作，支持建立“基于規則而非實力的亞太秩序”。“2016年後，英國成爲除美國外唯一對中國海洋制度提出挑戰的國家”，“聯合王國一直在穩步擴大其在印太的戰略視線，使‘全球英國’具有真正意義……過去一年裏增加了在印太的海軍力量，該地區對國家利益的重要性日益增強”。客觀來看，其“印太”核心視域即是連接印太的南海，“在由大國南海利益沖突導致的緊張局勢中”，“保持熱度且能被管控的南海最符合英國利益”，“英國的南海政策變化更主要源于英國內部因素”。
南海一角
南海富含的“政治（political）”、“石油（petroleum）”、“蛋白質（proteins，即漁業）”被其它聲索國視爲關鍵利益所在，截至2019年10月，其他聲索國侵入我島嶼歸屬線內的油氣平台數已超107個。南海行爲准則（Code of Conduct，簡稱“COC”）是管控聲索國之間沖突的行爲准則體系，主要是管控中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文萊在南海的相應競合與沖突。自1992年7月，第25屆東盟外長會上，菲律賓首次提出制定COC的建議，至2019年7月，提前完成COC單一磋商文本草案的第一輪審讀，標志著COC磋商進入關鍵期。
1 英國關于COC磋商態度的發聲渠道
2011年7月召開的中國-東盟落實DOC（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即《南海各方行爲宣言》）高官會議上，相關國簽署了DOC指針。自此以後，西方國家介入南海的烈度開始加大，以中菲“仲裁案”爲新高潮。在中菲關系向好後，又對COC磋談均表示出高度關注。英國對COC磋商的態度常通過兩個渠道表達：借助歐盟話語體系和由英國單獨發聲。近些年，也注重與海域周邊國家發布聯合聲明。
在借助歐盟話語體系的英國各外交單位中，駐華大使館的角色較爲微妙。2016年3月，使館發布了“高級代表莫蓋裏尼代表歐盟就近期南海局勢發表宣言”。該宣言聲稱歐盟以國際法原則爲基礎維護海洋合法秩序，歐盟對各聲索國不持立場，傾向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對中國在南海爭議島礁的永久軍事部署表示擔憂，建議在東盟主導的區域解決機制下，盡快完成COC談判。該使館的其他類似“借聲”，似乎表達出即使脫歐，英國在南海問題上也不會忽視歐盟作用的用意。
鮑裏斯·約翰遜
當由英國單獨發聲時，英國軍政機構及其主要領導人往往在境內外交替發聲，外交部、海軍部、國防部、聯合軍種防務研究所（RUSI）發揮了重要的遞聲作用。亞太地區部長馬克·費爾德（Mark Field）在2019年2月聲稱，國家實體和網絡新技術對當前國際體系構成破壞，爲讓當前的國際體系更完美，英國需要與其他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一起捍衛多邊主義原則，加強在南海的“航行自由（FONOPs）”。2019年8月，則在對新版《中國國防白皮書》的評論中，探討了COC磋商對英國的影響。英國時而也炒歐盟關于COC磋商態度的冷飯。2011年9月，RUSI提問“東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歐盟在南海是否應做更多的工作”。2014年5月，英國外交部宣稱支持歐盟關于南海緊張局勢的聲明，認爲中國的“981”鑽井平台激化了中越矛盾，影響了“航行自由”，雙方應基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制定COC，英國“支持歐盟繼續密切關注事態發展”。
2 英國在南海的情報關注
預判脫歐後可能降至世界第七大經濟體，英國竭力提升亞太影響力，以融入亞太經濟圈和政治軍事體系，實現“全球英國（Global Britain）”戰略預期。爲此，英國聚焦南海航道安全，並由此發散出對維護航道安全的軍事力量建設的關注，“南海必須要有皇家海軍艦船”。2010年7月，武裝部隊部長尼克·哈維（Nick Harvey）在“未來海上作戰會議”上致辭時就表示，英國曆史就是海上貿易和勘探擴張的外向發展史，包括南海在內的海上通道關系到英國安全，英國應該有21世紀的全球海洋影響力和軍事投送力。除了關注航道安全外，英國還關注海洋軍工和情報合作。爲此，2018年8月底，在西沙海域與中國海軍“摩擦”結束後，英國政府通訊總部（GCHQ）與海軍23型護衛艦“蒙特羅斯公爵（HMS Montrose）”號依托新加坡基地加強了對南海的技術偵聽活動，強調與相關國家的信息情報合作。
英國水兵
英國深刻意識到，在南海，一己之力無法最大化海外利益，勢必要借助區域海上情報合作。馬克·斯塔霍普（Mark Stanhope）上將于2012年10月訪問加拿大，指出從香港到達爾文的亞洲子午線（Asian Meridian）成爲大國勢力交集地帶，全球海洋公地存有突出的安全問題，英國海軍需要“在海上（At Sea）”,展開跨國海上戰略合作，建設情報共享能力。國防副大臣、上院議員阿斯特（Astor）勳爵在2012年3月指出，英國在亞洲有著久遠曆史和密切夥伴，南海在國際海運中的地位持續增長，而海洋自由是全球經濟的保證，應通過有目的的區域合作、特別是有英國參與的多層合作管理公海。這種有目的的區域安全與情報合作，在英國看來，應圍繞國防工業和軍事能力建設領域。2019年5月，國防部長潘妮·莫當特（Penny Mordaunt）指出，英國航母政策和第五代艦船制造能力是應對中國挑戰的基石，與東南亞國家合作並駐軍，有利于實現“全球英國”目標。
利于英國利益的南海國際規則制定也是英國情報視野中的重點關注。在近些年區域合作中，英國關注雙邊或多邊關系發展，突出構建國際規制。亞洲事務大臣雨果·太古（ Hugo Swire）于2014年7月，在華盛頓卡內基研究所發表演講。指出基于規則而非權利的穩定繁榮的亞太系統對英國至關重要，英聯邦爲英國在亞太維持關系提供了獨特的附加維度，美英的亞洲關系是多維度的，英國與亞洲的關系遠超出貿易，在亞洲存在著重要的雙邊防務與安全關系，將繼續與美國一起堅定的維護“航行自由”。2018年8月，國防部長加文·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在大西洋理事會智囊團發表演講。指出盡管英中保持積極接觸，但中國在南海擴礁建島的軍事化行爲，違背了普遍的國際准則和規範。英國認爲中國將南海視爲“核心利益”體現了中國版的“門羅主義”。
3 環南海的英國情報力量
如引言所說，水文測量機構曆史上就是英國海外殖民貿易的先鋒。英國水文局（UKHO）始終是環南海的一支重要情報隊伍，下屬各類艦船在南海展開了持久測量，內容主要是海域水文地理信息。皇家海軍“回聲”（HMS Echo）號自2011年2月至2012年8月在包括南海南部和西部的多處海域進行了共計986次聲納測量，面積超過8160KM2。UKHO在政府和海軍部主導下，對南海進行了廣泛研究，爲區域海洋領土爭端提供了決策咨詢。借助智能船只、機器人技術和其他新興技術，UKHO在全球達71個國家的海域進行了海洋觀察和海圖繪制活動。
需要說明的是，英國測量力量也與海域周邊國家有測量業務來往，並配合他國情報偵察船監視海域軍民目標。然而，英國海軍其他情報偵察艦船也在南海活動。2018年3月，加文·威廉姆森在講話中概述了防禦理由和現代化國防計劃（MDP）。強調英國武裝力量及其技術服務方維持了水域安全、確保了貿易線路暢通、提供硬實力並保證了軟實力，充分應對中國海洋力量崛起的挑戰。英國海上力量以其先進的情報搜集和分析能力，展現了軍事強國的經驗和才幹，可從海下、空中和太空搜集信息，第77旅是情報信息戰的中堅。
英國軍情五處
除英國水文局測量船和側重作戰情報搜集的海軍情偵船之外，政府和軍方的其他情治力量，如國家安全局（MI5）、秘密情報局（SIS）和政府通信總部（GCHQ）等，鑒于其業務範圍及其對內閣和外交部負責之考慮，也在南海及其周邊有大量活動。但英國固有的各級各類情報力量，不能完全滿足英國的情報需求。爲此，近十年來，英國努力借助域內外相關國家的情報力量與資源，試圖構建能由自身主導或作爲主要參與方參加的情報體制。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政府和軍方的情報機構，由于傳統情報的高度保密性，以及對在南海問題上與華沖突的後果評估，經查閱開源信息，未發現這些機構發布專門性報告。事實上，這些機構對內閣和外交部直接負責，二者的核心人物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情報機構態度和實踐方向。進一步而言，從開源視角，研究英國政府和軍方及其主要負責人涉南海言論與行爲，是研究英涉南海情報理論與實踐的基本路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