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發源于陝西靖邊縣東南部白于山區，自西北向東南，繞過崇山峻嶺，流向延安，穿城而過進入寶塔區，河面漸寬。
中共中央在延安時期，延河兩岸散落著多所學校，當地百姓稱它們爲“窯洞大學”，除了爲人所熟知的抗日軍政大學，還有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等三十多所院校，其中延安大學是中國共産黨創辦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
簡陋的環境中，一位身材瘦削、身著灰布軍裝的教員常去那些學校講課，他是毛澤東。那一時期，年輕人不停地從四面八方湧向延安。
之後，從延安各學校走出去的年輕人，又奔向各方，招生辦學。在延安大學馬列學院教授曾鹿平看來，中國共産黨在延安創造了日後新中國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新中國成立後，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在內的許多知名高等院校，都跟延安有直接的淵源。
延安時期的陝北公學。 （石和平供圖/圖）
“校舍完全不怕轟炸”
延安時期的學校中，最出名的要數抗日軍政大學。
抗大的前身是紅軍大學，創辦于1931年。這一年，蘇區臨時中央政府成立，設立了教育人民委員部，下設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社會教育和藝術4個局。
1933年11月，紅軍大學和蘇維埃大學軍事政治部合並，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爲蘇區最高軍事學府。1934年，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工農紅軍大學改名“幹部團”隨軍前行。
經過長途跋涉，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吳起鎮。當年幹部團的老戰士成仿吾在回憶錄中記下這樣的情形：傍晚，司令部命令各縱隊進駐吳起鎮及附近村落後，很多人忘記了幾天行軍的疲勞，像小孩一樣，連跳帶跑，直往吳起鎮跑去。“但是，當我們進入吳起鎮時，群衆誤以爲是匪軍又來騷擾，倉皇逃避一空。”
至此，中央紅軍長征結束。史料記載，當時紅軍的兵力總數只剩七千余人，較之于遵義會議時，銳減了3萬。
兵力在減少，幹部也銳減，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1935年底，瓦窯堡會議召開。會議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也提出，“必須大數量地培養幹部，黨要有成千上萬的新幹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戰線上去。”
1936年5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要“辦一所紅軍大學來培養大批幹部，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一個月後，隨軍長征的幹部團組建恢複爲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紅大招收的第一批學員全部來自中央紅軍和十五軍團，分爲3個科。
有學員38人的第一科日後“將星閃耀”，包括羅榮桓、羅瑞卿、譚政、楊成武、劉亞樓、張愛萍等。1955年軍隊授銜時，第一科學員的最低軍銜是中將。
西安事變發生後，東北軍撤走。193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平接管延安。延安革命紀念館原副館長石和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延安城當時只有民團和保安隊成員千人左右。1937年1月10日，毛澤東一行從保安（今志丹縣）動身，于1月13日抵達延安。
1月19日，成立半年多的抗日紅軍大學恢複辦學，改稱爲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不到30歲的林彪任首任校長，45歲的劉伯承任副校長。
延安市寶塔區鍾靈毓秀的鳳凰山下，仍然保留著抗大舊址。古色古香的複原校門上方書寫著“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的字樣，校門兩邊牆上寫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
抗大每天都要接收幾十名甚至上百名的新學員。從抗戰爆發到1938年底，先後有15000多名青年湧入抗大學習。據《解放軍報》統計，這所著名的軍事院校，走出了7位元帥、8名大將、26名上將。1955年軍隊授銜時，“抗大人”占88％。
“以窯洞爲教室，石頭磚塊爲桌椅，石灰泥土糊的牆爲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轟炸的這種‘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只有這麽一家。”埃德加·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中如此描述這所“窯洞大學”。
（梁淑怡/圖）
應“需”而生
斯諾到達陝甘甯邊區的時間是1936年6月。在那裏，他看到當地村民、學員和紅軍領導隨意聊天、一起觀看演出。這些場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西行漫記》裏描寫的延安，熱情洋溢、自由平等。
看過這本書後，國統區和敵占區的很多青年，商量要去延安。
那時的延安，已經被抛入新的“時間軸”，到處都在宣傳抗戰、民主。大批文化名人、青年人奔赴延安。在河南做地下工作的徐亮就是其中一位，1938年，她和約500名青年，從河南出發，走了將近3個月才到達延安。
“印象最深的就是過太行山，過汾河，風大，水涼。一路上不走縣城、不走大路，都是走小路、山路，還有趟河。”新中國成立後長期從事婦女工作的徐亮回憶。
據延安史學者朱鴻召統計，抗戰前國民政府所屬大專以上學校在校學生人數大概有5萬多，經曆大遷徙後，實際複校的只有近3萬人，流失掉的近2萬人，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八十都到延安去了。
四面八方彙聚來的知識青年，給革命隊伍注入了新鮮血液。
當時，共産黨對抗戰幹部的需要尤爲迫切。張耀燦在《中國共産黨思想政治工作史論》裏寫道：“飼養員一躍成爲營政委者有之；特務員、支書一躍成爲隊長、團政委、主任者有之；黨齡才兩天即任教導員者有之。”
迅速培養這些青年，填補空缺，成了培養幹部最有效的途徑。已有的抗日軍政大學已不能滿足需要，急需新辦一批學校。
1937年7月，陝北公學在延安率先籌辦，當時，負責籌備創建的有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張雲逸、成仿吾。
成仿吾在《戰火中的大學》中回憶，學校本要叫“陝北大學”，在當時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陝甘甯根據地是國民黨政府所屬的一個特區政府，重大問題要向他們報告。但是蔣介石不批准，他說陝北一塊小小地方，一個抗日軍政大學足夠了，不能再成立什麽大學了。“這怎麽辦呢？我們不能被蔣介石捆住手腳。于是改個名稱，仿照過去上海公學的辦法，改爲陝北公學。這樣，蔣介石就沒有理由反對了。”
陝北公學成立後，教員短缺。廣東江門五邑大學退休教師李林英的父親李凡夫，是最早前往延安的那批知識分子，成了陝北公學的教員。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留學日本的李凡夫毅然回國，轉到上海暨南大學學習。3年後，他加入中國共産黨，在敵後從事文藝工作。
當長征勝利的消息傳到上海時，李凡夫常常和身邊同志商量，想到延安去。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31歲的李凡夫被派往延安。比他小6歲的胡喬木，時任中共江蘇省臨時工委委員，和他一路同行。
這是一次秘密的行動。李凡夫後來給女兒李林英說，當時有特務跟蹤他們，緊追不放，他和胡喬木繞了很久，才擺脫跟蹤，到達了西安。在那裏，賀龍派了馬隊來接他們。
“由于延安急缺知識分子，所以中央對他們很重視。”李林英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父親到延安後，被毛澤東接見。之後，何其芳、冼星海、周立波、茅盾也來到了延安。
來延青年還在不斷增加，更多的學校應“需”而生。
1938年2月，毛澤東和周恩來領銜，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揚等人聯名發出魯迅藝術學院《創立緣起》。
文中說，藝術是宣傳、發動與組織群衆的最有力的武器，培養抗戰的藝術工作幹部已是不容稍緩的工作，因此創立魯迅藝術學院。這是中國共産黨在延安創辦的第一所培養抗戰文藝幹部的高等學府，吳玉章是魯藝的首任院長。
爲了支持文藝發展，中共中央還讓中央黨校從延安城東北的一座中世紀城堡式樣的大禮堂搬出，讓給了魯藝。
在1939年的“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上，毛澤東提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沒有女子參加，就做不成。”隨後，他又在一次重要幹部會議上再次強調：“我們曆來最缺少的幹部是婦女幹部，婦女經驗亦沒有總結，這個缺點必須補救。”
中國女子大學隨即開始籌辦，數百民工開山鑿洞，日夜施工，在山坡上建立起了新窯洞。同年7月舉辦開學典禮，王明任首任校長。
《延安女大》記載，學員成分中，學生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工人占百分之十，農民占百分之六，其他占百分之四，年齡最大的41歲，最小的14歲，平均年齡21歲。她們來自全國22個省份，還有印度尼西亞、緬甸、新加坡、馬來亞回國參加抗戰的愛國華僑。
斯諾在書中感歎女大的創辦：“在陝北人民的生活中辦起一座女子學校，簡直無異于發生了一次地震。”現今中國女子大學的舊址位于延安市委黨校院內。
延安學校的迅速發展，對相應的組織建設提出了要求。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幹部教育部，統一制定中央直屬學校的方針政策，張聞天兼任部長，李維漢任副部長。
“教以致用”
“在延安時期創辦的學校，無論是數量還是種類與規模，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峰。”曾鹿平說，並逐漸形成了中央黨校系統、抗日軍政大學系統、馬列學院系統和像陝北公學帶有專業性質的普通幹部高等院校系統。
石和平介紹，從這些學校成立的緣由中，可以看出延安早期學校的典型特征，主要傳授抗戰實際需要的知識和技能，以短訓爲主。像早期的魯藝辦學，時間較短，學員在校學習3個月、前方實習3個月、返校再讀3個月，俗稱“三三制”。
風雨蒼黃。多數學校的舊址，已經不是當初的模樣。如今，在延安革命紀念館的展廳內，開辟了一塊介紹延安辦學情況的展區，石和平是展覽設計的主要參與者，“這是爲了讓來參觀的遊客知道，當時的延安是怎麽辦幹部教育的，以古明今。”
紀念館的講解員們走到學校展區會刻意停下來，“人才輩出”是他們時常提及的詞語，那些非常歲月裏，諸如李鵬、葉選平、彭士祿、華君武、穆青等學員從自挖的土窯洞走上曆史舞台。
李凡夫曾向李林英講述起延安的辦學生活，一切實事求是，強調“教以致用，學以致用”。茅盾在《記魯迅藝術學院》中寫道：“魯藝並不是‘填鴨式’教學法，它是以學生自動研究、各自發揮其所長爲主體，而以老師的講解指導爲輔佐的。”
翻開各校校史，不難發現它們的共同特點：革命政治教育必不可少，爲了自力更生，學員們大搞生産運動，他們生活被要求軍事化、戰鬥化，每天很早起床，接受軍訓，早飯後開始一天緊張的學習生活，晚上七八個人睡著大通鋪。
在延安逐漸穩定下來的中國共産黨，有了余力來探索政權建設，這爲學員提供了實踐的機會。
1940年，有關政權建設的“三三制”形式出台，即在政權建設中，中共黨員、國民黨員、無黨派愛國人士各占三分之一。
爲配合此項工作，學員們紛紛跑到基層宣傳動員。曾經的女大學員王騰波在接受采訪時回憶，有一天，她們5個人去延長縣城郊的一個村子宣傳政策。剛到村口，老鄉們就像躲瘟神似的，鑽進窯洞關緊大門。她們去叫門時，老鄉放狗咬人。沒辦法，她們放開嗓子唱起了陝北小調，一首接著一首，終于從窯洞走出了一位大娘，慢慢的越來越多，這才有機會宣傳政策。
學校雖是共産黨創辦的，但允許學員有不同的信仰自由。1939年創辦的《中國婦女》月刊特意記錄道：學員中有中共黨員，也有國民黨員、基督教徒、無黨派青年等，它所要求的學習意願只有一個，那就是抗戰。
“正規化”與“實際需求”之爭
對延安辦學事業來說，1941年是個特殊的年份。
此前，中共中央幹部教育部副部長李維漢發表了一個意見，認爲抗戰初期，延安的幹部學校教育采取的幾個月短期訓練班的方式，“一般地已經過去了”，延安的幹部學校正處在這種短期培訓逐漸走到正規學校的過渡之中。
194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決定創辦延安大學，吳玉章任校長，設社會科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俄文系、英文系和體育系。
“這是延安教育模式一段有意識的轉換，強調高等院校的‘正規化’，延長學制、精選學員、細劃學科專業設置。”曾鹿平解釋，1941年國共兩黨摩擦不斷，來延青年數量銳減，延安辦學客觀上有了調整和整頓的機會。
另一方面，像張聞天這樣的高級幹部曾留學西方，對國外高校學科化教育更爲青睐。因而，解放區的很多大學都開始延長學制，強調專業教育。
這種辦學邏輯，被一些研究學者稱爲“學科邏輯”，強調辦大學就是辦學科。把學術産出作爲衡量高校的主要標准。
大刀闊斧地搞專業教育，備受關注，卻也招來批評，批評者認爲學校應該按照社會實際需要來辦學。
當時延安的幾所學校，形成了一股“大洋古”風，似乎越演大戲、洋戲、古戲，就越高級。
紀錄片《大魯藝》記錄了一件往事，1942年1月，魯藝音樂系在延安舉辦了一場隆重的學院派風格的“大音樂會”，名家彙聚。這場被譽爲“延安史上空前的演出”結束後，有人問當地老百姓好不好，老百姓說好。“怎麽好？”“這個女的唱得跟貓叫一樣，男的跟毛驢叫喚一樣。”
魯藝受到了很大的打擊。時任民衆劇團團長柯仲平直接批評魯藝：“你們搞的是什麽提高，關門提高”。這下質疑聲更大了，批評學校師生一心搞專業，脫離群衆。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學校教育重在普及還是提高，各位代表莫衷一是。所謂普及，就是創造出當時工農兵急需和容易接受的通俗化文藝；而提高是希望創造出更專業、更精致的作品。
文藝界之外，自然科學界也有類似爭議。
爲了協助邊區的經濟建設，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籌建了自然科學研究院，後在此基礎上設立自然科學院，時任財政部長李富春兼任院長，旨在培養“通曉革命理論，又懂得自然科學的專業人才”。
在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成立之初，就有“邊區有無條件辦自然科學高等教育”的爭論，具體表現在，辦大學還是辦中等專門學校？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高等院校的這種所謂的“正規化”，受到了嚴厲批評，認爲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
整風運動開始後，整風成爲學校的中心工作。多位辦學一線的領導自我檢討。
1942年9月9日，主持魯藝工作的周揚在《解放日報》刊登文章，自我檢討說，魯藝的教育和實際脫節的現象是很嚴重的，這現象並不是個別的、偶然的，而是貫穿于從教育方針到每一具體實施的全部教學的過程中，這是根本方針上的錯誤。
時任魯藝文學系主任何其芳也對“自己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教育”做了深刻檢討。
整風運動中期，審幹和“搶救”運動開始，出現了由思想鬥爭向政治鬥爭轉向的迹象，學校正常的教學活動遭到嚴重破壞，直到1943年底才開始恢複。
當延安教育界有了明確的意識形態指導方針，越來越多的教師學員走出學校，下農村，進工廠，到軍營。
在朱鴻召看來，文藝座談會及其接下來的整風，解決了當時最棘手的一個問題，對那些最個性張揚、特立獨行、自由散漫的文化人進行了思想改造，將本來遊離在革命隊伍邊緣的這些人編織到革命隊伍這個組織機器裏面來，從而提高了革命隊伍的絕對執行力。
合並、轉移
辦學方向出現爭議時，延安的學校已經過整合，學員數量有所減少。
由于延安人口急劇膨脹，到1938年下半年，“吃飯”就成了問題。第二年，國共兩黨又出現大規模摩擦，國民政府停發了給共産黨軍隊的軍饷，並開始經濟封鎖。
邊區經濟困難，來延青年人數驟減，前線又需要幹部，1939年，中共中央開始有計劃地組織延安的學校向外分流發展。
先是抗大挺進山西、河北辦學，接著陝北公學、魯藝（部分單位）、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延安工人學校四校聯合，在河北成立了華北聯合大學，仍由成仿吾任校長，這就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
1943年3月，兩年前組建的延安大學再次迎來重組。魯藝文學院、自然科學院、新文字幹部學校、民族學院並入延安大學，毛澤東參加開學典禮。
調整還在繼續，抗戰勝利後，自然科學院遷離延安，輾轉華北，1949年後組建了北京理工大學。
“這是延安學校的第二次大規模轉移。”曾鹿平說，抗戰勝利後，爲適應根據地需要，中共中央派了很多幹部前往華北和東北，隨行的還有文教單位。
當時，毛澤東爲學生送行時說：“你們去東北的任務是爭取青年，辦大學。”還特別叮咛校領導，軍隊要建設一個團或一個師比較容易，要建設一個大學從領導班子到隊伍很不容易。在行軍過程中，各地可能找你們要幹部。不能把班子人員輕易搞散，要千方百計把學校班子搞好。
離開延安的教育隊伍，有的在東北辦起教育，有的留在了華北。後來新中國的許多高校都和這幾支隊伍有著直接的曆史淵源，如中國農業大學、中央音樂學院、東北師範大學、西北政法大學……
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博士生導師郝瑜教授撰文稱，延安的辦學探索直接影響了新中國的辦學理念。“社會需求邏輯強調高校辦學首先要服務于國家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這種邏輯的形成根據除了‘中國有獨特的曆史、獨特的文化、獨特的國情，決定了我們必須走自己的高等教育發展道路’之外，就是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經驗。”
1947年3月18日，國民黨部隊大兵壓境，中共中央撤離延安，開始了轉戰陝北的曆程，隨軍同行的還有延安大學，轉戰期間和兩所學校合並組建爲西北人民革命大學，1958年恢複重建。
如今，在面積不大的延安大學校史館內，牆上挂著校史沿革圖，邊上是不同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延安大學作出的批示。
（參考資料：成仿吾《戰火中的大學》；曾鹿平編《延安大學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雪揚、蔣巍《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任文主編《我所親曆的延安整風》；張耀燦《中國共産黨思想政治工作史論》；紀錄片《大魯藝》）
南方周末記者 杜茂林 南方周末實習生 周海涵 劉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