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到，今年的GDP增長目標定5.5%左右。 在今年這個充滿經濟風險的年份，中國設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高于世界銀行及西方外界的預期。 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指出，實現5.5%的目標，也就是中國百萬億元量級以上GDP5.5%的增量，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經濟總量……今年得要有九萬億名義GDP的增量……看似速度放緩了，實際上分量更重；實現5.5%左右的增長，這是在高水平上的穩，實質上就是進，是不容易的，必須有相應的宏觀政策支撐。 對于2022年中國經濟前景、經濟增速推力何在、以及中國人均GDP越過1萬美元與民衆實際預期之間的關系，觀察者網采訪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
觀察者網：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到，今年的GDP增長目標定5.5%左右。今年這個數據挺有意思，此前國內專家大多預測的目標是5%-5.5%，今年世界銀行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是5.1%，這一點跟過去好像略有不同，過去我們自己定的目標總是略低于外界預期，但今年卻取了高值，您覺得這一目標傳遞出了什麽信號？
曹和平：這是很正常的現象，當事者對自己的了解總是比旁觀者更准確。當經濟向好的時候，人們總是偏向于高估，經濟下行期則偏向低估。但真正了解信息的一方，會報出和實際情況更爲接近的數據，因爲他們是判斷經濟走向這批人當中的知情者。所以，這是典型的限定目標決策中的高估和低估現象。
我個人此前的預測是，如果是給一個區間，那就是5.5%左右，如果是給一個下限，那就是高于5%。2022年GDP目標定在5.5%，說明中央對今年中國經濟還是有信心的。另外一點，今年1月的經理人采購指數是50.1，說明1月份的經濟擴張速度比去年11月、12月的擴張速度要快；2月的經理人采購指數是50.2，說明還在加速擴張，這也說明我們對自己的經濟更有底氣。
再加上，各部門每年都有一定收益。每年中央政府都會把各部門召集起來開會，談談今年各自部門的情況、業績如何，再將各部門效益加總起來，與過去情況做些對比，心裏也有底了。
所以，根據我過去的一點經驗以及對外界高估或低估行爲的判斷，5.5%的預期高于世界銀行及學者判斷是在情理之中。
觀察者網：現在定了5.5%左右的目標，大家關心的還是如何來實現？記得在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政府對經濟的判斷還是非常坦率的，提出當前經濟有三重困難，需求降低、供求不足和預期轉弱，那麽要在這種情況下達成5.5%的目標，在貨幣、財政等宏觀調控政策上需要有什麽樣的舉措？與此同時，我們還注意到的一個數據是今年的財政赤字率是2.8，比去年降了0.4，而2.8的水平與2019年持平，相當于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對于這個現象又該怎麽理解？
曹和平：你提到財政赤字率的情況，我也注意到了。這件事看起來是有點“蹊跷”。按道理，當前經濟是三重下行疊加，一是中國經濟下行，二是全球經濟下行，三是國際環境下行，美國單邊主義加上正在演變中的烏克蘭危機有可能釀成國際性事件，這些都是對宏觀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而且這種沖擊是向下沖的。
所以，在這種條件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理應更加積極。根據過去幾年我們國家財政政策執行的績效來看，我個人覺得財政政策支持經濟的力度比貨幣政策支持經濟的力度要好。但近兩年隨著財政力度加大之後，可能也是對今年第一季度財政收入不是很好的一種謹慎反應。
至于貨幣政策，恐怕不會比往年更積極，如果我們能夠執行更積極的擴張性貨幣政策，而不是拘泥于過去的穩健貨幣政策，可能對經濟刺激會更好。但現在看來，除了美國以外，全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貨幣政策都不敢太積極，包括歐洲日本都是如此。
美國是瘋狂，已經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理解的6%、8%甚至12%這樣的貨幣增發調整，這不是猛藥，而是瘋藥。但是，表面上看起來，美國經濟也還行，好像也沒那麽害怕通貨膨脹，距離兩位數的通貨膨脹還差三個百分點。
所以，可能未來一段時間不能寄太大希望于貨幣政策。過去我們把貨幣政策單純地當成發錢，而不是把它作爲一個公共品，一種支持經濟的推力；你把錢給我，不是簡單地給我錢，而是給我一種信任。
但是今年定在5.5%的目標，也是考慮到了上述提及的幾個方面，中國經濟畢竟是一個超大型的、産業全覆蓋的經濟體，是中央、地方和中間層都具有高度韌性的一個機制。此前，有專家認爲疫情可能會在今年結束；再加上，開年以來經理人采購指數的良好表現，估計5.5的經濟增長目標是沒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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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您提到美國的情況，美國政府公布2021年全年經濟數據時還表示，這是美國近20年來最高的GDP增長速度。然而相反的是，全世界都在擔心美國高企的通貨膨脹率，再者今年3月美聯儲加息的消息基本確鑿，這些情況會在多大程度上外溢，並影響中國經濟，是不是也因此影響了我們經濟政策工具的推出？
曹和平：對，會有一定影響。貨幣政策有一個特點，如果我增發貨幣，別人不跟，除貨幣之外的要素像勞動力、資本、技術、設備、土地等都不變，貨幣效率就很高。
美國貨幣既是國內貨幣，也是國外貨幣，它現在增發2.5倍，這裏面有80%-90%流向國外，如果全世界其他經濟體都不跟進的話，它的效率就是最高的。果不其然，歐洲不跟、中國不跟，所以美國去年的貨幣政策對自己國內經濟産生的效益就非常好，它的通貨膨脹率也沒有爆，這就是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作用。
我們國內的經濟學界現在有一個問題，讀了一個學位，靠數學得了好成績，但實踐層面的調研、工作經曆等非常薄弱。換句話說，缺乏對經濟的質感，在看待經濟問題、重大決策能力上，沒有經濟學的“第六感”。
現在全球經濟狀況都不景氣，唯一可以進步的領域在數字經濟。貨幣理論裏面有內生貨幣和外生貨幣之說，比如央行發貨幣，相當于直升機撒錢，把貨幣投到經濟當中去，這屬于外生貨幣；而內生貨幣就是有些東西天生就存在經濟當中，它本身就是度量尺度，比如黃金、債務，再比如銀行的貼現背書，如果銀行敢的話，就說明對應資産的流動性很高。這類基于外生貨幣形成的內生貨幣，就能推動經濟發展。那麽，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的內生貨幣，是數字技術支持下的聯網共享經濟，利用高新技術和創新團隊。
假設你有一個工程項目，如果工程項目與主導産業技術進步方向一致，尤其是數字技術爆發，外界就認可你做的事，資産都跟著你的方向走，你的投資就很容易變成政府背書；有了政府背書，商業銀行就會跟進；一旦商業銀行跟進，這個流動性大家都願意去搶。
而“搶”會帶來什麽結果呢，比如政府或機構給科研團隊人員分配一套房子，這意味著從房子角度來說，政府自己的收益率降低了，而拿到房子的這部分人，本來可能要花幾百萬買，但現在不用買就能住進去了，就相當于節省了貨幣，而貨幣一節省就等于政府的資産負債表就出清了，一出清，經濟就能轉起來了。1997年，我們國家清理三角債就是這個道理，債務出清的結果是，雖然GDP量上沒有增加，但是資産負債表的平衡恢複了。
所以今後一段時間，唯一的方法就是靠主導産業群、産業結構變化、高新技術突破形成的工程項目來內生一部分貨幣，而這部分內生貨幣能夠替代原來的外生貨幣，來推動中國經濟向前走。
也就是說，現在不能再靠直升機撒錢了，也不能靠存量經濟，只能靠數字技術支持下的聯網共享經濟。我們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得越快，這個問題就會有突破，想再靠著貨幣銀行幫忙，恐怕不行了。
圖自新華網
觀察者網：既然您談到數字經濟問題了，正好請教您關于數字經濟中的重要部分——互聯網平台經濟的紛爭。事實上早在前年我們討論反壟斷問題時就涉及到一些，就是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互聯網平台經濟對當前中國經濟的重要意義，但另一方面我們國家當前提出的政策目標很多，比如反壟斷、整治互聯網平台企業、勞工權益、共同富裕等等，當然這些政策目標方向都是正確的、且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但問題在于當前有疫情、外部沖擊，在推動落實中長期政策目標與短期經濟目標、宏觀調控政策落實之間似乎存在矛盾、甚至短期內目標混亂，從而對經濟造成一定波動，您怎麽看這個問題，如何平衡？
曹和平：有些情況就像“貪吃蛇”，千萬要小心不能咬到自己尾巴。但有時候這只“看不見的手”智力不夠，還是會咬自己的尾巴；雖然是智慧經濟，但還是會出現這種問題。
我們要依靠數字經濟突破當前經濟增長的窘境，就仔細找出平台存在的壟斷等問題，並把這部分拿掉就行了，不要把壟斷之外的那部分都順帶打掉。
至于政策和政策之間的不協調、制度和制度之間的沖撞造成的經濟增速降低，今天存在的狀況並不比二三十年多，只不過那時候經濟增長與國計民生、溫飽問題之間的關聯非常突出，所以大家就特別有感；現在生活好了，兩年三年沒有增長，大家也不會沒房住、沒東西吃，所以就不那麽在意了。
至于這個事情要怎麽辦，這就是制度前沿、管理前沿和經濟學研究的前沿，是我們要花大功夫去做的。
觀察者網：其實像去年雙碳減排目標下的缺電也是如此，對生産量能和經濟帶來了一定影響。
曹和平：對，減排是好事，能很好地推動産業結構更新，但結果卻出現了“一壓就叫”的情況，藥太苦了不願吃，落實不下去，最後容易不了了之。
我估計這種情況可能要3-5年才能結束。也就是說，在這3-5年內，我們可能還會經曆一個經濟增長比較不溫不火的時期。除非有一個突加的外部力量出現，舉個例子，技術大爆發，拼圖已經清晰到誰都看明白了。
我們不像西方，經濟出問題了，一般就靠打仗，把國內矛盾輸出國外，把其他國家民衆的房子住宅貨幣搶劫一通，問題一定程度上就解決了。
觀察者網：您談到戰爭了，本來我們現在講中國經濟時就會談到外部環境動蕩，原本就有疫情、美國單邊主義的影響，再加上近期俄烏戰爭爆發，無疑給今年的經濟形勢帶來更大不確定性。尤其是美歐在經濟、金融、能源領域的制裁，將對國際市場、乃至中國市場産生多大外溢影響？
曹和平：經濟學人最近有一個說法是，美國、北約和俄羅斯的20年沖撞，在烏克蘭危機這個節點上爆發，它已經形成了一個全球經濟意義上的附加外部性，經濟增速肯定會下行。比如，油價升高，天然氣價格上漲，國際供應鏈的幹線支線網絡被打斷，各領域意識形態對立，SWIFT系統將俄羅斯排除在外，會對全球、連帶對中國産生影響；包括相互之間信任的喪失，人們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恐懼，都會變成一種經濟變量。
不過，從目前戰場上傳出的信息來看，俄羅斯如果能控制住俄烏沖突的局勢，最終雙方達成某種協議，比如說無論是劃第聶伯河而治，還是烏克蘭答應“中立化”，那麽恐怕這場沖突就會限制在美國、歐洲等北約國家之間，對中國的影響比較小。所以，戰爭不能拖久了，否則危害會比較大；如果能在三個月內停下來，對中國經濟影響不大。
我過去在軍隊幹過7年，雖然已經幾十年沒穿軍裝了，但還是一直在關心大戰略的問題。就俄烏沖突來看，俄羅斯應該問題不大，這場沖突也不會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方向發展，除非未來雙方有更大規模的新一輪相互動火，但這種幾率是比較小的。
觀察者網：我們注意到您最近在媒體發表了一篇關于中國人均GDP過萬的文章，您提到了這一指標對中國的重要意義，一方面是重大突破，尤其是我們國家還在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過程當中，但另一方面這兩年經濟放緩，再加上疫情沖擊，民衆的生活受到沖擊，對經濟的預期並不好，對于國家發展和個人經濟提升之間的共情也不高，所以您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怎麽來理解人均GDP破萬，以及普通民衆心理落差之間的問題？
曹和平：人均GDP到1萬美元高不高？相較于美國的6萬美元、香港的4萬和新加坡6萬美元來說，確實不高；但是從平均意義上來說，人均GDP過萬，又確實是一腳踏進發達經濟的門檻裏邊去了。這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到了這個時候，社會上會出現一些特別奇怪的現象，人們吃飽了穿暖了，會開始注重教育方面的發展，他們會去看別人念書怎麽樣，會抱怨自己沒找到好工作。當人均GDP處在4000-6000美元階段時，家庭對教育的積極性、對教育的支出沒那麽高，但慢慢起來了，對教育質量的要求、也就是有效教育的需求逐漸提升了。
而有效教育的一個最重要結果，就是盼望公平，盼望自己的職業生涯和別人有一樣的發展。我們高中以前的教育，是義務教育，都是國家財政撥款，沒有太大差別；也就是說，當人們處于這一收入階段時，相互之間的差別不大，個人對教育的支出份額也不高，當然不排除有些家庭收入低，但對教育看得很重。
那麽，現在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重視教育的人群比例就大大提高了。對有效教育的需求提高以後，人們首先要求的是公平。今年“兩會”期間，就有委員提出，建議北大清華按各省考生比例招生。雖然不是以家庭爲單位要求，但是以地域爲單位提出的要求。這反映了人們對有效教育的一種期望，這其實是好事；只是說一旦涉及到公平，就會有些“麻煩”。
當經濟發展處在1萬美元以上，通常是收入兩極分化。爲什麽111個國家中——如果把美歐日等幾個戰前發展起來的國家去掉的話，二戰至今，實現增長的國家就中國一個，韓國都算不上。原因就在于，這些國家在低收入階段形成了兩極分化，尤其像通過出口退稅等優惠政策，很多企業家早就把錢揣進自己兜裏了。
但中國有一個優點，就是中國政府發起了全面脫貧攻堅戰，致力于幫助7000萬絕對貧困人口脫貧，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如果沒有這一步，想想這幾年在香港地區、在中國周邊發生的一些騷亂，可能就有機會滲透進來；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大陸年輕人質疑香港的暴力遊行以及西方國家的幕後操控，這是全世界發展經濟學的反常現象。這說明在全世界範圍內相比，中國雖然也有兩極分化，但是普通老百姓在衣食溫飽問題上沒有受到直接的人身威脅。
所以，人們要求有效教育，但並不能反映到反對兩極分化上去。當下，最直接的一個表現就是所謂的“躺平”，我不要了，反正我怎麽幹也幹不到那個程度，我也不參與你們這個遊戲了。躺平所體現出來的憎恨，本質上是一種犬儒主義，但不是貧困極端分化、街頭“顔色革命”，這兩者之間是有等級差別的，但在一個序列上。
正是因爲這7000萬人口脫貧，使得中國越過了1萬美元的門檻，我們就沒有犯下中等收入經濟邁向高收入經濟時的陷阱，也就是“收入不平均，街頭顔色革命”的陷阱。這一點，我們國內經濟學者都沒有特別注意。
2019年11月8月，巴西前總統盧拉出獄。圖自央視
其實，有一個詞叫“degree of social tolerence”，“社會容忍度”，就是說社會對不平均容忍度比較大的國家，一定會走向發達經濟；反之，社會對不平均容忍度小的國家，大多會在1萬美元的門檻上就被掀翻。有三個國家，就是典型例子，一個是巴西，1987年巴西就進入發達經濟水平，但受到1997年金融危機影響，一下子栽下去了，2008年前又進入發達經濟，但現在又回到七八千美元，街頭遊行，總統盧拉被抓，亂象叢生。
那麽，相比之下，韓國也幾乎把每任總統抓起來了，但爲什麽又進入發達經濟了呢？韓國社會的群體分布中，受基督教、街頭革命影響的有一部分，受儒家文化的也有一部分，兩者相互對沖，最後還是回歸到經濟發展上來，他們國家有一群英雄主義者。這和日本又有所區別。
“躺平”或是“被平均”，雖然是當下社會上對不公平的一種反映，但是要看到中國曆史上的積澱，以及中國共産黨主政下，有意校正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不同人群收入之間的鴻溝，且這些政策仍在持續不斷地實行。
所以，你說中國在這方面存在問題嗎？存在。問題大嗎？非常大，但是和社會分化嚴重國家裏面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又是處在良性的、可化解的範圍內。有些地方已經進入發達經濟水平了，問題也沒解決，比如台灣地區，天天在“立法院”吵架，香港地區，別人隨便一戳，就上街了；再比如美國，大批民衆把國會山都沖了，法國街頭黃馬甲更是鬧了不知多少次。
就像現在俄烏兩國，俄羅斯的社會容忍度相比烏克蘭更高，但事實上烏克蘭在過去較長一段時間內，收入水平比俄羅斯高，而且地廣人稀，資源比較豐富，擁有全歐洲最大的煤礦之一，又是全球第二大糧食出口國，被譽爲“歐洲糧倉”，僅是俄羅斯油氣管道從它那經過，一年就是近100億人民幣的過路費。但即便如此，烏克蘭還是向往歐洲，拼命想擺脫俄羅斯，而就在這麽做的過程中，把自己國家給幹掉了，好幾任總統在街頭革命中被趕下台，現在國家也陷入戰火甚至分裂之中。
2013年，烏克蘭爆發“顔色革命”，社會撕裂，經濟惡化衰退，東部地區陷入流血沖突，人均GDP在2018年淪爲全歐洲最窮國。圖自大公網
所有這些事情，對我們而言，都是警示。當中國人均GDP越過1萬美元，用于有效教育的支出傾向提高以後，人們對社會公平的需求可以在一套良性機制內被解決，但是解決的路徑還很長，而且以後還會出現。
話說回來，中等收入經濟進入到高收入經濟階段，都會出現社會撕裂，它其實反映了人們對高生活的一種調整和適應。當社會在理念和意識形態上出現分裂，哪個國家能把分裂給較好地解決，哪個國家就能進入發達經濟，你看印度、巴西、印尼、馬來西亞、泰國、阿根廷、南非，這些國家都沒能進去。
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可是這個問題是處于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之間的一門學問。它既是美國的問題、歐洲的問題，也是中國等所有經濟體的問題，聰明者能有驚無險地過去，而糊塗人就在這個問題上被幹倒。只是現在很多人都不討論，但它確確實實是一個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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