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30日，郝柏村先生辭世，享年101歲。4月10日，他入土爲安。我在五指山上，送他最後一程，隆重的軍禮中，肅穆的氣氛下，多少往事湧上心頭，曆曆如昨，難以磨滅。
遙望郝先生
1993年8月16日至22日，國民黨召開第14次代表大會，我獲邀列席，並參與起草大會宣言。出席代表中贊成設置副主席者高達1007人，驚動了場內外。
李登輝主席稍後被迫任命四位副主席，包括郝柏村先生。根據大會紀錄，黨主席獲得1686人支持，四位副主席獲得1695人支持，後者得到在場代表百分之百的同意，說明黨內制衡的呼聲無可抵擋。
我在會場遙望，郝先生受到熱烈的歡迎。稍早，他在1993年2月，卸任“行政院長”，由于政績輝煌，民調多次超過李登輝，最高達到91%，引來李的忌恨，乃散布各種謠言，打擊郝先生。郝先生下台後，李登輝逐漸暴露了真面目，我在痛心之余，寫了《忘恩》一文投稿一家大報，但它不敢刊登，于是轉由世新大學的《立報》發表。
追隨郝先生
1994年5月27日，拙作《忘恩》發表時，預期讀者不多，未料獲得郝先生的重視。稍後，他在家詢問龍斌，龍斌告以我是他的高中同學，于是立刻約見。
這一年郝先生75歲，每天運動，非常健康。我曾寫下這段話：“先生與我布衣相見，英雄氣概之余，是長者的藹藹慈光，完全寫照了‘望之俨然，即之也溫’二語。”他垂詢我的家人和工作，以及是否願意在不影響政治大學的本職下，擔任他的文字秘書。此後26年，每星期有將近一半的天數，我得以向他請益，合計約4000天，成爲此生最大的收獲。
郝先生謙稱，他是拿槍杆子的，不是拿筆杆子的。但是，放下槍杆子後，他越寫越順，包括日記與劄記，批注蔣介石先生日記，還原抗戰史實以及回憶錄等，合計約500萬字，平均每年近20萬字，等于一年出一本厚書，而且廣獲好評，對一位職業軍人而言，這是何等不易！我在他的晚年，得以文字爲媒，走進他的思想世界，如黃俊傑教授所說，實屬殊勝因緣了。
26年來，好朋友形容，郝先生與我是忘年之交。此語若能成立，或因我是文人而非軍人。部屬對他總是敬畏的，他對我總是親切的，所以無所不談。我陪他演講、訪友、看展覽、逛書店，足迹所至，總是受到熱烈的歡迎，有時祖孫三代齊聲喊“郝伯伯”，訴說對他的感念，讓他欣慰不已。他任“行政院長”33個月，未滿3年，就得到“蔣經國第二”的稱號，也因此被李登輝拉下，但民間的聲望曆久不衰，除他本人外，唯近身者感受最深。
1996年8月15日，我隨郝先生到新加坡，李光耀資政熱情接待。新加坡共和國成立不久，就請台灣代訓其陸軍，兩人因此成爲好友，我在成功嶺受訓時，就看到“星光部隊”，特色是沒有帽徽。兩位老友相談甚洽，由我擔任紀錄。李資政表示，李登輝與他會晤時，強調台灣與大陸長期分離，他則反問，金門和馬祖誰屬？李登輝不能回答。
李資政一再表示，若無大陸人士來台的貢獻，台灣不會有今天。對于“台獨”人士的作法，例如不承認國語，只稱爲北京話，且以雙語爲名，擬以閩南語爲“國語”，李資政指爲自找麻煩。郝先生則指出，新加坡的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等力求團結，台灣卻要劃分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令人感歎。“李登輝若不背離蔣經國先生的立場，就不至于到此地步”。李資政同意此說。
之後我們到歐洲參訪，讓我認識到郝先生的另一面。意大利的古迹，占全歐的百分之六十，爲了保護本國導遊，不准各國導遊用母語導覽，因此我們每到一地，都要接受意大利導遊的英語解說，台灣導遊形同啞巴。結果無論在教堂或博物館，就只有郝先生和導遊對談，每次都在兩小時以上。他的英語何以如此流暢？原來早在加入印度遠征軍前，他就抽空勤練，來台後兩度赴美深造，更多了實地的經驗。他還是“空中英語”的學員，對彭蒙惠老師非常感激。直到晚年，仍然每天讀英文報，就像每天寫作一樣，爭分競秒，不負此生。
郝先生寫短文時，往往一氣呵成，晨起或午休後立即執筆，原來下床前已擬就腹稿了。至于寫一部大書，例如回憶錄，則十度修訂，字字慎重，力求精准無誤。我校讀他的著作，則從斷句開始，以他的高齡，並未學過新式標點符號，頓號或有或無，久之我也能辨認所有的字迹。
回憶錄原擬取名《保台反獨六十年》，卻從晉朝的郝隆寫起，我建議改名，這七個字則列爲篇章的標題。他表示，保台反獨是一生最重要的職志，必須強調。最後，我拿出上下兩冊的《李光耀回憶錄》，他立刻接受建議，于是有《郝柏村回憶錄》，現在成爲暢銷書，當能告慰他的苦心。
郝先生的自律，更是無比驚人。過去每星期運動七天，風雨無阻，90歲以後稍減，但仍不少于五天，以致龍斌會說他“運動過度”。體重從80公斤降到74公斤後，只要當天超過半公斤，就立刻放下筷子。每天進辦公室，例假日如此，除夕和新年也不例外。中午只有蔬果，千篇一律，我們覺得難吃，他則樂此不疲。自律如此嚴格，待人卻十分寬厚，回憶錄只談公務的得失，不說個人的恩怨，有讀者覺得“不過瘾”，非他所能計及。26年來，我修訂和潤飾的每一處，他幾乎照單全收，這樣的信賴前所未有，能不銘記在心？
懷念郝先生
2019年4月1日，郝先生最後一次召喚我，叮咛回憶錄的出版事宜，語氣平穩，思路清晰，一如平日。萬萬沒有料到，他在第二天就因中風住院。爲了避免感染，我整整一年不能探望，焦慮前所未有，時常夢見他。中風是他唯一擔心的，不幸而言中。
郝先生住院期間，我在張自治先生的陪同下，第一次進入辦公室裏的臥室。臥室遠遜于一般家庭，牆壁斑駁，拖鞋破舊，令人驚訝。這不能怪家屬，很少人進入這一小間，假如我早看到，會買一雙新鞋。但是，他根本不在意這些小事，大事是桌上手寫的仿陸遊詩，後來稍加修改，收在回憶錄的自序裏：“保台反獨絕非空，但悲不見中華同；兩岸和平統一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退休後，他奮力寫作，直到100歲，成爲我所見最勤勞的長輩。他深知人壽有時而盡，但文章無窮，可以傳諸後世，住院期間就出版了兩部新書，在書店中，在圖書館裏，在不少人手上，都有他的著作，確已在他身後流傳，可謂功不唐捐。
郝先生前30年在大陸，後70年在台灣，無論從戎、從政與從文，都全力以赴，直道而行，愛國者、執行者和人格者的形象深植民心，不可撼動。因此特別令人懷念，我的悲傷遂無已時。啊！天佑台灣，天佑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