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曆史進程中，兒童和青少年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關于童年和青少年期的理念如何被制度化，從而影響到政治運作和國家定義？童年和青少年期是如何通過日常生活實踐、實物以及親密關系等因素得到塑造的？“年幼/年輕”的現代概念和經驗是如何通過跨界的移動和交流而産生的？圍繞著這一系列問題，“全球化時代的兒童與青少年”國際會議于5月25-26日在香港大學召開。參加本次會議的學者研究的區域涉及東亞、印度、東非、新加坡、加拿大、美國、歐洲，學科背景主要包括曆史學、文學、社會學、人類學、城市規劃。
會議海報
本次會議邀請到諾丁漢大學曆史系的柯林·黑伍德（Colin Heywood）教授進行了題爲《青少年的形象：好的、壞的和醜的》（Images of Youth: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的主題演講。黑伍德教授長年致力于兒童史的研究，在該領域出版過多部重要的著作，包括由歐洲Polity出版社2001年初版、2018年再版的《孩子的曆史：從中世紀到現代的兒童與童年》（A History of Childhood: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the West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Times，中文版由台灣麥田出版社于2003年推出，譯者黃煜文）、劍橋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在法蘭西成長：從舊制度到第三共和國》(Growing up in France: from the Ancien Régime to the Third Republic)、劍橋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十九世紀法蘭西的童年：社會底層的工作、健康和教育》（Child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 Health, and Education among the ‘Classes Populaires’）。在講座中，黑伍德教授從三個法國少年的自我描述出發，將青少年所呈現的積極和消極形象置于其所生長的社會情境中，時段從中世紀延伸到近現代。通過對西方少年的個案分析，講座引導聽衆思考在更廣的範圍內，成年人如何既理想化又妖魔化青少年期這個人生階段。
keynote speech
作爲本次會議的主辦方，香港大學曆史系早在一年前就開始籌劃和布置。筆者有幸參與了此次會議，並在會後對曆史系系主任龐德威（David M. Pomfret）教授就兒童和青少年曆史研究的相關議題進行了訪談。龐德威教授于2001年加入香港大學曆史系，研究專長包括英法曆史、兒童與青少年曆史及現代歐洲帝國之跨國及比較曆史。已出版的相關專著，包括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青少年與帝國：在英國和法國統治下的亞洲探尋跨殖民地童年》（以下簡稱《青少年與帝國》；Youth and Empire: Trans-colonial Childhoods in British and French Asia）和由英國Ashgate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年輕人與歐洲城市：諾丁漢和聖艾蒂安的跨年齡互動，1890-1940》（以下簡稱《年輕人與歐洲城市》；Young People and the European City: Age Relations in Nottingham and Saint-Etienne, 1890-1940）。以下爲筆者根據英文對話所整理的訪談稿。
龐德威教授
本次“全球化時代的兒童與青少年”國際會議已經圓滿落幕了，您能談談籌辦這次會議的想法最初是怎麽形成的嗎？是否打算將這個會議一直舉辦下去？
龐德威：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一部在編的論文集《帝國時代的青少年》（Youth in the Age of Empire）的“衍生品”。本書的作者們在會前的5月24號已經召開了一個研討會，報告各自的論文。衆多學者齊聚一堂機會難得，因此我想邀請更多同仁參與，通過會議平台交流各自的最新研究。爲了表示我們的誠意和歡迎，會議不收任何費用，並爲有需要的老師和同學提供經費支持。這是第一次嘗試，我也希望這個活動能夠繼續下去。我正在申請組織一個“兒童與青少年曆史學會”（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Children and Youth）的亞洲聯絡網，定期召開會議，地點不一定在香港，可以在亞洲的其他地方，目前收到的反饋還不錯。
您剛提到的“兒童與青少年曆史學會”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Children and Youth）在這次會議贊助機構的名單裏，另外我看到“兒童史學會（Children’s History Society）”也在其中。這兩個機構對于大多數讀者而言可能還比較陌生。您能簡單介紹一下，這兩個機構所提供的資訊和資助中，有哪些是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可能感興趣或是應該關注的？還有其他類似的推動兒童史和青少年史研究的機構嗎？作爲研究人員，可以通過何種渠道跟進這一領域的最新動態？
龐德威：這兩個機構都有官方網站，上面有很多關于新書、會議、講座之類的信息。“兒童與青少年曆史學會”是這個領域規模最大的機構，總部在北美，2001年成立，每兩年舉辦一次會議，有許多主題分場，明年將在澳大利亞的悉尼召開，這是第一次在北美和歐洲之外的地方舉辦，意在推動這一領域的國際化。學會還擁有《兒童與青少年曆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每年三期，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推出。
“兒童史學會”目前爲止相對局限在英國，它沒有自己的期刊，也沒有定期的會議，今年6月21-23號在倫敦召開第二次會議。除此之外，一些研究人員會參加社會科學曆史學會（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的年會，其中經常有以兒童和青少年曆史爲主題的報告。兒童和青少年曆史研究的涉及面相當廣，常常與其他領域有所交集，所以不難在其他領域的會議中找到相關的信息，比如說城市史會議上。
本次會議涵蓋了豐富的主題，像兒童旅行、文學、福利救濟、教育、災害、疾病、政治等，其中有不少報告的切入點相當新穎。例如，我參加了一個主題爲“兒童與汽車”的分場，三個報告將兒童史研究與媒體傳播、城市化和空間流動等議題生動地結合起來。您覺得除了這次會議所涉及到的話題，還有哪些議題是值得進一步挖掘的？
龐德威：很高興從這次會議中了解到研究者們目前的精力集中在哪些議題上，除了你提到的這些之外，宗教、戰爭、流行文化、休閑（leisure）、情感（emotion）、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ty）也是主要話題，特別是情感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從這次會議來看，與會者的學科背景主要是曆史學和文學，而前面談的那些話題是需要借鑒不同的學科知識的，期待今後有更多跨學科的兒童和青少年史研究問世。
您長期從事兒童與青少年曆史的研究，近著《青少年與帝國》去年相繼獲得由 “兒童與青少年曆史學會”頒發的“格雷絲·艾勃特圖書獎”（Grace Abbott Book Prize）和香港大學頒發的“最佳研究著作獎”（Faculty Research Output Prize）。在討論您的書之前，我很想知道是什麽緣由促使您進入了兒童與青少年曆史這個領域？跟您早年的求學經曆有關嗎？
龐德威：這的確要追溯到很多年以前了。我想很多人在孩提時代都會有一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作爲孩子的我們覺得自己很重要，甚至會高估自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孩子在權力關系中又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無論在家，在學校，還是在其他什麽機構，都要受到成人的管束。
我1970年代出生在英國，那時的歐洲，年輕人非常活躍，走在大街上經常可以看到他們的誇張著裝和七八十年代流行的朋克造型，這一切在年幼的我看來十分有趣，而我也正是在這種氛圍下，逐漸萌生了社會意識。後來我上了大學，一開始感興趣的是城市史，而我的導師也是做規劃史研究的。我曾經上過黑伍德教授的“童年的經濟社會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Childhood）”課程，不過他對自己研究的定位是勞工曆史（側重在法國），而非兒童和青少年曆史。在我求學的1990年代，幾乎沒有人自稱是兒童或青少年史研究者。
促使我對兒童和青少年曆史逐漸産生濃厚興趣的有幾個機緣。一個就是當時世界格局的變動，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強烈地刺激著年輕人的想象，同時也帶來困惑，我正是其中的一員。在我看來，把與自己直接相關的年輕人的經曆寫入曆史，實在是一件振奮人心的事。在這次會議上，不少人告訴我，他們涉足兒童和青少年曆史這一領域，也是因爲其中的討論令他們感同身受。這種“直接性（immediacy）”對當時還是博士生的我來說相當重要。另一個影響我學術生涯的因素是，我獲得了一些獎學金資助，有機會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習。在那裏，我幸運地遇到了性別史專家Christine Stansell教授，建築和城市史專家Christine Boyer教授，以及歐洲史專家Anson Rabinbach教授。與他們的接觸，在很大程度上轉變了我對曆史學這個職業的看法。
根據我自己的觀察，以女性爲主要討論對象的課程，在許多高校的曆史系中是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以兒童和青少年爲主要討論對象的課程，即使有的話，也並不起眼。您同意我的這個觀察嗎？您在香港大學曆史系中開設了“兒童和青少年曆史”課程，是否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課程信息？
龐德威：“兒童和青少年曆史”課程現在越來越普遍了，我很早就開始在港大開設這門課程，時段從中世紀一直到當代。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的《兒童的世紀》（Centuries of Childhood）當然是繞不開的經典之作，其中的觀點至今仍很有啓發。他敏銳地指出，童年（可以延伸到青少年）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的建構，並非一種自然和生理學上的定義，因此會隨著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而形態各異。在此基礎上，引出其他對兒童/童年觀念的討論，以及這些討論對啓蒙思想的影響。
《兒童的世紀》封面
此外，學生們比較感興趣的話題，還包括兒童在家庭、工廠和帝國建設中的角色，1960年代世界範圍內的年輕人運動，作爲現代社會關鍵特征的年輕人流動，以及社會學領域內對童年終結（the end of childhood）的討論。把以上這些內容列入課程大綱，是希望學生們把握這一領域的基本問題。同時，我還鼓勵學生們把這些問題帶入香港的語境中，結合他們的個體經驗思考。舉個例子，學生們在回應阿利埃斯的觀點時，曾提到對童年和青少年的理解的代際差別。這些學生中不少來自移民家庭，其父輩或祖父輩與他們這一輩在價值觀上有很多差異。
另外，課程還隨著該領域的推進不斷更新內容。近年來，不少研究討論兒童與國家建設的關系，跨國組織在兒童成長過程中的角色以及這些機構在不同社會背景中的活動等，這些都在討論之列。一些有興趣繼續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學生，正在開辟新的方向，這讓我感到非常欣慰。
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您的處女作《年輕人與歐洲城市》（2004）與近著《青少年與帝國》（2015）在方法論上（比較史）和主題上（都涉及青少年與城市生活的關系）有不少共通之處。您能談談這兩項研究是如何醞釀的嗎？它們有何聯系和不同？
龐德威：在第一本書中，我感興趣的是多樣性的問題，這還要回到阿利埃斯的研究對具體的社會、文化情境的強調。早期的兒童史研究，有種把西方兒童看成一個整體的傾向，而我想討論的是童年、少年、青年這些階段，在國與國之間有什麽區別。因此我比較了兩個城市，英國的諾丁漢和法國的聖艾蒂安，它們有許多共同特點，比如說工業基地和城市規模，它們還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即人口老齡化，20歲以下的常住人口不斷減少。爲了社會的再生産，幹預措施在所難免，地方和國家都參與其中，這些措施很多涉及到保護年輕人免受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威脅，包括身體和精神層面的。
當我來到香港之後，我的精力轉移到殖民地檔案上。在閱讀過程中，我感覺到兒童在帝國建設過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經常出現在檔案裏，然而卻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在一些關于童年和青少年社會文化史著作的啓發下，例如Ann Stoler的人類學討論和Emmanuelle Saada從法律角度的分析，我開始研究殖民地檔案中的兒童。比較史的研究方法是兩本書的聯系所在，但需要指出的是，比較史也存在局限。在《年輕人與歐洲城市》中，像大多數比較史著作那樣，對兩個城市的比較，預設了國家間的不同，但事實是，那時的兒童和青少年未必能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國民身份。因此在《青少年與帝國》中，我想超越國與國之間的比較，轉而思考兒童和青少年如何與帝國打交道，采用多點比較（討論多個城市）的方法來研究帝國的全球史。這麽做的一個原因是，帝國史從本質上來說也是比較史，因爲帝國史的討論離不開分析國家之間的抗衡。
但是，此前的帝國史書寫也存在不足，那就是經常忽視兒童和青少年，或者只是把兒童和青少年局限于一國一地，當然有些例外，比如前面提到的Ann Stoler的研究。所以，我的確在《青少年與帝國》中繼續討論了第一本書提出的一些問題，不過這一次我並沒有把國家作爲分析單位，而是考察了多個殖民地城市和不同的帝國文化，進而思考這些差別對兒童和青少年所呈現的不同面貌有何影響，我想這應該是後一本書的特別之處吧。
將研究對象所處的社會情境從歐洲城市轉移到亞洲的殖民地，您是否遇到過什麽挑戰？
龐德威：挑戰肯定是有的。我後來研究的是在亞洲的歐洲兒童和青少年，這就涉及到亞洲和歐洲之間的結合，而且我也會把亞歐混血兒的故事帶進來。做比較史需要掌握至少兩種非常不同的文獻，還要了解不同地區的曆史脈絡，並考慮怎麽把兒童和青少年放到當地的曆史情境中討論，確保立論能經得住各個領域專家（英法帝國史、新加坡史、越南史、香港史、兒童和青少年史等）的檢驗。前期要做大量的准備工作，我得去不同地方查閱檔案，還要參考一些中文和越南語文獻。其中的困難一言難盡，不過整個過程還是很愉快的，結果也令人滿意。
《青少年與帝國》一書的封面
《青少年與帝國》將一群長期以來鮮有人問津的兒童和青少年重新帶回公衆視野。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們生長在英國和法國統治下的“熱帶”亞洲城市，即香港、新加坡、河內和西貢。本書並沒有像許多兒童史研究那樣，將討論的重點僅僅停留在成人對童年的建構上，而是同時關注到了兒童和青少年的“能動性（agency）”（書中第5頁對“能動性”有個簡要的說明，即“對所處世界有行動的意願”）。您反複強調兒童和青少年並非僅僅按照成人的吩咐辦事，他們同樣具有自我行動的意識。爲此，您使用了日記、書信、回憶錄等資料，盡可能還原兒童和青少年的聲音。請問您是怎麽捕捉到這些兒童和青少年的故事的？可否分享幾個您覺得比較特別的故事？這些兒童和青少年的聲音，對于我們理解帝國的社會和種族的等級秩序有什麽幫助？
龐德威：剛開始做這項研究時，並沒有什麽現成的檔案可以系統整理，爲了搜集線索，我查看了不同類型的資料，檔案中有些零零散散的信息，另外就是回憶錄和口述史。
要說讓我覺得特別有趣的，其中一個就是阮文錦（Nguyễn Văn Cẩm，1875-1929）的故事。我在書中也提到過。他出生在越南東北部的南定省（Nam Định），從小就才學出衆，七歲的時候已經聲名遠播，不少人推測說，他是16世紀學者兼預言家阮秉謙（Nguyễn Bỉnh Khiêm）的轉世化身。數以百計的民衆從各地趕來看他，聽他預測未來和背誦漢文詩詞。他被視爲“奇童”（Kỳ Đồng），是上天贈予這片土地上的禮物，用以抵抗法國入侵者。因此年僅十三歲的阮文錦順理成章地成爲南定當地武裝反抗力量的頭領，雖然這支隊伍的裝備簡單，但重要的是，他們意圖挑起更大規模的反抗運動，從法國侵略者的手中奪回土地。不用說，結果自然是失敗了，阮文錦被抓了起來。于是，法國人得決定接下來要怎麽處理這個小孩。他們把阮文錦送到法屬阿爾及利亞去接受教育，因爲他們滿以爲法式的教育可以讓這個“奇童”歸順。
然而，法國人的算盤打錯了，十年之後學成歸來的阮文錦在太平（Thái Bình）和安世（Yên Thế）組織抗議示威活動。法國殖民當局很快逮捕了他，並將他流放到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島（Tahiti）。在阮文錦的流放生涯中，他與當地一位上層社會的女子結成連理，還與生活在島上的法國畫家高更（Paul Gauguin）成爲朋友。
另一個特別的例子是越南的維新帝（Duy Tân，1900-1945）。當他登基的時候，還只是個小孩。他在位期間（1907-1916）正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十幾歲的維新帝趁著法國人忙于應戰之際，一次次地領導反抗活動，意在把法國殖民者趕出越南。反抗失敗後，他被流放到法屬留尼旺島。他一直生活在那裏直到二戰爆發，這時他又參加了自由法國軍隊，反抗德國納粹控制下的法國維希政府。二戰結束後，他在返回越南的途中因飛機失事，不幸英年早逝。
維新帝 Duy Tân，圖片來自龐德威教授的收藏
在英屬殖民地也有不少值得關注的童年故事。一是第15任香港總督梅含理（Henry May, 1860-1922）的四個女兒在香港度過的童年。她們一家住在山頂區保留地（Peak Hill District Reservation），這是專門留給處于社會上層的殖民地官員和地方精英居住的區域，當地的普通百姓被隔絕在外。從小就享有特殊待遇，這些小姑娘們在香港過得非常快樂，經常外出野餐，也參加爲籌款舉行的童話劇表演，對香港的依戀甚至超過了對原鄉英國的感情。當1905年梅含理的太太帶著女兒們搭上返鄉的航船時，她曾期待孩子們感受到回“家”的快樂。結果，她發現，每當孩子們在途中看到駛向香港的航船，她們就會說真想坐上去，以便回到香港。二女兒梅菲比（Phoebe May）曾回憶說，自己六歲的時候回英國待了一年，覺得非常失望，而這種失望之情在當時相當普遍。當然，也不是所有的歐洲兒童在亞洲都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
再來說說莉蓮·紐頓（Lillian Newton，1894-1977）的故事。我的《青少年與帝國》一書封面的那個打扮成仙女的小姑娘就是她。她的父親霍華德·紐頓（Howard Newton，1852-1897）早年以工程師的身份到新加坡，如今新加坡的紐頓圓環廣場（Newton Circus）就是以他命名的，可惜他後來在印度孟買執行任務的時候不幸感染霍亂去世。這一變故改變了莉蓮一家的生活，爲了維持體面的社會地位，她的母親不得不從早忙到晚，無暇顧及莉蓮。這個小姑娘于是無拘無束，幹了許多與她身份不符的事，像是溜進仆人的內室，抽煙，光著腳走路，模仿仆人的舉動，例如咀嚼槟榔葉等。當20世紀初新加坡的歐洲社群極力地想與當地社會劃清界限時，莉蓮卻由于她的邊緣處境，生活在歐洲和本土的兩個世界裏：一個是她所居住的位于精英社區的公寓（boardinghouse），在這個越來越排外的地方，同住在此的歐洲男性青年嘲笑她們母女的舉動有失體統；另一個則是她的學校和花園，在那裏可以體驗當地族群的生活。她後來成了一名舞蹈老師。
莉蓮的回憶錄《曆久彌珍》（More Exquisite When Past）對了解她的世界特別有用，她的圖片集可以從劍橋大學的數字圖書館上查詢到；而梅家姐妹的故事，除了可以從梅菲比的自傳《從太平山看到的風景：我的自傳》（View from the Peak: An Autobiography）一探究竟，還有梅家姐妹與朋友的書信可參考。這些文獻資料，讓我們可以從當事人的角度出發，來了解與成人視角裏不盡相同的“殖民地童年”。
當我們在談兒童們的能動性時，不一定總是意味著“反抗”，但孩子們也並非僅僅被動地接受關于地域和種族的概念，他們的個體聲音有時構成或者回應了成人對于童年和帝國認同的建構，有時卻會唱反調。例如，被戲稱爲“原雞（jungle fowl）”本是一樁恥辱，但得此外號的莉蓮並不煩惱，相反，她將這個稱號視爲一種殊榮，是對她能力的肯定，因爲這說明她能夠叫出許多熱帶植被和動物的名稱來。盡管我在書中談到的例子並不能代表所有兒童，但是這些例子表明，兒童本身是文化的生産者，在成長過程中，他們不一定總是服從于曆史爲他們設定好的童年類型，表現出像是溫順脆弱的特點，而是探索其他的可能。
背著娃娃的香港當地女童，圖片來自龐德威教授的收藏
您所探討的“殖民地童年”（colonial childhood）既包括生活在英法殖民統治下的四個亞洲城市裏的歐洲兒童和青少年，也涉及到一些本土的兒童和青少年，正如您剛剛提到的越南的阮文錦和維新帝。這些本土的兒童和青少年讓我聯想到斯皮瓦克（Spivak）對于“庶民”（Subaltern）的討論。在她發表于1988年的那篇有名的文章《庶民能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她認爲底層女性本來就難以發出自己的聲音，因爲“性別的意識建構使男性居于主導地位”，而殖民語境爲底層女性的發聲又增加了一層障礙。如果套用斯皮瓦克的話，我們似乎也可以說本土兒童和青少年的真實聲音無從探尋因爲有“成人”和殖民當局的雙重限制。您同意這種我的這種推論嗎？就您看來，對殖民統治下的本土兒童和青少年的研究是否也面臨著斯皮瓦克提到的難題？
龐德威：實際上，兒童和青少年的曆史研究與後殖民理論有不少令人關注的交集，只是與後殖民理論學者相比，曆史研究者會更注重使用檔案文獻。應該說不少曆史研究者已經注意到後殖民主義理論的重要性，並且開始思考如何運用理論分析兒童所受到的權力關系的影響。他們的聲音在很多情況下的確是難以尋回的，因爲兒童的聲音經常被成人過濾掉。如果是從檔案資料來搜尋兒童的生活軌迹，經常聽不到兒童自己的聲音——那種我們所期待的單純簡單的言語。但我覺得還是有可能從現存的材料中找到些突破口，來重新找回兒童們對所處世界采取行動的意願。很多致力于兒童史研究的同仁應該也像我一樣吧，不願輕易放棄對于“能動性”的重要性的探索，而且希望將成人能動性的觀察延伸到少年兒童的層面，其實問題歸結起來就是：重新找回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采取行動的意願。
回到斯皮瓦克的文章上，因爲我對本土兒童和青少年的研究相對比較有限，恐怕無法正面回答你的問題，但我可以就所掌握的材料分享一些我的見解。如果按照斯皮瓦克的理論，從性別維度分析，似乎可以說當性別維度與年齡維度結合時，弱勢地位的程度就進一步加深了，女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麽女童是不是就像我們所假設的那樣，要成爲曆史上悄無聲息的群體呢？對此，我在《青少年與帝國》中討論過。通過居住在亞洲的歐洲女童，觀察殖民語境下的權力關系。我發現即使在英國內部，女童們也經常被認爲在文化程度上低人一等，這是殖民文化中非常具有爭議的一方面，殖民當局會把一定年齡的歐洲男童盡早送回本土接受教育，卻不覺得女童的教育有那麽重要。她們通常會留在亞洲殖民地的家裏接受教育。而結果是，同在殖民屬地的女孩子們有更多的機會吐露心聲，也許表達得還更好，因爲她們比那些留在殖民屬地的男孩年齡大一些。我找到不少香港、新加坡和西貢的歐洲女孩們留下來的書信，這些女孩大多是十來歲，在她們的通信裏，她們會議論當地的殖民統治。因此，總體來看，指出兒童所牽涉到的權力不平等是很重要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傾聽到兒童的聲音，哪怕這種聲音是通過成人傳達出來的。
在瓊·斯科特（Joan Scott）發表于1986年的著名論文《社會性別：曆史分析中的一個有效範疇》（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中，她提到，像階級和種族一樣，社會性別（gender）的概念有助于分析受壓迫群體的故事，以及拓展學術研究中對權力關系不平等的理解。在閱讀《青少年與帝國》時，我感覺您似乎也想發表同樣的宣言，即年齡（age）同樣是曆史研究中的一個有效的分析概念。本書不但讓我們看到了一群兒童和青少年的特殊經曆，也啓發我們思考殖民統治和帝國威望背後蘊含的權力關系，正如您在書中談到的，歐洲兒童的身體健康需要特別呵護這一考量，曾影響了殖民當局的地方行政。您還提到，年齡範疇有時會模糊其他分析概念（例如種族、階級和性別）的作用而成爲連接不同群體的關鍵。您能再深入談談年齡範疇如何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關于帝國、現代性和殖民主義的宏觀敘述嗎？
龐德威：這可以回到我們剛才談過的課程設置上。在曆史研究領域，兒童和青少年得到的關注，相對低于其他群體，特別是當我在寫第一本書的時候。這背後涉及身份的分類，而在基于種族、階級、性別、年齡等不同範疇的分類上，存在一個明顯的不同，那就是年齡作爲一種社會身份，具有很強的可塑性（malleable）。我們都曾經是兒童，童年是每個人都要經曆的階段，當然也是一種暫時的階段。如果說我們在孩童時期相對弱勢，那麽長大以後，情形可能會扭轉。其他的社會身份當然也是靈活的，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發生改變，但終究不如年齡身份的轉變來得普遍。
由于成人幾乎在所有的場合裏都壟斷了話語權，我們所處的社會結構、組織、以及大學裏的課程設置，都圍繞著這些權力身份運作，于是我們在大學裏看到了許多女性史、族群史等課程，這種安排呼應了當前社會中的權力關系，或許也是推進兒童史發展尚且任重道遠的一個原因，因爲兒童卷入20世紀進程的權力鬥爭，並不如其他群體來得直接。
引入年齡這個範疇我覺得是有用的，因爲它可以消解既定的社會身份分類（例如種族、階級和性別），把問題的討論放到更具體的曆史情境下。而且，年齡也是現代性敘事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視的一個維度。顯然，年齡維度對于我們理解帝國和殖民文化等領域實際上是非常必要的。當然，我還想強調的是，年齡與其他身份範疇是交叉作用的。
舉例來說，帝國建設的一個重要環節牽涉到歐洲的思維模式，而其中，異族通婚在理論上是需要避免的，因爲當時認爲與其他種族的通婚會削弱歐洲勢力的根基。那麽，年齡維度的重要性如何體現呢？它體現在殖民政府需要特別關注那些由歐洲人和當地人通婚而生育的孩子，因爲他們的存在被視爲是殖民社區中的一股不平衡和不穩定的力量，由于兒童是可塑造的、可改變的，因此殖民政府有必要趁早介入這些兒童的生活，以確保他們的成長向著有利于殖民統治的方向發展。年齡對于殖民管理者本身也很重要，因爲有著對熱帶（tropicality）環境的顧慮，認爲這種環境會使個人的身體變得脆弱，在選拔到殖民地任職的工作人員時，大都是優先考慮身強力壯的年輕人。還有其他例子可以說明年齡範疇對于理解帝國統治和現代性很有幫助，這就不一一列舉了。當然，學者們對此還在探索之中，嘗試著各種新的途徑來闡述年齡範疇的重要性。
能談談您目前或是下一階段的研究計劃嗎？
龐德威：目前在進行的主要有三項研究。一項是對感染麻風病兒童的比較研究。在亞洲的殖民地城市裏，歐洲兒童的到來給地方管理者出了一道不小的難題，這些兒童的命運也因其所生活地區的不同管理政策而迥然有別。亞洲（特別是位于熱帶地區的殖民地）的濕熱環境，一向被認爲不利于歐洲兒童的身體健康，由此産生的憂慮常常被提上議事日程，並迫使殖民當局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因爲這些兒童的安危與帝國未來的盛衰息息相關。以麻風病爲切入點，是考慮到與疾病有關的對感染與退化的隱憂。在對待麻風病兒童上，我發現英法殖民當局有著非常不同的反應。因此我會比較兩個小男孩的案例，他們一個是生活在新加坡的英國公民，一個是生活在西貢的法國公民，在此基礎上來重新思考帝國主義在地方層面上的具體運作情況。
另一個項目是我前面提到的那本在編的論文集《帝國時代的青少年》，將由英國的布魯姆斯伯裏（Bloomsbury）出版，該出版社有一個大型的文化史叢書系列，該論文集是《青少年的文化史》（A Culture History of Youth）系列的一部分。
第三個項目是一本新的專著，前期的研究已經完成，正在著手撰寫。這本書的研究對象年齡稍大一點，在二十歲上下。讓我感興趣的一個出發點是與年齡相關的事實，那就是我前面也提到的，被派到殖民地去的歐洲人都比較年輕，工作人員的選拔要考慮年齡因素，爲此還有專門的指導手冊，規定年齡太大不適合外派到熱帶亞洲。本書會繼續關注我前一本書重點提到的幾個亞洲城市，但還會延伸到上海，以及其他的地點，像是印度。問題也不限于對行政管理討論，而是延伸到對士兵的考察。英國人對于士兵招募訓練的觀點，在20世紀有了巨大的轉變。軍隊士兵的整體年齡在19世紀相對而言是比較大的。由于對于帝國和環境等觀念的轉變，士兵年齡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可以說是一支青少年軍。我想知道年輕人以及重返青春的觀念（notion of rejuvenation）在帝國建設中所發揮的角色，解釋歐洲文化如何與一系列公共機構的出現和發展挂鈎，例如爲年輕紳士開設的俱樂部、體育場所、不同社會背景中的學會和組織等，考慮這些新事物如何與年齡的觀念相關。當你深入分析殖民地文化時，一種深刻的年齡差距就會顯現出來，那些被歸爲年輕人和年長者的群體，所面對的是非常不同的社會情境，非常不同的社會期待，實際上，這種區別之深刻，不亞于殖民社會中不同種族彼此所體會到的。那麽，這種區別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有哪些因素讓你意識到你還年輕，有資格被納入一個特定的社群？
在新書中，我要討論的就是這麽一群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他們對于這個世界有許多不一樣的觀點，表達也更清晰，他們留下了不少文字可供討論，即作爲生活在不同條件下的殖民社會的年輕人是怎樣的一種體驗，而這種體驗與我上一本書中考察的兒童的體驗是非常不同的。我覺得這項研究的一個特別之處在于，將年輕人所面對的挑戰置于殖民社會的語境，而殖民社會不僅涉及到不同種族的互動，還涉及到不同年齡段人群之間的互動，這有助于深化我們對年輕含義的理解。
聽起來非常有趣，期待早日見到這些研究成果。在訪談的最後，請問您還有什麽感想或是見解願意在此與大家分享的嗎？
龐德威：在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曆史研究中，我感到還有很大的發展前景，其實剛才我也談到了，殖民地的本土兒童和青少年並不是我整個研究的中心，但是我很希望我書中關注的問題，能夠引出對本土兒童、青少年研究的對話。我知道在中國兒童史領域內，已經有不少學者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像司馬安（Anne Behnke Kinney）和熊秉真等。當然，我相信中國兒童曆史的研究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特別是當我們把研究拓展到其他地域，像日本或是印度，把這些區域整合起來，我覺得將會對兒童史整個領域的發展非常有幫助。除了延伸考察區域，跨領域的互動也是一種值得鼓勵的趨勢。我希望，對于兒童和青少年的曆史研究能夠對其他領域也有所啓發，例如我的第一本書《年輕人與歐洲城市》其實也是一項城市史研究，《青少年與帝國》同時也關注帝國的殖民曆史。兒童和青少年史研究是一項跨學科的工程，需要不同領域的學者的參與，也可以爲不同領域的深入推進提供新的視角。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