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人民日報》海外版喊話“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國家大事”以來，低生育率與人口危機的話題再度引發民間熱議。隨後，有些教授提出了“設立生育基金”、“對丁克征稅”等觀點，網友一片嘩然。
憤慨也好，爭議也罷，人口問題始終都是要面對的。事實上，全球範圍內很多國家都曾遭遇過低生育率的困境，這也倒逼他們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做了不少探索，並形成了一系列較爲成熟的經驗。
在此，不妨了解一下國外是怎麽鼓勵生娃的，從中尋找一些可行性路徑。
國外如何鼓勵生娃？
放眼全球，歐洲的德國、法國、俄羅斯、芬蘭、瑞典、丹麥，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等諸多國家都處于低生育率的困境中，由此帶來了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養老保險體系運行壓力增大、勞動力短缺等一系列棘手的問題。
爲了改變現狀，這些國家幾乎不約而同地實行了鼓勵生育的社會政策，涉及到減稅、社會福利、就業支持、社區互助等多個領域。具體來看，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提供經濟支持，以減輕父母撫養孩子的負擔。
一來，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部門都對生育子女的父母予以現金獎勵。以東亞地區爲例，新加坡對于新生兒的獎勵金額高達每人4萬元人民幣；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該獎勵金額會上升至5.5萬元人民幣。
二來，除了現金獎勵外，不少國家還給幼兒提供撫育津貼，這其中主要包括對孩子物質消費成本的補償與對孩子教育投入的補償，即養育津貼與教育津貼。
在養育津貼方面，瑞典有未滿16歲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請，普通兒童津貼爲每月約700元人民幣，如果該家庭有三個及以上的孩子，則會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幣的附加補貼，費用均來自政府稅收；在日本，根據2004 年修訂的《兒童補貼法》的規定，一個家庭第一個和第二個孩子可以獲得每月每人約310元人民幣的補貼，如果有三個及以上孩子，則第三個之後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獲得約650元人民幣的補貼，補貼年限從出生直到小學三年級。
在教育津貼方面，法國孩子的托兒費完全由政府予以報銷，如果是雙胞胎或多胞胎，政府還會出資雇傭保姆去家裏照顧；在新加坡，政府支付高額的托兒費給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沒有工作的婦女也可享有托兒津貼。
三來，不少國家還在稅收減免上做文章。例如，德國、意大利、瑞典、丹麥和比利時的生育給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貼不需繳稅；芬蘭的生育給付、生活津貼、托兒津貼、育兒津貼等都可以進行稅前抵扣；而新加坡稅務減免的人員範圍不僅涵蓋孩子的父母，還包括祖父母甚至是幫助照看孩子的女傭。
第二，減少父母（特別是母親）工作和家務勞動時間安排方面的沖突。
各國主要通過增加帶薪産假、帶薪育兒假或臨時假、無薪育兒假、父親假等方式來提高國人的生育意願。例如，荷蘭的女性員工可以申請最長6個月的無薪非全日育兒假，這使得家長能夠安心在家撫養孩子，而無須擔心以後無法重返職場；法國、瑞典、葡萄牙等國還給予男性帶薪假期，以便父親能夠在照顧嬰兒方面給妻子相應的支持與幫助。
另外，在一些産假或育兒假較短的國家，政府會致力于讓照料孩子的父母親在彈性工作制下就業，或者利用先進技術使得辦公空間不再局限在辦公室，在家裏也可以實現遠程辦公，這一點，新加坡、韓國等國家都有所實踐。
第三，爲子女入托入學創造便利。
一方面，不少國家著力增加各類學期教育及義務教育階段的服務供給。例如，日本自1994起先後制訂並施行了“天使計劃”、“新天使計劃”及《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其主要措施包括充實學齡前兒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實施社區育兒援助等；2007年開始還實施“放學後孩子計劃”，使得孩子們在放學後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動場所。此外，日本還通過上學援助、學費減免、發放獎學金等方式來減輕家庭的教育費負擔。
另一方面，鼓勵雇主在職場內設立育兒設施，法國和日本爲典型案例。其中，法國政府對于投資興建托兒機構的企業予以成本稅前列支的優惠政策，而日本則通過稅收優惠政策，鼓勵規模較大的企業在企業內部設立育兒設施。
第四，住房等其他福利。
住房問題是普天之下的老百姓最爲關心的問題。爲此，不少國家積極推動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提高居民生育意願。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許有子女的夫婦優先購買政府保障性住房“組屋”，而且年輕夫妻可以分兩次支付新組屋的定金；而韓國的《低生育老齡社會基本計劃》中明確規定，每年提供5萬戶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標是無住宅並且低收入的新婚夫婦。
同時，各個國家還從改善孕期與母嬰保健服務、加大對生育困難人群的支持等方面著手。例如，韓國對于孕婦的産前檢查費用予以補貼，對新生兒實施醫療服務援助，對孕産婦和新生兒給予營養指導，且對新生兒的預防接種給予國家補貼；新加坡政府則會承擔那些生育困難人群75％的輔助生育技術治療的費用。
此外，各國還基于本國國情，從婚戀等方面入手來營造鼓勵生育的社會氛圍。比如，日本政府將政策範圍擴展到戀愛與婚姻領域的援助，爲年輕人組建家庭提供咨詢，並通過大力宣傳來糾正性別分工和職場優先的企業氛圍；法國則明確規定，契約式同居期間生育的孩子享有與婚內生育同樣的權利。
我們能得到哪些啓發？
在鼓勵生育上，世界各國的具體做法雖有不同，但傳遞出來的一些共性理念是耐人尋味的。比如以下三點：
第一，全面考慮生命周期各個階段面臨的不同困難。
人們生育決策的做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除了一些民族風俗與文化傳統外，經濟基礎、時間限制、個人偏好、身體素質等都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因而，鼓勵生育的政策也應從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充分考慮。
具體而言，在制定鼓勵生育的社會政策時，應先將生育和養育子女的過程進行細分，對每個階段的主要障礙與實際困難做出詳細分析，然後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決之道。
同時，在政策設計方面秉承“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的理念。例如，減輕生育子女家庭經濟負擔是提高生育意願的重要政策出發點，但除了生育與撫養本身産生的成本外，還應考慮到一些隱性的附加成本，法國的“第三胎及以上子女可享受交通費用減免的規定”便是不錯的案例。
第二，整合社會各界的力量。
雖說生育與否理應由家庭自己決定，但是既然關系到國家未來的發展前景，因而有必要整合社會各界的力量予以支持。在歐美國家的社會政策中，格外強調企業主也需要承擔相應責任，産婦或其配偶休産假和育兒假期間所獲得的補貼，有相當一部分由企業承擔，有一些育兒設施也由企業興建，等等。而在以日本爲代表的亞洲國家，更提倡構建一個全社會成員相互合作的育兒體系，充分挖掘社區居民互助的潛力與積極性，強調社區在兒童安全保護（特別是放學後的時間）方面的作用等。
第三，最大限度地考慮孩子的利益。
孩子是國家和社會的未來，若想鼓勵生育，必須要從孩子的切身利益出發來制定相應的政策。雖然補貼、減稅或假期等福利都由父母享有，但最終目的還是爲了讓孩子獲得充足的營養、足夠的關愛與陪伴。因此，有關部門應對一個孩子從孕期到出生再到成長各階段都予以高度關注，並通過提高各種福利待遇來解決國民生育的後顧之憂。
以上種種，都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不過，一切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是基于具體國情與國力，而不是照搬國外的經驗。特別是在當前的我國，除了生娃養娃壓力巨大外，日漸走高的離婚率也讓不少職業女性的生育觀念在悄然轉變，她們可能更注重職業發展，而不願意因生娃而耽誤了事業，由此導致生育計劃一拖再拖。所以，如何制定相應的保障政策，也是對國人智慧的考驗。
此外，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旦人們的生育意願與行爲因觀念等因素改變，鼓勵生育的社會政策要發揮作用，必須要有足夠的耐心和時間來發酵。爲此，我們理應做好生育水平繼續走低的准備，並繼續通過加大上述種種渠道來解決老百姓面臨的困難與障礙，而不是強制人們在“要麽交費，要麽交配”的兩難中做出選擇。
本文源自蘇甯財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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