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春天，一個意大利人每天清晨都會繞著他寄宿的小廟散步，順著朝陽眯著眼眺望湖州府城裏高聳的飛英塔。從留存至今的照片來看，他蓄著漂亮的八字胡，打著領結穿著馬甲披著精致的真絲西裝外套，手裏拿著煙鬥，神情凝重。凝重的原因，一是因爲他可能是史上第一個來到湖州的意大利人，雖然走到哪裏都引起圍觀，但真要打聽什麽事兒時卻總被敬而遠之；二是因爲他的生意面臨滅頂之災，來到中國是爲了尋求一線生機。
此公名叫卡斯特拉尼（G.B.Castellani），是個絲綢商人。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從法國爆發的蠶微粒子病席卷西歐，重創當時的絲綢業原料、生産和制衣中心意大利，蠶種大量病亡，生絲供應驟減，導致整個絲綢行業陷入絕境。在這生死關頭，瀕臨破産的卡斯特拉尼想起了絲綢業鼻祖中國，因此帶上農技師和攝影師從意大利出發，輾轉海陸近兩個月，經埃及和斯裏蘭卡來到中國，再從上海抵達湖州，考察江南的養蠶、缫絲工藝。
飛英觀荷 （IC Photo/圖）
卡斯特拉尼在湖州東門外的小廟裏住了兩個月，詳細地觀察了當地的蠶桑技術，並與歐洲工藝做比較。他在筆記中寫道：“中國有巨大的産繭量，但其缫絲方法存在不足。”後來美國生絲專家陶迪則更加直截了當地評價：名聞天下的湖州輯裏絲，“用上等幹繭而缫成最下等生絲……故求售于歐美不得善價，深爲可惜”。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向中國蠶農收購蠶繭，再使用歐洲技術缫絲，最後將優質生絲出口到歐洲。
卡斯特拉尼來湖州時爲了面見浙江巡撫獲得批准而取道杭州，回上海時則走了更爲便利的水路：沿太湖南岸航行至吳江，由此順吳淞江東行，最後經蘇州河彙入黃浦江，抵達上海十六鋪碼頭。他在湖州私下收購了3700多公斤蠶種，從上海裝船運回歐洲賣給蠶農救急，但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始：歐洲人不再養蠶，而是直接從中國進口生絲；源源不斷的優質蠶繭從湖州通過吳淞江水道運往上海，在那裏缫絲出口。
僅僅二十年後，湖州的生絲産量便超過了全國總産量的五分之一，成爲蠶絲行業翹楚。湖州人由此大批湧向上海。
富二代的華麗轉身
我幾乎每年都去湖州南浔鎮小蓮莊參觀叔蘋獎學金展覽館。叔蘋獎學金創始人顧乾麟先生是南浔人，娶了本地劉家小姐，而小蓮莊則是南浔劉氏的家廟、義莊和花園，有十畝荷花池，到了夏天接天映日，極富水鄉情趣。
小蓮莊留得殘荷聽雨聲 （視覺中國/圖）
顧、劉兩家都是南浔絲商。劉氏名列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墩小黃狗”之首。所謂“象”“牛”“小黃狗”，乃是南浔人按家産多少對于富戶的排名，白銀一千萬兩以上爲象，五百萬兩以上爲牛，一百萬兩以上爲狗。“四象”指的是“劉、張、龐、顧”四家，居于財富金字塔的頂端。因南浔是湖州生絲貿易的集散地，隨著湖絲出口額的不斷飙升，南浔絲商逐步打通了整個供應鏈，從鄉村收繭到內河航運，再在上海開設缫絲廠、打包廠，最後遠銷海外，于十九世紀下半葉集聚了驚人的財富。到了二十世紀，劉氏雖然仍在“四象”中居首，但南浔真正的首富卻悄然改爲原本排名第二的張家少爺張靜江。
張靜江生于1877年，是“四象”中張家與龐家聯姻的結晶，排行老二。他年少時曾沖進火海救人，留下殘疾，此後一生被蔑稱爲“張跷腳”（意爲跛子），又是高度近視，戴著啤酒瓶底般厚的圓框眼鏡。張家沒打算讓他繼承家業，而是花十萬兩白銀給他捐了個候補道員的虛銜，讓他去上海交結官商兩道，作爲家族生意的一支偏師。其時南浔商幫已在上海站穩腳跟，由單純的生絲出口加工貿易向其他大宗商品出口業務拓展，而張靜江摸熟進出口貿易的路數後，幸運地撞到了一個機會：他由嶽父引見，結識了一位官二代好友李石曾，乃是軍機大臣李鴻藻之子。李石曾正要跟隨駐法公使孫寶琦前往法國，其實是拿著俸祿去巴黎讀大學，便帶上了張靜江，將其虛銜補爲實缺，成了孫公使手下的一等商務參贊。
張靜江 （IC Photo/圖）
張靜江于1902年10月乘坐法國郵輪安南號離開上海，抵達巴黎後次年即悄然退出了外交使團，下海開辦了一家通運公司，專營生絲、茶葉、古玩、瓷器，將中國商品出口貿易的銷售渠道布設到了歐洲，後來又在英國倫敦和美國紐約開設了通運分公司。他是南浔絲商布局全球貿易的第一人，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開眼看世界”的張少爺不僅把握住了商業機遇，也看清了政治趨勢。他與好友李石曾一個是富二代，一個是官二代，卻都不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捧著清朝的碗想要砸清朝的鍋。兩人會同好友蔡元培、吳稚晖在巴黎創辦世界社，出版《新世紀》周刊，向華人世界宣傳革命道理——這四個人後來並稱國民黨“四大元老”。
1906年初，張靜江專程去新加坡采購辦報所用的中文字模，回法國時在郵輪上遇到一個姓孫的廣東革命者，兩人都滿懷救國理想，一見如故，談得非常投機。下船時，張靜江遞給對方一張名片，請對方若有經費需要盡管與他聯系，屆時打個電報即可，電報上只需要寫一個字母，寫A就電彙一萬法郎，寫B就電彙兩萬法郎……以此類推，說罷匆匆而去。
這位革命者剛剛邁入不惑之年，前半生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爲革命宣傳籌款上，見慣了各種口惠而實不至的做派，對于這位年紀不滿三十、一口浙北鄉音的商務人士的豪邁承諾不免半信半疑。第二年他到越南河內策劃鎮南關起義，經費短缺，便請一位姓胡的同志試試，給巴黎發了個電報，獅子大開口地寫了個“C”，結果三萬法郎真的彙到了賬上，兩人目瞪口呆，驚爲奇人。
這三個人從此成爲革命摯友，他們就是孫中山、胡漢民和張靜江。常駐巴黎的湖州張靜江同常駐上海的文昌宋耀如一起，爲孫中山主導的革命事業源源不斷地提供資金支持，甚至在緊要關頭，張靜江不惜賣掉自己在巴黎的開元茶葉店和上海思南路上的六棟花園洋房，爲反清暴動籌措軍火資金。孫中山後來回憶道：“自同盟會成立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名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饷。”
南浔張靜江故居中，陳列著孫中山贈予張靜江的照片。 （IC Photo/圖）
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趕回國內就任臨時大總統，面對各地革命軍嗷嗷待哺的資金渴求，又是張靜江發動海外華商捐贈巨款，緩解了革命軍的財政危機，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因此曾將南浔鎮升格爲南浔市，以此表彰以張靜江爲首的南浔商幫對于辛亥革命的雪中送炭。
根據爲張靜江前後管理了三十年賬務的李力經先生匡算，僅他所知的張氏對辛亥革命捐款就達到110萬兩白銀，如果按購買力比價折算到2006年的話，大約相當于2000萬美元，實際金額還要大大高于這個數字，比如1932年春天，張靜江曾指示李力經將二十年前積存的一箱滬軍都督府公債票——也就是辛亥革命爆發後上海革命領袖陳其美向張靜江借款的收據——付之一炬，不再向國民政府索付。
1920年，張靜江受孫中山的委托，從海外回到上海創辦證券交易所，爲革命籌措經費。孫中山生命垂危之際，張靜江在北京協和醫院陪伴了一個多月，每日守護在病榻前，並在孫中山遺囑上第一個簽字作證；孫中山逝世後，由他主持將靈柩暫厝于西山碧雲寺，並手書趙體挽聯：
功高華盛頓，德蓋中華間，行易知難，並有名言傳海內；
骨瘗紫金山，靈棲碧雲寺，地維天柱，永留浩氣在人間。
宋慶齡在碧雲寺爲孫中山守靈，背後爲張靜江所書挽聯。 （王在田供圖/圖）
北伐成功後，張靜江秉承孫中山“實業救國”遺訓，主持南京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從他的老本行進出口貿易向國家建設事業轉型，主要投身于電力基建，只可惜他的十年辛勞在抗日戰爭爆發的第一年就損失殆盡。此時的張靜江已年過花甲，輾轉經香港、歐洲遁往美國，最後于1950年9月病逝于紐約，終年73歲。
張靜江在南浔所住的西式宅院已于抗日戰爭初期毀于戰火，但張氏祖宅尊德堂至今猶存，作爲張靜江故居向公衆開放。其正廳中堂兩側尚有孫中山題贈的對聯：
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
張靜江故居尊德堂 （王在田供圖/圖）
小學徒的草根逆襲
湖州富二代張靜江從上海去法國那年，一個家道中落的湖州小夥子正在一座小縣城的小當鋪裏當小學徒。
多年之後他回憶起當年情形，如此描述：“我15歲那年家父去世，全家生計頓即見绌，無奈只得去當學徒……爲客戶存放或尋找典當的物件。在善長典，我一直當了12年學徒！”
這一年便是他當學徒的第12個年頭，他供養的弟弟從日本留學回國，向他描述外部世界的種種富強情狀。他深受鼓舞，決定離開這家當鋪，沿著湖州人的傳統致富之路前往上海，在南浔商幫開辦的一家生絲貨棧裏當佐理會計。攢了三年錢，他也踏上了留學之路，去日本的東京警監學校深造。
這個小夥子比張靜江只小一歲，名叫陳其美，字英士。
陳其美 （王在田供圖/圖）
不承想，這座“東京警監學校”是個大坑！當時清廷預備立憲，風風火火地派出留學生到日本學習警務，准備等他們畢業回國後建立警察隊伍。但日本當時自己都沒有警校，臨時爲中國留學生組建了一座學制兩年、商業性質的“東京警監學校”，完全談不上有什麽教育質量。陳其美同其他中國同學一起學了一年日語，發現上當，又轉到留日學生預備教育學校學了一年，于1908年草草回國。
雖然沒學到什麽幹貨，但陳其美在東京找到了組織，加入了在此成立不久的中國同盟會，結識了孫中山、徐錫麟、秋瑾等名冠一時的革命領袖，也結交了兩個浙東小兄弟，一個叫黃紹麟，一個叫蔣志清，三人回國後結拜爲異姓兄弟。黃紹麟日後改名黃郛，曾于1924年北京兵變後組成攝政內閣擔任總理，而蔣志清日後則以“中正”爲名，世人常以其筆名稱作蔣介石。
回國之後，陳其美便留在上海開展革命工作。當時上海是遠東第一大港，交通便利，信息通達，五方雜處，思想開放，人文荟萃，財富彙集，加之列強租界享有治外法權，便于革命者據爲淵薮，開展反清活動。然而，陳其美回到上海的1908年正是中國同盟會成立後最爲步履維艱的時期：清政府一方面推進預備立憲，欺騙廣大國人，一方面加大軍力警力，破壞革命組織；同盟會一邊與清政府開展武裝鬥爭，一邊與立憲派開展輿論鬥爭，一度落于下風。況且同盟會早期成員以家境富裕的知識分子爲主，長于著書立說，傳播革命思想，但到了執行環節往往拙于實幹，因此在商業都會上海難以開辟天地。
就在這個當口，沒喝過多少墨水，沒吃過幾天飽飯，也沒多少道德束縛的湖州破落戶陳其美回到了上海。雖然他文化程度不高，不像張靜江那樣書學趙孟頫畫學董其昌，也沒有張靜江那樣高大上的朋友圈，但陳其美長期掙紮于社會底層，善于識人，善于交際，善于鼓動，善于謀劃，尤以“四捷”著稱，也就是口齒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動捷，從而迅速在上海灘乃至今天的包郵區爲同盟會打開了局面。
陳其美書法 （王在田供圖/圖）
如今回顧陳其美最有價值的工作，一是辦報，爲革命黨人搶占輿論陣地，他自己身先士卒擔任記者，既深入了解民情又廣泛結交五行八作引車賣漿的朋友；二是聯絡，但凡往來海外或是途經上海前往國內各地的同盟會同志，往往都在他經營的天寶客棧接頭，由此結識了海量革命同志；三是加入青幫，團結同樣處于社會邊緣的幫派會黨參與革命，共同對抗清政府；四是創辦精武體育會，吸引了大批社會名流與商會首腦參與，從而逐步影響並拉攏原本傾向政府的商會武裝。
這段時期，陳其美爲結交社會各階層，壯大同盟會力量，不惜狂賭濫嫖，夜夜笙歌，以至于教師出身的光複會領袖陶成章看不下去，曾當著孫中山的面規勸陳其美洗心革面，戒賭戒嫖，種下日下兩人反目成仇的禍根。
平心而論，陳其美的行爲確有腐化墮落的一面，受到了舊社會惡劣風氣的腐蝕，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工作和自保的需要。湖南同盟會員楊思義曾回憶：“陳其美是上海青幫的大頭目。上海的戲園裏、茶館裏、澡堂裏、酒樓、妓院裏，無論哪個角落裏都有他的黨羽”，民國某記者則爲他辯護：“英公主持江浙兩省革命運動……表面則酣歌狂飲，花天酒地，以避滿清之耳目。不知者以爲醉生夢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醞釀于此中哉！”陳其美本人事後也承認：“昔日爲秘密結社之故，偶借花間爲私議之場，邊幅不修，無須自諱”，顯然含有愧疚之意。
杭州孤山北麓的陳其美戎裝騎馬銅像 （視覺中國/圖）
辛亥革命爆發後，陳其美花了三年時間開拓的社會資源産生了回報：他集合會黨與商會力量發動起義，一度孤身進入江南制造總局談判被扣，最後在光複會的協助下僅用兩天時間就以極小的傷亡克複上海，重創了清政府的國際聲譽。他在會黨支持下當選爲滬軍都督，隨後先率軍光複杭州，又組織江浙聯軍光複南京，從而控制了長三角這塊清政府最重要的賦稅來源，也牽制了清軍在武漢戰場的攻勢，大大緩解了武昌革命軍的正面壓力。孫中山曾高度評價陳其美的功績，說他獨木支撐辛亥革命：“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者尤多也。”
辛亥革命成功後，陳其美當了大半年滬軍都督，直至1912年7月底辭去公職，隨同卸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進京。根據上海師範大學蘇智良教授分析，陳其美擔任滬督的近9個月對于上海的城市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一是掃除舊風俗，提倡男女平等；二是整頓幫會，維持治安；三是拆除城牆，改變了近代以來的上海城市格局；四是查禁假鈔，整頓金融秩序，促進工商業發展；五是推動文化建設，促進教育、出版業的大發展。蘇智良評價：“辛亥以後上海文化的全面發展，對後來的新文化運動乃至社會主義思潮的傳播有奠基作用。整體而言，辛亥後短短兩年奠定了上海城市未來發展的基礎。”
這些具有奠基意義的政策，主要是由一個靠自己打工攢錢出國留學見世面、爲了達到革命目的不擇手段不避忌諱、能夠把長衫馬褂和青皮流氓團結在一起共同奮戰的湖州三十三歲年輕人決策制定的。
陳公英士之墓 （王在田供圖/圖）
陳其美辭去滬軍都督四年後，爲了幫助孫中山先生籌措革命經費賺一筆融資傭金，在上海法租界的臨時寓所內被假稱前來簽署融資合同的槍手所殺。凶手應系袁世凱派遣，報複陳其美于半年前在外白渡橋完美複刻薩拉熱窩刺殺案的手法，攔車刺殺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可惜20天後袁世凱即死去，此案的幕後主腦遂成懸案。
陳其美死後歸葬湖州，其墓園位于湖州城南的岘山東麓，在國民黨大員陵墓中規格僅次于後來的中山陵，由他的小兄弟蔣介石一手操辦，如今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前甬道入口的碑坊匾額上，左側是林森所題“浩氣長存”，右側是蔣介石所題“精神不死”，中間是孫中山所題“成仁取義”。孫中山視陳其美爲股肱，陳其美死前曾將蔣介石推薦給孫中山作爲自己的接班人，孫中山由此遂視蔣介石爲新一代股肱，最後又成了他自己的接班人。
湖州南浔古鎮風光 （視覺中國/圖）
故事來到尾聲，讀者也許會問：那麽張靜江和陳其美這兩位湖州同鄉彼此認識嗎？何止認識！武昌起義爆發後，張靜江趕回上海，協助陳其美策劃並實施了上海起義，陳其美身先士卒，帶著會黨分子和商會武裝攻打江南制造總局，張靜江則坐鎮後方，爲前線戰士提供後勤補給。兩個湖州人通力合作，爲上海迎來了光複的曙光。
他們倆雖然家世出身迥異，卻沿著不同的人生道路，于110年前的上海彙聚，將革命推向高潮。辛亥革命之成功，湖州子弟與有力焉！
王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