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肆，是古今典籍的聚散地，是雅俗文化的傳播體，以此爲橋梁，聯系著難以計數的文人學者、藏書家、書生及其書賈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承載著文明資源與學術薪火的積聚與傳送。書肆的繁榮或凋零，折射著社會經濟與時代文化的盛衰變幻，而書肆的分布遷移，則又與該地區的經濟條件、文化水准及其印刷技術等諸多因素息息相關。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載：“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臨安也。”說的雖然是明代的事情，但亦基本上概括出了明清以降我國書肆分布的大致情形。下面，我們分北京、南京、蘇州、浙東、上海等五個地區，對南北書肆的變遷略作考述。
1．北京地區
北京是明清兩代故都，全國政治文化中心，“海內舟車輻辏，筐篚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因此，書業“特盛于他處”[1]。據胡應麟記載，明代北京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于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于燈市；每朔望並下澣五日，則徙于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2]。清初，書市移于南城廣安門內慈仁寺附近[3]。乾隆時，政府開館修撰《四庫全書》，書市遂移至緊靠修撰人員住處的琉璃廠、隆福寺一帶。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因渴選至京師，著《琉璃廠書肆記》，記錄了30家書肆名稱：
聲遙堂、唐氏嵩□堂、李氏名盛堂、鄭氏帶草堂、李氏同陛閣、曾氏宗聖堂、李氏聖經堂、曾氏聚秀堂、二酉堂、文錦堂、文繪堂、寶田堂、京兆堂、榮錦堂、經腴堂(皆李氏)、鄭氏宏文堂、徐氏英華堂、傅氏文茂堂、曾氏聚星堂、周氏瑞雲堂、金氏文粹堂、徐氏文華堂、李氏先月樓、周氏寶名堂、周氏瑞錦堂、韋氏鑒古堂、周氏煥文堂、陶氏五柳居、劉氏延慶堂、李氏博古堂。
民國元年(1911)，藏書家缪荃孫遁迹上海，回憶起在北京時的歲月，作《琉璃廠書肆後記》，記錄書肆31家：
石氏文光樓、曹氏文寶堂、徐氏寶文齋、饒氏善成堂、劉氏大文堂、二酉堂(舊)、聚星堂(舊)、張氏寶華堂、張氏修文堂、韓氏翰文齋、譚氏正文齋、李氏寶名齋、楊氏勤有堂、崔氏書業堂、丁氏肄雅堂、常氏萃文堂、馬氏文琳堂、魏氏益文堂、李氏酉山堂、劉氏會經堂、魏氏文貴堂、李氏寶森堂、李氏文華堂、吳氏寶珍樓、魏氏寶經堂、喬氏同雅堂、閻氏同好堂、王氏三槐堂、喬氏同立堂、劉氏聚珍堂(原名天繪閣)、某氏寶書堂。
除二酉堂、聚星堂外，余皆不載于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1914年秋，缪氏“重作京華之行，時時閱廠，舊肆存者寥寥晨星，有沒世者，有歇業者，有易主者，而繼起者亦甚衆”，爲“志今昔之感”，缪荃孫複作“附錄”一文，記錄所見書肆39家，其中石氏文光樓、曹氏文寶樓、韓氏翰文齋等11家見載于《琉璃廠書肆後記》，余28家均爲新出之肆：
趙氏弘遠堂、黃氏修文堂、孔氏晉華書局、張氏文益書局、丁氏有益堂、丁氏榮錄堂、劉氏松筠閣、馬氏槐蔭山房、樓氏文盛堂、張氏孔群社、魏氏文友堂、直隸書局、程氏弘道堂、陳氏來薰閣、崔氏維古山房、郭氏文雅堂、殷氏保古齋、張氏同古堂、嶽氏修本堂、劉氏會文堂、劉氏九經堂、崔氏鴻寶閣、丁氏文英閣、郭氏鑒古堂、于氏述古堂、胡氏玉生堂、趙氏文煥堂、丁氏敬業堂。
此後，長期在琉璃廠從事書業的孫殿起，根據自己“見聞所及”，撰《琉璃廠書肆三記》，截止于1940年左右，收錄的書肆竟多達220余家，其中絕大部分是民國時期新成立者[4]。1988年，孫殿起的外甥雷夢水又作《琉璃廠書肆四記》，自1940年一直寫到1958年公私合營，收錄書肆約50家[5]。透過上述諸人對北京書肆的記載，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書業、特別是琉璃廠書業的發展脈絡，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書肆更叠迅速，日新月異，至民國而臻于鼎盛，店鋪林立，交易頻繁，孫殿起發出“北京書業，變化萬端”的感慨，實是由衷之感歎。
2．南京地區
六朝古都南京，乃明代最爲重要的刻書中心之一，據張秀民《明代南京的印書》一文統計，僅民間書坊就有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閣、大業堂、嘉賓堂、少山堂、奎璧齋、孝友堂、三多齋、九如堂等57家[6]；若再加上官刻機構和刻書私家，其數量便非常可觀[7]。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載“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帙類書，鹹會萃焉”，又雲“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三山街是明代南京最爲繁華的地段，明人彩繪《南都繁會圖卷》，繪有109個店鋪招牌，其中有不少即標明“書鋪”“畫寓”“刻字镌碑”字樣。
清孔尚任《桃花扇·逮杜》載明末南京書商、二酉堂主人蔡益所語亦雲：“天下書籍之富，無過俺金陵；這金陵書鋪之多，無過俺三山街；這三山街書客之大，無過俺蔡益所。”因此，當時不少書坊徑貫以“三山”兩字，如“金陵三山街繡谷對溪書坊唐富春”、“金陵三山書坊”等。金陵書坊刻印、售賣的書籍以戲曲、小說、醫書、時文等類爲主，特別是配有插圖的戲曲、小說書籍，更是名聞遐迩。
關于清代南京書肆的具體情形，尚未找到確切的文獻資料。不過，根據今人江澄波、杜信孚、杜永康等人《江蘇刻書》“清代刻書”之研究，金陵官私刻書機構仍多達二十余所，其中較爲活躍的民間書坊就有三山堂、三樂齋、文英堂、文進齋、芥子園、寶仁堂、萃文書屋等十數家。由此，我們可以推知：清代南京書肆雖不及明代繁榮，但依然相當興盛。清末民初，金陵書肆多在狀元境，比屋而居，約二十余家，經營者多爲江右人氏，所售雖多通行刊本，但琳琅滿目，亦頗可觀，較爲著名者有天祿山房、聚文書店、保文、萃文、萃古山房等。後因浙人綢莊湧人，書坊悉變爲市肆，幸存者不過十之一二[8]。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南京書市複移至夫子廟貢院街一帶，據紀果庵《白門買書記》所載，朱雀橋有翰文齋(主人揚州錢氏)、保文(主人山西衡水張氏，總店設在上海三馬路)、國粹書局、藝文、南京書館等書肆；太平路(舊名“花牌樓”)有萃文(主人朱長圻)、慶福、文庫等書肆及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之南京分館；狀元境有幼海、文海、善文、會文、集古、萃古山房等書肆；貢院街“書坊曆曆”，乃書市集中之處，最大者爲問經堂，主人揚州陸氏，原是萃書書店的夥計，後獨立門戶，經營得法，漸成“南京書業之巨擘”；另外，尚有莫愁路之黑市及豆菜橋之冷攤。總之，這一時期金陵書肆的總量雖然不少，但售書質量高、經營規模大的卻寥寥無幾。
其書業，尤其是古舊書業的發展，已遠落在京、滬等地區之後，誠如紀果庵所感歎的那樣：“金陵非文物之區，自經喪亂，更精華消盡，徒見詩人詠諷六朝，拳懷風雅，實則秦淮汙濁，清涼廢墟，莫愁寥落，玄武凋零。售書之肆，唯以舊貨居奇，市儈結習，與五洋米面之肆將毋同。若南澗所亟亟稱道之五柳老陶，延慶老韋，文粹老謝，徒供人憧憬耳。”[9]
3．蘇州地區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載，明代蘇州書肆，“多在阊門內外及吳縣前”，但具體情形，史籍阙載。目前關于蘇州書肆的較早記載，見于清乾嘉時期吳縣藏書家黃丕烈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晚清藏書家葉德輝《吳門書坊之盛衰》曾據此書考得乾嘉時期吳門書肆24家：
胥門經義齋(胡立群)、廟前五柳居(陶廷學)、山塘萃古齋(錢景凱)、郡城學余堂、玄廟觀前學山堂、墨林居、玄廟觀東闵師德堂、府東敏求堂、臬署前玉照堂、文瑞堂、臬轅西中有堂、醋坊橋崇善堂、郡東王府基周姓墨古堂、阊門橫街留耕堂、阊門書業堂、阊門文秀堂、金闖門外桐泾橋頭芸芬堂、紫陽閣朱秀成書坊、葑門大觀局、遺經堂、酉山堂、本立堂、王府基高姓書攤、胡葦洲書肆。
除此以外，《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還記錄下了不少流動于蘇州地區的書賈，譬如呂邦惟、郁某、鄭益偕、胡益謙、邵鍾磨、沈斐雲、吳東亭、吳立方、鄭雲枝；書船友曹錦榮、吳步雲、鄭輔義、邵寶墉，估人吳東白，華陽橋顧聽玉、常熟蘇姓書估、平湖人王征麟、無錫浦姓書估，湖人施錦堂、陶士秀等等，他們與固定的書肆一起，構成了吳門繁盛的書業。
道光十七年(1837)，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蘇松太道周氏，應吳縣廪生陳龍甲等人之禀，頒令禁毀淫詞小說。蘇州的書坊代表集中在城隍廟“公議規條”，訂立《公禁淫書議單條約》[9]，決定采取統一行動，響應官府的禁令，條約末尾曰：
書業堂、掃葉山房、酉山堂、興賢堂、文淵堂、桐石山房、文林堂、三味堂、步月樓(書坊甚多，不及備載)。計共書坊六十五號，各當面齊集城隍廟拈香立誓，各書花押，一焚神前，一呈臬憲，各執一紙存照。
一個不大的城市，竟然擁有坊肆65家，作爲明清時期全國的經濟文化樞紐、刻書藏書中心，蘇州的確是名副其實。爲了加強各坊肆之問的協作與團結，康熙十年(1671)，蘇州還成立了書業公所——崇德書院，“供奉梓潼帝君，爲同業訂正書籍討論刪原之所。並同業中異鄉司夥，如有在蘇病故，無力回鄉者，代爲埋葬獅山義冢等項事宜”[10]。道光十七年，書坊協同禁毀小說時，商定“外省書友來蘇兌換者，先將捆單交崇德書院司月查明，如有應禁書籍，即行交局銷毀”。道光二十五年(1845)，蘇州書業勒立《崇德公所印書行規碑》。同治十三年(1874)，複立《吳縣爲重建書業公所興工禁止地匪借端阻撓碑》。凡此雲雲，都可見出蘇州書業的繁榮及其管理之有序。
清末民初，蘇州的書肆主要集中在玄妙觀及觀前護龍街，著名目錄學家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回憶自己在蘇州東吳大學學習時，“假日則流連于玄妙觀及大成坊巷諸書肆中(當時大成坊巷中有書肆三家，其一曰大成山房。近年書肆皆聚居于觀前護龍街一帶，而大成坊巷中諸店停歇久矣)”。小說收藏家阿英《蘇州書市》[11](1938)亦記載了蘇州書市的分布情況：“蘇州書市有三中心。自察院場至飲馬橋一段護龍街，爲舊書肆集中地。自察院場至玄妙觀，爲新書市場。自玄妙觀廣場折入牛角浜，爲小書攤。護龍街東段，東大街，大華路，間邱坊巷，亦各有一家。”最爲著名者有以下16家：
文學山房、松石齋、存古齋、來青閣、適存廬、覺民書店、藝芸閣、寶古齋、靈芬閣、集成、勤益、琳琅閣、振古齋、欣賞齋、來晉閣、大華書店。
阿英先生在書話中還描述其自蘇州訪書歸來，在“燈下翻閱所得，其佳者一氣讀之，讀盡則酣然入夢”的種種情景，字裏行間，充溢著令人心動的書香墨韻。
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蘇州書肆開始衰落，苦竹齋主《書林談屑》(1947)不無傷感地寫道：“吳門書坊，盛于前清乾嘉間，黃荛翁、顧聽玉輩之風流韻事，至今猶爲人所樂道”，“吳門坊肆，十之八九集中于護龍街，除文學山房、來青閣及求智書店之外，尚有松石齋張氏、翰海書店王氏、覺民書社陳氏等數家，規模狹小，門庭冷落，奄奄一息，已在存沒之間”[12]。六、七十年代，再經“文化大革命”的摧殘，“蘇州的書市逐漸消歇了”，“整整十年，蘇州市上就再也不能看到一冊線裝書”。
藏書家黃裳先生在《蘇州的書市》中慨歎道：“三十年過去了，人民路(即護龍街，筆者注)上已是一番嶄新的景象。古舊書店還剩下了一家，偶然走進去，承主人的好意讓到樓上去看書。依舊是滿壁琳琅，不過和三十年前相比，那時擺在地攤上的貨色似乎還要比現在放在玻璃櫥裏的質量高得多。這是不能不使人歎息的。曲園可以重修，可是當年的書店街的盛況就不容易恢複了。即使是重開幾間門面也不頂用，就和北京的琉璃廠一樣。”[14]這段可悲的曆史是值得我們永遠銘記的。
4．浙東浙西地區
浙東浙西是明清藏書家、藏書樓尤爲集中的地區，吳晗《兩浙藏書家史略》收錄明清浙江籍藏書家399位，其中相當部分都屬于浙東浙西地區，如杭州105人、海甯38人、嘉興21人、平湖13人、桐鄉9人、湖州24人、甯波27人、紹興27人，合計264人，已占去總數的66％強。較爲著名者有祁承然澹生堂、曹溶靜惕堂、袁枚小倉山房、朱彜尊曝書亭、吳骞拜經樓、範欽天一閣、朱學勤結一廬、陸心源皕宋樓、丁丙八千卷樓、劉承幹嘉業堂等等。
清末四大藏書樓：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杭州丁氏八千卷樓、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湖州陸氏皕宋樓，其中浙東浙西地區占了一半。此外，該地區的造紙業、刻書業也十分發達，已形成了不少專業的刻書、印書鄉鎮，譬如湖州的晟舍、彙沮等地；烏程淩、闵兩家的朱墨套色印刷，更是名揚四海，在中國古代印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如此豐厚的典籍文化背景下，浙東浙西書肆的繁榮自亦是不言而喻的。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載，明代杭州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內，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于貢院前；花朝後數日，則徙于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後月余，則徙于嶽墳，遊人漸衆也。梵書多鬻于昭慶寺，書賈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書秘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胡應麟之後，關于浙東浙西書肆的資料罕見記載。但偶從有關小說的封面識文中可知，清乾隆時，杭州的書坊依然集中在清河坊一帶：如大連圖書館藏乾隆十六年(1751)會敬堂刻本《西湖佳話》，封面印有“杭城清河坊下首文翰樓書坊發兌”字樣[1]。
值得注意的是，早從明代開始，浙西地區就活躍著一種流動的書肆——書船，據《湖錄》載：“書船出烏程織裏及鄭港、淡港諸村落，吾湖明中葉如花林茅氏、晟舍淩氏闵氏、彙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廣儲簽帙。舊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冊镂刻流傳。于是織裏諸村民，以此網利，購書于船。
南至錢塘，東抵松江，北達京口，走士大夫之門，出書目袖中，低昂其值，所至每以禮接之。客之末座，號爲書客，問有奇僻之書，收藏家往往資其搜訪。”[16]嘉興詩人陳鳇，目睹書船的穿梭往來，寫下了“阿依家近狀元台，小閣疏窗面面開。昨夜河頭新水長，書船多是譬溪來”、“萬卷圖書一葉舟，相逢小市且邀留。幾回展讀空搔首，廢我行囊典敝裘”、“人生不用覓封侯，但問奇書且校雠。卻羨溪南吳季子，百城高擁拜經樓”的詩句。
利用四通八達的水鄉河網，書船的影迹頻頻出現在江浙的各個鄉鎮，將一本本墨香四溢的圖書，送入千家萬戶。明清時的藏書家，大多與書船保持著良好的關系：據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載，湖州的書船曾經雲集于常熟七星橋，等待汲古閣主人毛晉前來選購圖書；而乾嘉時期吳縣藏書家黃丕烈，也曾在《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提及爲他提供過種種稀見典籍的“書船友”曹錦榮、吳步雲、鄭輔義、邵寶墉等。
清末民初，浙東浙西的固定書肆主要集中在杭州，據朱遂翔《杭州舊書業回憶錄》載，較爲著名者有楊耀松文元堂書局(杭州清河坊)、朱成章經香樓(杭州梅花碑)、侯月樵汲古齋書店(杭州梅花碑)、鄭長發古懷堂書局等數家，另有書賈楊炳生、楊見心、朱瑞、陳天翰、劉琨、費景韓等人，爲上海、嘉定、南浔等地書肆及藏書家四處收購舊書。
二、三十年代，隨著私人藏書的大量散出，浙東書肆漸趨興旺，並受到全國各地書賈及藏書家的特別關注。這裏，我們不妨舉阿英的一次買書經曆爲例，對當時浙東浙西地區的書肆略作浏覽。據《小說閑談·浙東訪小說記》載：1936年正月十二日，阿英從上海出發，首站至杭州，逛石渠閣、周氏善本書室、複初齋支店等書肆，購得抄本《金閨傑》及《麒麟現》。第二站紹興，幾乎跑遍城中書肆，購得乾隆辛未翰海樓刻有圖大本《西湖佳話》(《孫目》未錄)、湖南原刻大字本《新镌古本批評三世報隔簾花影》、活字本《忠烈俠義傳》、乾隆崇德書院刊大本《飛龍全傳》等小說。十三日至第三站甯波，沿東大街逛通雅、三余堂、世德堂、天祿閣等書肆，購得彈詞兩種。十四日，托書賈王松泉購下余姚盧氏小說專藏600多冊，同日取道杭州返滬，複逛周氏善本書室、抱經堂、經訓堂、文藝、石渠閣等書肆，購得《一字不識之新黨》、《夢中緣》原刻本、《繪真記彈詞》、《李卓吾評三國志演義》明翻刻本、《常言道》光緒乙亥刻本(《孫目》未錄)、《龍鳳金钗》十集、建版《西湖小史》、清初複刻本《三遂平妖傳》等小說。十六日在澉浦某書肆購得《新刻增刪二度梅奇說》(《孫目》未錄)。十八日午回到上海。阿英總結這次浙東訪書活動雲：“回想此番浙東之行，雖感到不少的失望，然借此得以小休，且漫遊了幾個地方，而總算又收了近七百冊的小說，也不能不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打槳歸來，遂歡然入夢。”短短的6天行程，僅通俗小說竟然就購得近七百冊，浙東書肆的魅力，實在令人豔羨心醉。
五十年代，浙東地區的古舊書肆開始轉入蕭條，但在杭州的抱經堂、松泉閣、寶贻齋、大觀樓等書肆中，依然可以尋覓到使人興奮的珍本秘笈。黃裳在《西泠訪書記》、《湖上訪書記》[18]等書話中，記錄了自己訪書杭州的難忘經曆，並且充滿深情地寫道：“白居易的名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照我的意思，除了西湖的一半之外，那另一半值得勾留的應該就是杭州的舊書了。”爲我們留下了浙東書肆彌漫著濃郁人文色彩的脈脈余晖。
5．上海地區
若與上述四個地區相比，上海書業的曆史並不久遠，但它卻後來居上，並迅速崛起爲中國近代書業的中心與支柱，這主要得益于如下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晚清以還，憑借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空前開放的人文政策，上海成爲遠東地區的金融與商業中心，繁榮的經濟又催開了文化事業、特別是出版事業的發展之花。據朱聯保《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一書統計，上海大小不一的公私出版機構，竟然多達500余家，當時一些名聞全國的大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申報館、開明書店、世界書局等，大多集中在上海。這些機構出版的書刊總量是極其驚人的，其精確的數字現在雖難統計，但可以舉另外一個數字作爲參照：《民國時期總書目》“語言文字”分冊凡收書3861種，其中有2500余種均在上海出版，約占總數的65％[19]。
其二，特殊的政治背景，尤其是外國租界的存在，使上海成爲各類知識分子的聚居地與避風港，從前清的遺老遺少到激進的革命人士，從知名學者到無名作家，從藏書故家到現代出版家，一時風雲際會，聚集一隅，造就了一個極其龐大的圖書需求市場。其三，上海北面之蘇州，西南之浙東，均爲書業發達地區，民國時期，兩地有許多舊家的藏書散向上海，譬如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蘇州劉氏玉海堂藏書、鄧氏群璧樓藏書、常熟趙氏舊山樓藏書、杭州崔氏之遺書、南浔劉氏嘉業堂藏書、張氏適園藏書、甯波範氏天一閣藏書、盧氏抱經樓藏書、馮氏醉經閣藏書等等。這些各具特色的藏書，不僅爲上海的書市平添了無窮魅力，也爲上海書肆的發展提供了強勁後力。總之，正如掃葉山房書肆的啓文所雲：“良由海通以來，上海一隅幾爲全國之中心點，淹通之儒，博雅之士，與夫豪賈巨商，凡欲購販書籍者，無不以滬渎爲挹注之資。故本坊每年銷行各書，北至奉吉，南迄閩廣，西則滇黔邊，東則魯、皖、浙各省，遠而至于東西洋諸名國，郵筒往來，日必數十起，輪軌交馳，寄運靈捷。”上海書業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根據有關資料記載，舊上海的書肆主要集中在福州路、漢口路西段和廣西路一帶以及城隍廟三處。譬如在福州路有：傳薪書局(福州路260號，店主徐紹樵)、文彙書店(福州路397號，店主王昭美)、漢文淵書肆(福州路近福建路處，店主林子厚)、受古書店(福州路近福建路，店主翁培栽)、龍虎書店、廣益書局、博文書局、廣藝書局、國粹書店等等。漢口路西段和廣西路一帶有：抱經堂書局(店主朱遂翔，1938年由杭州分滬)、來青閣(店主楊壽祺，原在福州路近福建路口，後遷至漢口路706號)、來薰閣(店主陳濟川，總店設于北京，上海分店設于廣西路281號)、忠厚書莊(店主黃廷斌，設于漢口路708號)、富晉書社(店主王富三，總店設于北京)、文海書店(店主步恒猷)、漢學書店(店主郭石祺、楊金華，設于漢口路693號)、溫知書店(店主孫助廉)、藝林書店(店主孔裏千)、文瑞樓(原設于南市城內，後遷至河南中路廣東路之南)、蟫隱廬(位于漢口路，店主羅振常)等等。城隍廟附近有：飽墨齋、葆光、學海書店、粹寶齋、夢月齋、傳經堂(蓬萊市場內)等等。
另外，在其他馬路上，也散布著不少書店，較爲著名者有淮海中路上的修文堂(淮海中路近重慶路的五鳳裏，店主孫實君)、複興中路上的春秋舊書店、常熟路上的萃古齋(常熟路華山路口，店主于士增)、交通路上的六藝書局、廣西路小花園的古書流通處、愚園路靜安商場內金氏文都書店等等。這樣的繁榮局面一直維持到四、五十年代，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協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曾經根據1947年的《上海行號路圖錄》及1948年的《上海市書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名錄》繪制過一幅“解放前上海福州路”地圖，上面標示的書店僅福州路依然多達50余家。
上文我們粗略考述了南北書肆的曆史變遷。值得注意的是，早從明清開始，南北書肆就出現了相互交流的趨勢。翁方綱《複初齋詩注》載：乾隆時，當四庫館臣擬定“校閱某書應考某典”後，隨即“詳列書目，至琉璃廠書肆訪之”，“是時，浙江書賈，奔辏辇下，書坊以五柳居、文粹堂爲最”。五柳居主人陶氏，乃湖州人，文粹堂主人韋氏，乃蘇州人，爲了廣搜舊書，兩家每年“購書于蘇州，載船而來”，出現了所謂南書北運的現象。而壟斷琉璃廠書業的則是江西金溪人，他們修建會館，排斥北人，控制著絕大部分的北京書肆，直到光緒中葉以後，北方人始在琉璃廠占據主導地位，而南方人則退居從屬。
至二、三十年代，上海書市火爆，北方書肆紛紛南下，據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載，北京富晉書社自從購下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後，“即設分店于上海，爲北方勢力南漸之先聲”。此後，琉璃廠的來薰閣、隆福寺的修文堂等書肆亦接踵而來，南北兩派呈並峙之勢。“北方人秉性勤儉，開支較省，每得一書，不急于求售，既估定售價若幹，雖累年不能銷，亦不輕于減削；對待主顧，殷勤恭順，奔走伺候，不以爲勞。南方人則較爲高傲，視主顧之去來，任其自然，不甘奔走伺候；購進之書，志在急售，不願擱置。故北方之多年老店，常有善本書存儲，南方則絕無僅有而已”。至三、四十年代，北方書肆“浸浸日上”，漸漸淩駕于南派之上，“來薰陳氏、富晉王氏、修绠孫氏，均長住滬店。以前南書北運多獲厚利，今則北書南運，有增無已，既極必反，理固然也”。
事實上，“南書北運”、“北書南運”僅是南北書肆大交流的一個方面，民國時期的上海書市，還曾通過互設連鎖分店的形式，與華東、華中等地區的書業融爲一體，共創繁榮景象。譬如杭州著名的抱經堂書肆曾在上海漢口路。704號開設分部；蘇州老字號書肆掃葉山房，曾在上海南市彩衣街、棋盤街530號及松江西門外裏仁街分別開設了“南號”、“北號”、“松號”三家分店；南京書賈朱長圻宣統二年(1910)在南京開設萃文書局，1911年之後則將書肆遷至上海。
而上海較爲大型的書店亦在全國各地設立分店，如總店設于上海福州路棋盤街口的中華書局，分別在北京、天津、保定、直隸(石家莊)、張家口、奉天、吉林、長春、綏化、濟南、東昌、煙台、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徐州、杭州、溫州、蘭州、南昌、安慶、長沙、衡州、常德、沙市、漢口、武昌、成都、重慶、福州、廈門、廣州、潮州、汕頭、桂林、梧州、雲南、貴陽、邢台、新加坡等42處設立分局。總館設于上海棋盤街中市的商務印書館，分別在北京、天津、奉天、龍江、太原、濟南、西安、開封、成都、重慶、泸州、漢口、長沙、常德、南昌、杭州、福州、廣州、潮州、蕪湖等20處設立分館。
除此以外，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著名書肆還先後推出了“函售”服務，每到一批新書，就將其編目刊印，發往全國各地，供學校、圖書館、研究機構、學者及藏書者選購。總之，通過上述種種方式，大江南北的書市仿佛聯成了一條長河，各種書刊就在其中自由流動，典籍文化的傳播達到了空前廣泛、迅速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