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風華：國民拒毒運動
中華國民拒毒會
779卷檔案文件：
1、遼甯省教育廳爲中華國民拒毒會推行拒毒教育請速送康平縣全縣小學名稱地址等項冊事給康平縣教育局的訓令，發文時間1931年7月7日。
2、康平縣教育局爲造送康平縣全縣小學名冊請鑒核事給遼甯省教育廳的呈（附康平縣教育局所屬全縣小學名冊），發文時間1931年7月16日。
3、遼甯省教育廳爲康平縣教育局造送康平縣全縣小學名冊請鑒核事給康平縣教育局的指令，發文時間1931年7月30日。
這三個檔案文件，是同一件事情的接續。第一條是遼甯教育廳給康平縣縣政府的訓令，轉發了中華國民拒毒會給各省教育廳的函，函請將全省中等以上學校名單報送拒毒會做參考。同時令將各小學名稱、地址等項分別造冊，報送教育廳存檔。第二條是康平縣教育局報送的全縣小學名冊，包括校名、地址。第三條是遼甯省教育廳令康平縣教育局核實全縣小學名冊的指令。
諸位細看下就知道，我撿拾的3條檔案，是省、縣各政府機關爲協助中華國民拒毒會工作發的訓令、呈、指令。
簡單的三個文件，會不會激起你探究的欲望：中華國民拒毒會到底是什麽來頭？他們調查這些幹嘛？
中華國民拒毒會于1924年8月5日在上海成立，以“肅清國內鴉片之種植、國外鴉片及一切複制毒品之輸入”爲宗旨。由30余個團體聯合組成的，這些團體以教育、宗教、衛生組織爲主。骨幹人員都是上海上流社會人士，或有留學經曆，或有宗教背景，或是知名人士。因而，拒毒會走的是精英路線，落地就自帶高貴的血統，具有超凡的影響力。
拒毒精英的影響大得超乎想象，很長時間內，一直是全國禁毒運動的主角，而非以配角的身份呼應運動。
拒毒會憑借公衆輿論與政府博弈，一度贏得了極高的話語權。其分會從1924年的188個，到1930年發展到450個，遼甯拒毒聯合會就是其中之一。其觸角還伸展到國外，先後在新加坡、爪哇等地組建分會。
繼承總理遺訓
1924年12月，西裝革履、內著白襯衫的孫中山應邀北上，風塵仆仆地抵達天津召開茶會，在會晤中華國民拒毒會代表時現場發言，後被稱爲“總理拒毒遺訓”
：“鴉片營業絕對不能與人民所賦予權力之國民政府兩立，中國之民意，未有不反對鴉片，苟有主張法律准許鴉片營業或對鴉片之惡勢力表示降服者，均爲民意之公敵。對鴉片之宣戰絕對不可妥協，苟負責之政府機關爲自身之私，便對鴉片下旗息戰，不問久暫，均屬賣國之行爲。欲達禁煙之目的，必須由國民政府采定全國一致遵守之計劃但在軍閥未經打倒民治政府未能統一全醫以前，拒毒團體須奮鬥不懈，千萬不可放棄堅忍與不妥協之奮鬥決心永遠抱定徹底不降服之政策。”
孫中山曆來痛恨鴉片，大力主張嚴厲。1912年中華民國初建他就任臨時大總統伊始，就向全國發布了嚴禁鴉片通令，強調對國民進行教育，以“永雪東亞病夫之恥，長保中夏清明之風”。
在孫中山嚴禁的政令下，革命黨人掌握的地區禁煙順利。期間，以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禁煙運動影響最大。柏都督在1912年9月查貨英商毒品7箱，就地進行了銷毀。英政府竟然向中國政府提出索賠25100兩白銀的無恥要求，並無賴地公然出動兩艘軍艦進行威脅。柏都督毫不退縮，集中炮隊，嚴陣以待，英艦不得不黯然退走。此舉受到孫中山的稱贊，謂“貴省禁煙辦法，實可謂各省模範也。”
孫中山在政權未穩之際，即大力推行禁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他的禁煙決心和政策，給後世留下了深刻影響，正如他的政權雖僅有3個月的短命，卻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命運，在中國永絕封建帝制的陰霾一樣，無論是後來的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繼承了他的禁毒政策。
鼎鼎大名的“總理拒毒遺訓”，是孫中山禁毒思想的集中體現，如同明亮的燈塔，爲民衆拒毒運動指明了方向，如同利劍，成爲拒毒會與民國政府抗衡的利器。
拒毒會清楚自己與生俱來的使命，始終以“督促政府嚴厲禁煙”爲己任。
1925年4月，北京政府內務部提議鴉片公賣。拒毒會致函國務總理顧維鈞、總統段祺瑞，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10月，鴉片公賣之說再起，拒毒會又電請段祺瑞“明令通止”，通電號召全國各界一致反對。壓力之下，北京政府終于取消公賣。
1927年8月，拒毒會在上海召開全國禁煙聯合大會，南京國民政府禁煙處處長李基鴻成爲大會抨擊對象，用的就是“總理拒毒遺訓”。
12月，財政部次長鄭洪年會晤拒毒會代表鍾可讬、黃嘉惠，道出實情：“目下禁煙計劃，僅爲籌款之計……本部屢思修改，因軍費緊念，未遑計及。”拒毒會沒諒解政府的“苦衷”，于1928年2月，又致函新上任的財政部部長宋子文，謂“以黨治之政府，而征款及于鴉片將留萬古莫滌之惡名”，規勸政府“禁煙事業應認真從禁入手”。
同年4月國民政府禁煙當局被暴出從事鴉片征稅業務的醜聞，被稱爲“土販之巨魁、漏網之毒犯”。5月1日，拒毒會再次發表宣言，要求“當局諸公，遵從總理遺訓，采納本會主張切實禁煙，努力除毒”。
6月，國民政府采納了拒毒會草擬的禁煙方案。8月，國民政府禁煙委員會成立，拒毒會領袖鍾可讬、李登輝皆進入委員會的權力核心，鍾可讬被選爲常委，李登輝任委員會副主席。
1932年，鴉片公賣之議又起，拒毒會再次堅決反對；1934年拒毒會又向政府上書，敦促政府采取禁絕政策。
拒毒會以總理遺訓爲利器，對政府禁毒起到了積極影響，並起到了監督作用。
發行《拒毒》月刊
2782卷檔案文件：
1、遼甯省民政廳爲請即便查照令各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盡量購閱拒毒月刊以廣宣傳而利煙禁事給康平縣政府的函，發文時間1929年10月1日。
2、遼甯省政府秘書處爲通令各縣政府及各機關按月訂購拒毒月刊以利宣傳請查照徑行訂購事給康平縣政府的函，發文時間1929年11月14日。
第一個文件是遼甯省民政廳給康平縣長文子铎的函。內容首先引用了拒毒會的來函，表揚了遼甯的拒毒運動：“貴省禁煙狀況爲全國之冠”，還請長官繼續提倡。來函隨後陳述了拒毒會發行的《拒毒》月刊的巨大影響，銷售數年來，年發行25萬份以上，懇請訂閱。最後遼甯省民政廳令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盡量購閱《拒毒》月刊。
第二個文件是遼甯省政府秘書處發給康平縣長文子铎的函。內容首先引用拒毒會的函，說明拒毒會的貢獻：和毒品奮鬥六年，奔走呼號，力竭聲嘶，幸而稍有成績。《拒毒》月刊年發行20萬份（與上一條數字25萬份不符—作者注），特函按月訂購，以利禁煙。省政府秘書處同樣令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訂購《拒毒》月刊。
這兩條檔案，充分說明了《拒毒》月刊的廣泛影響。
《拒毒》月刊，共出版100多期，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的禁毒刊物。創刊于1926年5月，到1928年以後，發行量已經超過20萬份。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月刊在國外也有一定影響，非常受海外華僑的歡迎。
月刊內容豐富，且圖文並茂，文章質量高。內容包括各種法規、新聞通訊、學術文章等，更包括一些與禁毒有關的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既有一定的權威性，又雅俗共賞。
從《拒毒》月刊的發行數量可見，拒毒會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公共輿論這一調節機制。
爭取國際同情
那年那日，一個風塵仆仆的身影，開始在東北大地穿行，他是拒毒會幹事戴秉衡，獨行幾千裏之外，潛伏到東北的日租界，冒險完成《東北煙況實禍的報告》，用大量充實飽滿的事例和數據向全世界報告，日本毒品正在大肆禍害中國同胞，中國人正飽受摧殘。此報告一出，國內外一片嘩然，中國的禁毒運動開始贏得國際同情。
原來，在1924年日內瓦國際禁煙會議上，中國政府未能向大會報出禁煙詳情，遭到與會各國的嚴厲批評，國際威望一落再落，處境十分尴尬。于是，拒毒會配合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毒品調查活動，外爭國權，內拒毒禍。
拒毒會還曾多次派人到各地甚至海外調查毒情。發放調查表，並且通過其他組織進行調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拒毒會幹事曾到過北京、張家口、山東、安徽、廈門等省調查，編輯了《中國煙禍年鑒》《全國煙禍特刊》等，公開發布各地毒況。
與此同時，拒毒會還向政府、群衆廣發表格，調查各地流毒實況。
1435卷檔案文件：
1、奉天禁煙善後局爲奉天省政府准中華國民拒毒會請查填禁煙成績各項表請照辦事給康平縣公署的函，發文時間1929年1月3日。
2、中華國民拒毒會爲民國十八年三月國際複將舉行禁煙會議現擬大舉搜集禁煙成績及麻醉藥品流毒實況檢送表格式樣請依限填送所有附件證據如照片布告等希挂號寄下事的函（附各地禁煙成績簡明報告表式；辦理禁煙案統計表式），發文時間1929年2月5日。
2782卷檔案文件：
1、中華國民拒毒會爲請各縣迅速依式填報民國十八年度各地禁煙成績統計表事的函，發文時間1930年9月15日。
2、遼甯省民政廳爲催令填送民國十八年度禁煙成績表請即便遵照辦理事給康平縣政府的訓令，發文時間1930年9月25日。
3、中華國民拒毒會爲請查填各縣禁煙成績表並連同照片及捐款徑寄中華國民拒毒會事給康平縣縣長文子铎的函，發文時間1931年2月2日。
檔案2697卷檔案文件：
遼甯省民政廳爲中華國民拒毒會搜集民國十九年度全國禁煙成績統計請遵限依式分別填報事給康平縣政府的訓令，發文時間1931年5月26日。
以上文件，均是中華國民拒毒會爲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每年在全國範圍內搜集的禁煙成績、麻醉藥品流毒實況的統計表、簡明報告表。
檔案中現存的搜集年限爲1926-1930年。還有兩份催報令（函），因爲康平縣逾期未報，中華國民拒毒會直接給康平縣長文子铎發了催報函、遼甯省民政廳給康平縣政府發了一份催報訓令。
這些撲面而來的調查表，是拒毒會認真調查的活寫真，不但有函、訓令，還有催發函、催發訓令。偏遠的康平尚且如此，大城市工作的細致程度可想而知。
持續的毒品狀況調查，使得拒毒會掌握了充分的數據、權威的信息，這成爲其凝聚社會公信力的基礎，也爲政府在國際上迎來了一定的威信。
此外，在國際會議及外交糾紛中，拒毒會始終積極地利用其國際影響力爲國民政府的政策進行宣傳。
1927年，拒毒會向國聯請願，請國聯顧問委員會采用中國政府禁絕鴉片的原則，責成各國政府限期肅清煙毒。
1928年，日內瓦禁煙大會召開之際，拒毒會致函外交部長黃郛，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爲政府提供了極爲需要的資料。對此，黃郛親自給拒毒會領袖李登輝、鍾可讬回信表示感謝。
會上，遠東鴉片調查團禁止中國代表參加，且聲明不調查鴉片以外的其它麻醉毒品。爲抵制這一不公平的調查，拒毒會公開發表《反對調查遠東鴉片宣言》，與政府幾乎在同一時間采取了抗議行動。
1929年國聯副秘書長艾文諾來華，拒毒會設宴歡迎，積極宣傳中國的禁煙政策，並指出治外法權、租界對中國政府禁煙的影響。拒毒會還擬具了對國聯的說帖，請艾文諾轉交國聯。經過艾文諾的努力，說帖被西方各大報刊轉載，國際輿論開始同情中國，支持中國政府的禁煙主張。
诟病“白案”
拒毒會本不是政府機構，拒毒的阻力會更大，甚至精英人士還會遭到迫害。比如1931年黃嘉惠在赴台灣調查時，就曾遭人誣陷，這就是中國禁毒史上大大有名的“白案”。
3月中旬，黃嘉惠與夫人白芝英赴台灣考察鴉片專賣制度。他們剛到台灣，上海媒體就發表了香港海關發現白芝英的行李裏夾帶毒品的報道。
3月21日，拒毒會電召黃嘉惠夫婦回上海申明真相。在真相未明之前，由王景岐、李登輝、鍾可讬等人代理黃的事務。
4月3日，拒毒會常委會聽取黃的報告後，發表聲明“經本會各委員詳細查詢，多方研究之結果，認爲白女士事件之謠言無據”。
隨後，黃嘉惠亦發表聲明，認爲“此事全無根據。予等此次並未赴港，有護照上基隆警察署印章爲證……鄙人從事拒毒多年，觸忌各方，樹敵甚多，被人陷害，早在意料之中……謀我者之處心，其目的非僅在內子及鄙人也”。白芝英亦公開表示，“現已獲得誣陷之證據甚多，在必要時將擇其公表，以明真相”。
與此同時，禁煙委員會派員赴香港調查，並由外交部照會英使，饬令香港海關將查獲經過詳細答複。而黃嘉惠亦委托
律師向香港政府調查此案。
4月15日香港海關證明，“近來並未查獲任何私運嗎啡案件，與中國婦女有關系者”，而律師的調查結果亦顯示，“並未得有白芝英醫師私運嗎啡之任何證據”。
事情至此已真相大白，由于黃嘉惠爲國民黨上海市第三區黨部十八分部的預備黨員，該黨部亦認爲他是被誣陷。
此後，拒毒會職員全體聲明，要求政府查辦誣告人並致函各組織團體，要求公衆主持公道，施以援手。遼甯、天津、太原、福州、興化、杭州、蘇州、新加坡、巴達維亞、金華、溧陽、濟甯、哈爾濱、西安、成都等地拒毒分會，紛紛要求當局查辦誣陷之人。
“白案”最終不了了之，拒毒會與國民政府的關系自此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似乎“白案”的發生並非一個孤立事件。之後，拒毒會的財源及黃嘉惠本人的安全均受到威脅；黨政機關不再積極支持《拒毒》月刊的訂閱；“拒毒運動周”被改爲“拒毒宣傳周”……
1937年拒毒會以解散的方式，表達了精英們不向政府妥協的態度。
中華國民拒毒會爲禁毒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精英們所采取的宣傳方式，至今仍被沿用，他們不畏艱險的灼灼風華，仍在激勵後人。
選自康平文史資料總第二十三輯《追尋曆史的足迹——民國檔案中的康平》；圖片來自網絡
作者簡介：
陳雅琴，遼甯省傳記學會會員，遼甯省散文學會會員，沈陽市作家協會會員。出版專著《烽火三年》，任《中國共産黨康平縣曆史（第一卷）》執行主編、《艱苦卓絕 奮鬥不息（李濤同志革命工作生涯）》《康平地名概覽》執行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