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在韓國國會的人事任命聽證會上，韓國國會男議員鄭甲潤當衆斥責一位50歲的未婚女經濟學家不生育，稱其“未能盡到對國家應盡的責任”，這引發了軒然大波，並引起韓國社會各界的譴責。
在輿論譴責的背後，韓國持續降低的生育率，已經成爲了韓國政府的心頭大患。在《2018年出生統計》中，韓國統計局指出，韓國人口將在2028年後不斷減少；到本世紀末，韓國的總人口將減少至目前的一半。
韓國2018年的生育率降至世界各國最低的0.98人，遠低于要保持人口數量穩定所需要的2.1人。在2019年的上半年，韓國新生兒的數量下降到158524名，同比下降7.7%；今年第二季度，生育率已經降至0.91。韓國成爲了全球唯一出生率進入“零時代”的國家。牛津大學的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甚至說，韓國將會是第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
韓國持續走低的生育率
此外，韓國還是世界上離婚率最高的幾個國家之一。2018年，韓國有25萬對夫婦登記結婚，同時有10萬對夫婦登記離婚，離婚率超過40%。在這裏面，其中有許多人是結婚20年以上離婚的。在2015年的統計數字裏，就有29.9%共同生活超過20年的韓國夫婦選擇了離婚。
與高離婚率並行的，還有高不婚率。韓國統計局2018年調查顯示，有高達六成的20~29歲年輕人傾向于不結婚，只有45.6%的韓國適婚女性認爲，人在一生中是應該結婚的，低于男性的62.9%。在結婚的人群中，韓國人的初婚年齡也越來越晚，2018年，韓國男性的初次結婚年齡爲33.2歲，女性初婚年齡爲30.4歲。不婚不育和晚婚晚育，加劇了韓國的少子化進程。
低生育率陷阱困擾著許多發達國家，尤其在東亞。日本也是典型的“低欲望社會”。日本2018年的生育率下降到1.42，人口自然減少了44.4萬人，而人口自然減少的數字已經連續11年都在增加。預計到2035至2045年，每年減少人口將在100萬以上。
1947年，日本的生育率曾高達4.54。而到了1989年，日本的生育率爲1.57，這在日本被稱爲“1.57危機”。日本的生育率，在2005年曾創下1.26的最低紀錄。後來一度有所增加，但自2016年後，日本的生育率就開始持續下降。
日本人口數量的預測
中國的生育率也在2018年創下了新低。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2018年中國新增人口數量較上年減少，人口出生規模連續第二年出現萎縮，出生率創曆史最低，而60周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創新高，占總人口的17.9%。
其中，16到59歲的勞動人口數量出現了首次下降，占總人口比重的64.3%。2018年人口出生率爲10.94‰，爲1949年以來最低。中國的二孩政策表現並不及預期，在2016年“全面二孩”放開之後，2016年出生人口曾創2000年以來新高，但接下來便出現連續下降。
中國的少子化和老齡化進程正在加速，2019年1月中國社科院人口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9》指出，長期的低生育率會導致高度的老齡化和人口衰退，從而給社會經濟帶來多重挑戰，中國人口負增長時代即將到來。
爲什麽東亞社會都不願意生孩子了？形成低生育率社會的成因到底是什麽？如何才能避免低生育陷阱？世界各國政府爲鼓勵生孩子都做出了哪些努力？這些努力分別取得了什麽樣的成果？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計迎春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真真曾給出過一個相對完備的解答，他們認爲，東亞社會的低生育率有著一些共同的特征：強大的家族主義和父權制延續了傳統的性別分工，這與社會的現代化發生沖突；育兒的基礎設施相對有限；大城市的住房問題。這些都是東亞地區陷入“低生育陷阱”的原因。
傳統的父權制和家庭分工如何導致低生育率？
東亞地區的低生育率社會有一共同特色：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傳統的父權制和家庭分工對女性在家庭內角色有著一個定位。這恰恰與社會現代化發生了沖突。作家維舟認爲，由于現代化在東亞社會進行得太快，一方面，它鼓勵女性進入職場成就自己；另一方面，傳統的家長制和男權結構卻保留了下來。這帶來了矛盾的後果，女性得在選擇“相夫教子”還是選擇工作上進行權衡。而“相夫教子”、家務全包、孝順婆婆，以及一系列強加給女性外在的標准，都是許多東亞女性在考慮結婚生育時必須面對的現實難題。
去年，一本叫《82年生的金智英》的小說轟動韓國，賣出數百萬本。這本書的主角金智英，因她是個女孩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重男輕女的奶奶、遇到性騷擾、職場上同工不同酬、生了孩子後被迫成了家庭主婦、丈夫把孩子完全丟給老婆、自己爲陪公婆反而難陪自己的父母……這本書引發了韓國女性讀者強烈的心理認同和共鳴，她們從金智英身上看到了自己。
《82年生的金智英》，[韓]趙南柱著，尹嘉玄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版
當下韓國三十歲左右的都市女性，正處在婚戀、職場、家庭等人生選擇的十字路口上，對金智英的故事尤其敏感。她們集體吐槽韓國女性長期以來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許多韓國女性並不願意成爲金智英，因此，她們選擇不結婚、不生孩子，從而有機會追求自己的事業和自由的生活。許多韓國媒體將這種行爲形容爲女性的“生育罷工”，是對傳統父權制的示威抗議。
一般來說，女性勞動參與度越高，生育率似乎就會越低。但學術界在對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研究發現，女性勞動與生育率長期存在的負相關關系，在1980年代後期出現了逆轉。在女性勞動參與度較高、男女更加平等的北歐國家，生育率可以接近2.1的可更替水平，但女性勞動參與率較低的南歐國家則陷入“低生育陷阱”的泥潭裏。因爲在這些國家，傳統家庭的觀念還較強，有工作的母親往往難以有時間照顧孩子，而他們的政府也在這方面作爲不大。
住房問題如何導致低生育率？
在網上，我們經常會聽聞“房價高，養不起孩子”的抱怨。高房價和生育率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麽樣的關系？准確地來說，與生育率存在著直接關系的應該是居住面積。
1975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在哥倫比亞波哥大的研究顯示，在一個住房緊張的市場中，居住在公寓中的居民的生育率遠遠低于住在更寬敞的獨立房屋的住戶。1978年，愛荷華大學在對美國威斯康星州城市居民的研究中得出了更精細的結論：生育率和住宅性質無關，但和房間數有關。房間數越多，生育率越高。
2000年，克萊姆森大學柯蒂斯·西蒙和羅伯特·田村的研究顯示，美國各大城市生育率和房租呈負相關。房屋租金高于平均水平一個標准差的城市，如鹽湖城、波特蘭、休斯敦，比租金高于兩個標准差的紐黑文、西雅圖、丹佛的生育率低0.03。這背後也說明了居住面積和生育率的相關性。
制度經濟學者周承輝曾經說過，假如一對夫妻住在公寓裏，只有一兩個房間，那這對夫妻肯定是不想生孩子的；假如一對夫妻住的是獨棟的大宅子，裏面有許多空房間，那他們的生育意願就很容易上來了。這也是符合常識的。在美國，房價越低和公寓占比越低的地方，生育率就相對越高。這個規律在許多地方都適用。
美國人口數量前35位的州，房價中位數、公寓占比和生育率的關系。圖片來自“學經濟家”。
此外，生育意願還跟居民在多少歲能獲得住房有著密切關系。若居民在最佳育齡時段能買到房子，穩定地生活下來，那生育意願自然較高。美國房價中位數大概是家庭收入中位數的3倍，而中國台灣是6倍、中國香港長期在10倍以上，這也導致了這些地區顯著的生育率差異。
衆所周知，香港的土地問題很嚴重。香港的土地供給被嚴格控制，這導致香港居民的生活環境極爲逼仄。而高昂的房價也使得家庭的經濟壓力增大，更使得家庭養育和投資一個孩子的教育成本增大，這被普遍認爲是香港生育率低下的首要原因。香港在2018年的生育率僅爲1.072，是世界上最低的地區之一。
西歐國家公寓占比、生育率和城市密度的關系。圖片來自“學經濟家”。
東歐及俄羅斯的生育率均保持著非常低的水平，這也跟居住面積有著一定關系。在二戰後美國經曆“嬰兒潮”的時候，蘇聯的墮胎數卻超過了嬰兒出生數。當時，蘇聯官方對這些墮胎婦女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問卷調查，發現她們去墮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不夠住。因爲，當時蘇聯的城市住房分配制度，使得許多人生活在“筒子樓”那樣的標准化宿舍裏。這使得蘇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積竟然不超過7.15平方米。在住房短缺的蘇聯，生下第二個孩子之後何時能申請到更大一點的公寓是一個問題。這也影響了蘇聯和東歐的生育率水平。
而中國的東北三省是中國“人口塌陷”最嚴重的地方，其原因也與建國後所形成的相似的社會結構有關。在建國前，東北的城市化率就已經遙遙領先于全國。在建國後，東北的城市大多圍繞著一些重工業部門而建設，將城市的全體居民納入到統一的計劃體系社會裏，許多人都生活在“筒子樓”裏。這也是東北的計劃生育政策、住房分配制度都能很好地施行的原因，再加上東北農村多是“闖關東”的移民，少能長成枝繁葉茂的家族結構，家族意識也淡泊。因此，東北三省的生育率已經低于新加坡、中國香港和韓國，其2018年的生育率在0.74到0.76之間，已成爲世界上最突出的“人口塌陷”區之一。
激烈的教育競爭如何導致低生育率？
住房問題只是導致低生育率的一種要素，其效應在大城市比較明顯。對于一些住房問題相對沒那麽嚴重的東亞地區來說，爲什麽生育率依然不高呢？其中，階層固化以及日漸激烈的教育競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東亞地區一直以教育選拔體系競爭激烈而聞名全球，以至于在美國的亞裔，他們都以“虎媽”、“學霸”等刻板印象而聞名，其生育率也爲美國各族裔中最低。
當教育一個孩子的成本變得越來越大，這無形地增加了每個孩子的生育成本。因爲階級落差太大，與其多生，不如少生，對少數孩子進行更精細化的培養才是更加經濟的。因此，許多城市中産階級的家長們，不得不在子女的教育上投入極高的資金，形成了競爭極其激烈的教育軍備競賽。此外，即使政府推行“減負”，如早下課、少作業等縮短義務教育時間，推行素質教育，但競爭態勢依然嚴峻，其實這也把低齡兒童的養育成本轉嫁給了家庭，也讓各種課外班賺得盆滿缽滿。
爲了實現階層逆襲，許多年輕人願意耗費更多精力去爭取一個幾率很小的高收入崗位，這就導致年輕人不斷地去追求更高的學曆。從2007年到2017年，中國就實現了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20%到50%的跨越。從全球的經驗上來看，社會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往往對應著晚婚晚育。因爲，這也意味著居民出來工作獲得收入的時間變得越來越晚。
此外，階層固化也使得教育競爭變得激烈。韓國年輕人經常吐槽自己生活在“地獄朝鮮”，即指韓國是一個階層固化嚴重，年輕人看不到翻身的希望的高壓力國家。這也是近年來《燃燒》、《寄生蟲》等電影出産于韓國的背景。韓國年輕人把韓國社會分爲“金勺”、“銀勺”、“銅勺”和“土勺”四個階層。他們需要從小到大，一路下來近乎完美的簡曆，才能進入錄取率極低而且工作壓力和工作時長極高的大企業，這樣才能穿過狹窄的階層晉升渠道，以實現階層的躍遷。
這在孩子教育上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這也是爲什麽韓劇《天空之城》能在韓國創下收視紀錄的原因。《天空之城》是一部黑色喜劇，它反映了韓國中産階級在殘酷的高考前的人性扭曲，引發了韓國社會的強烈共鳴。而在中國，與《天空之城》的題材有所相似的《小歡喜》的走紅，背後也說明了中國教育的巨大競爭壓力。
《天空之城》劇照
在韓國，許多被社會“遺棄”的年輕人自嘲爲“N抛世代”。最初，在2011年，這個詞叫“三抛世代”，即放棄約會、結婚、生娃，但在2015年時增加了放棄人際關系和買房，變成“五抛”，在2016年增加了放棄夢想和放棄希望，變成“七抛”，並在年底就演變成對什麽都不抱希望的“N抛”。這對流行著“喪文化”和“佛系青年”的中國青年來說，這種感慨和說法是不是有點熟悉呢？
因此，韓國是發達國家中極罕見的大量對外移民的國家。根據韓國市場調研機構EMBRAIN在2019年3月發布的報告，73.3%的韓國人想移民，最想去的國家是加拿大。有近一半的人表示：不想再次出生在韓國。韓國在經濟上的崛起並沒有降低人們移民的意願，巨大的競爭壓力和對階層固化的絕望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的住房問題遠沒有香港嚴重。2015年，有82%的新加坡人生活在公共住房裏。新加坡的房價也遠沒有香港那麽高，但新加坡的生育率卻依然很低。許多人認爲，其殘酷的分流教育體系正是新加坡人不想生孩子的原因。
新加坡的分流教育體系
新加坡政府對教育十分重視。他們在中小學就對學生進行分流，將成績優異者和落後者區別對待。從1980年開始，新加坡學生會在三年級末和小升初時通過考試進行分流。學生們會根據成績被分配到直通、特快、快速、普通學術、普通技術等幾條通道。這使得這些學生在很小的年齡裏，就被分配好了未來在社會中的角色。1984年，新加坡政府又啓動了天才教育計劃，只有約1%的學生才能進入天才班，接受更高階的教育。
過早的分流將教育競爭白熱化，小小年紀的一次失手也許就改變了人生的軌迹。因此，大部分新加坡學生從小就上課外補習班，而優質的補習班供不應求。激烈的教育軍備競賽和過早決定子女未來所帶來的焦慮，使得新加坡人不願意生育。新加坡總理府2016年的婚育調查表明，新加坡父母不願意要小孩或者不願意要更多小孩的最大兩個原因分別是，經濟開銷大（61%）和養娃壓力太大（56%）。
面對低生育陷阱，各國該怎麽應對？
對于各國政府來說，“低生育陷阱”是一個棘手的難題，因爲這會帶來勞動力不足、人口老齡化、需求不振、政府財政的負擔加劇等多重挑戰。在歐洲、日本、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地區，爲了彌補低生育率所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引進外勞”似乎成了最後一張底牌。雖然外籍勞工能解決一時之困，但其後代所引發的文化沖突，以及對外勞的剝削、難以保護外勞的合法權益等問題，也會埋下許多其他的社會隱患。因此，陷入“低生育陷阱”的各國政府，都在用盡各種方法鼓勵自己的居民多生育。
1994年，日本就推出了“天使計劃”，日本政府著力改善幼兒入幼兒園的環境，延長幼兒園的工作時間，幫助在職女性能邊工作邊養孩子。這個計劃在五年內投入了6000億日元，但這種行業性的微調，效果不甚理想。1999年，日本政府又推出了新版的“新天使計劃”。但日本的生育率從1989年的1.57一路下滑到2004年的1.26。
進入21世紀，日本的生育津貼才開始大幅度增加，從補貼生育三胎以上的家庭，變成了只要生育就能拿津貼。政府全面負責從懷孕到育兒階段的各項財政負擔。2009年上台的民主黨許諾向每個15歲以下的孩子每月發放現金補貼。
在這以後，各屆政府都把減輕年輕人育兒負擔當成選舉目標。安倍政府計劃在2026年3月把日本的生育率提高到1.8。爲此，日本政府自今年10月開始，將會實現免費的幼兒教育和保育服務。
日本政府的思路是讓國家來負擔高昂的育兒成本，雖然這讓日本政府背上沉重的財政負擔，但是日本的生育率從2004年的1.26，慢慢爬升到2017年的1.4以上。日本刺激生育的政策，還是有了些許效果。
韓國也不落下風。據韓國《中央日報》稱，自2006年以來，政府頒布的生育獎勵政策多達100余項。其中，在過去三年，韓國政府就投入了117萬億韓元（約合6922億人民幣）來鼓勵生育，其中包括修建免費托兒所、對養孩子的家庭直接提供補助、縮短工作時長、保護未婚媽媽不受制度歧視、補貼企業給父親發放帶薪的“陪産假”、增加雙職工中女性的福利、增加公租房供應、對買第一套住房的新婚夫婦的購房稅減半等政策。
日本和韓國生育鼓勵的措施雖然有一些成效，但遠遠沒有達到政策制定者預期的效果。其實，從歐洲的情況來看，現金補貼一直都是最直接的鼓勵生育的方法。而且，國家幹預越早、力度越大，效果也就越好。以日本家庭爲對象的研究發現，生育津貼每增加10萬日元，嬰兒出生率就提升0.017％，越是低收入家庭，生育率提升越明顯。
這些政策效果之所以沒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除了補貼的力度不夠和補貼的時機過晚之外，是因爲沒有徹底解決導致生育意願降低的根本原因。並且，這種補貼給政府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日本政府就爲了緩解鼓勵生育的財政支出壓力，准備在今年十月增加消費稅，增加普通居民的消費負擔。這種羊毛出自羊身上的政策，效果好不好難說。
對于女性來說，降低生育成本是必要的治標的措施。但是，傳統父權社會的家庭分工與她們追求自我實現的沖突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低生育意願就依然難以得到解決。這就像韓國女工協會的聲明一樣，韓國女工協會認爲，韓國政府以爲給她們更多的錢，大家就會生更多孩子，但女性在工作中受到的性別歧視，以及工作和家務的雙重負擔才是更應該解決的。
在中國，《新華日報》曾在去年刊發過一篇題爲《提高生育率：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的新任務》的文章，文章裏建議40歲以下的公民的工資按比例繳納“生育基金”，不生養二胎的公民需要在退休後才可領回。雖然作者在後來澄清了一些誤會，但這個建議卻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和討論。
《提高生育率：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的新任務》
正如梁文道在《八分》節目裏認爲，首先，我們得尊重女性的生育權。其次，獎勵措施遠遠會比懲罰性措施更加管用。不提高女性地位及權益，就別談“催生”。全球老齡化學會（Global Aging Institute）現任的執行長理查·傑克森認爲，一個社會若沒有辦法爲婦女提供能兼顧工作與家庭的環境，就一定會降低她們的生育意願。
波蘭曾對不結婚的男人征“公牛稅”，以此想提高生育率。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還設立過“月經警察”，挨家挨戶檢查婦女是否來月經，是否懷孕。這些懲罰措施的效果，最終都收效甚微，最後淪爲笑料。
是否生孩子的問題，仍然是婦女的自我選擇的問題。所以，在已經脫離“低開發國家”的行列，追尋現代化進程的國家裏，不真正地提高女性的地位和權利，提升夫妻雙方的生活品質，就很難達到“催生”的目的。
瑞典很早就聽從默達爾夫婦在1934年的《人口減少的危機》裏的建議。因此，瑞典家庭與兒童享受免費的醫療和教育，以及免費的學校午餐，政府建設更多更好的公共住房，雇主不可以孕婦和已婚爲由辭退婦女，在孩子八歲以前父母可以輪流申請共有480天的帶薪“父母育兒假”，設立優質的托兒所……這些男女平等的觀念已從制度滲透到日常生活文化當中，這使得瑞典的生育率在歐洲國家表現出色。2017年瑞典的生育率爲1.88，在歐洲排名第二。
貢納爾·默達爾和阿爾瓦·米達爾
除了從制度法規到文化和社會結構上保護女性權益之外，減輕教育競爭和年輕人生活的壓力、增加階層流動性、解決住房問題也是提高生育率的解決之道。不過，這些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因爲其勢必涉及土地供應、財政制度、城市規劃、教育資源分配、産業結構和升級、在全球化産業鏈中的位置等大問題，每一個問題都能獨立成篇，又互相牽連。這使得東亞地區的低生育問題更加複雜。
東亞地區在全球産業鏈中扮演的角色和經濟發展的路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這導致了東亞地區極爲激烈的競爭壓力。這種壓力也傳導到孩子的教育競爭當中。這是東亞地區低生育率與別的地區不太一樣的原因，也是解決東亞地區低生育率的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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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徐悅東
編輯丨張進
校對丨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