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煙台時，媽媽每天到樓下打一斤鮮奶。買奶的有個特質的筒勺，在奶桶中只虛晃一下，蜻蜓點水似的掠過奶油，手腕一提一收，全數傾進塑料袋裏，一滴也不會灑。上秤稱一稱，恰好是一斤。媽媽便遞過去三元錢，趿拉著拖鞋，很沉著地走上四樓。
第二天一早，她將這些奶倒入鍋中，開文火，手裏攥著一把勺子，往往等不及燒開就要撇出幾勺嘗鮮，嘴唇一抿，如龍取水般地吮走薄薄的一層奶皮。
媽媽每天喝一斤鮮奶，拍打著肚皮，很苦惱地說：“爲什麽減不成肥呢？”
我們家的人對吃很上心，不客氣地說，就是各有各的饞。我和我爹像兩只河馬，屬雜食動物，肚子餓時百無禁忌。我爹在各方面都很文雅，唯有做飯時顯出山東大漢的風格。我仍然記得高中時爸爸煮面，下半盒甜面醬，過一遍涼水，最後用揉面的大盆盛出來，面小山似的拱起來，冒個尖。他把大盆放在我跟前，矜持地說：“你不必擔心不夠吃的，鍋裏還有些。”我媽媽像貓鼬一類的小型動物，吃相相對娴雅，絕不饑不擇食。說白了，她比我和我爹更饞，覓食的熱情也更高漲。兩年前，媽媽轉機，在北京歇腳一天。她老人家不顧舟車勞頓，落地第一件事，就是在鹽幫菜館裏吃了一罐退秋魚。她就很像梁實秋散文裏那個雪夜尋四樣小菜就梨的旗人老頭兒。
媽媽不憚于嘗試一切新奇的食物。外國的綠毛奶酪，叫blue cheese的，有些人覺得聞起來像發酵的臭襪子，她能如吃腐乳一般一口一大塊。跟她去路邊吃烤串，我只點些羊肉串，板筋，馍馍片一類，我媽則斟酌菜譜半晌，然後說：“勞駕，先來兩串腰子。”
我不敢造次，每每只要三四個串就作罷。這時，媽媽會從鼻子裏發出一聲嗤笑，說到：“還不夠塞牙縫的。您好，骨髓，板筋，肉串，各來十個，外加兩條羊排和一盤海蛎子。”
在波士頓時，我和媽媽從中國城買了一個碩大的榴蓮。榴蓮在冰櫃裏不知待了幾世幾年，說是榴蓮都算恭維了它，尖刺凍得如鋼針一般，簡直是條圓潤的狼牙棒。如果黃蓉穿的是這樣的軟猬甲，五大高手絕對奈何她不得。
我和媽媽卻都等不及榴蓮解凍了，用刀劈又劈不開。媽媽于是戴上烘焙手套，到儲物間拎了一把大錘。她差我將榴蓮請到陽台上去，自己左手持廚刀，右手持鐵錘，擺出一個鑽木取火的架勢，使出楔釘子的力氣，用鐵錘猛砸廚刀。
春秋時的幹將鑄劍，用錘子丁丁當當地在鐵坯上錘煉，也不會比我媽當時的神態更專注了。數十下後，堅不可摧的榴蓮表面裂開一條窄縫。媽媽將錘子和大刀擱在地上，左手右手分別扳住一片榴蓮殼，大喝一聲，手中發力，榴蓮應聲而開。
我們在樓上的動靜太大，將樓下的安阿姨招來了。她以爲我們在修補房頂。
年輕一代口味愈加刁鑽。飲食西化，愛吃內髒的少。我媽還保留著彪悍而古樸的飲食習慣，對一切下水來者不拒。人家吃些羊雜也就罷了，她在食肆裏轉悠，卻是要吃羊臉。
媽媽的一對門牙上有兩個豁口，俏皮極了。我問她，媽媽，你大學的時候都做了什麽？她總自我調侃：“打牌，嗑瓜子。”那對豁口據說是嗑瓜子留下的。
媽媽說，我不能理解從牙縫裏將錢一分分省出來的人家；我有點錢就都給你換成吃的。
我在之前寫的一篇散文裏提過我家這條不成文的家訓，即穿得褴褛不要緊，吃卻一定要隨性。
媽媽說，我得減肥了。那天晚上，我們去吃了街邊燒烤。
媽媽摸著圓滾滾的肚子，痛心疾首道：“我真得減肥了。”
次日，我們又去吃了路邊燒烤，換了一家店鋪，將海蛎子換成扇貝。媽媽戒吃，如同胡適先生戒牌。
媽媽看我這樣寫她，一定不高興。她會覺得我將她塑造成了一個吃貨，有損其光輝形象。
我最愛做的一件事，就是捋虎須。
媽媽不光愛吃，還懶于行動。
她暑假時的經典形象，就是仰臥在沙發上眯著眼睛看書，手邊是一桌子飯。姥姥在一邊收拾，嫌媽媽礙事，時常抱怨兩聲。姥姥一抱怨，媽媽就像條大賴貓似的，懶懶地打個呵欠，頗費勁地將肚子翻過來，極不情願地挪挪屁股，給姥姥讓出一片落腳處。姥姥清理完這邊，再斥責兩聲，媽媽又翻身到另一側，再讓出一小塊地方。如此能翻覆數次。
我拉她一同鍛煉，媽媽總很猶豫，不好意思直接拒絕，只說：“我一把年紀，快走就好了。”飯後，她常選擇在夢中競走。
媽媽溺愛我和爸爸，分隔兩地時卻懶于打電話，我們主動撥她的號碼，她又懶于接聽，于是就常十天半個月的失聯。我在佛羅倫薩讀書一年，其他的小朋友和媽媽天天視頻，我跟我媽打電話一共也超不過十次。今年，我和爸爸一起度過了暑假的尾巴。我們一起給媽媽打電話，她老人家好容易接了起來，也只淡淡說了幾句，便讓我們跪安了。我和爸爸都很沮喪。爸爸說，我們就像一大一小兩只哈巴狗。媽媽一招手，我們就搖著尾巴走過去。我覺得這個比喻很恰當，大笑起來。
爸爸想了想，又補充道，不過你媽對人好，是掏心窩子的好。
我和媽媽初移居美國時，境況較爲艱難。媽媽除在哈佛聽課，課余時便兼職漢語老師。她收到一百美元的學費，便興沖沖地跑進施華洛世奇，給我買了一條一百美元的項鏈，又興沖沖地來送給我。我舍不得戴，至今連塑封都還收著，只有極隆重的場合才拿出來見見光。饒是如此保養，還掉了幾枚水鑽，把我疼得夠嗆。
我已經有一對耳洞了。去年在佛羅倫薩讀書時心血來潮，想要再打一對，就去請示我老娘。
媽媽卻出奇地開明。她回複道：“打吧，少東家。打一百對也打得起。”
我渾身一陣戰栗，回道：“打一百對，耳朵就成糖葫蘆了。”
媽媽問：“你是說再打一對耳洞，而不是再定制一對耳釘？”
我稱是。
那邊半晌沒再回信。
又一盞茶時間，媽媽才又回複道：“那怪疼的。”
于是我到現在，仍然是一對耳洞，不敢造次。
媽媽少年時的照片幾乎沒有一張有笑意。我在濟南的舅舅家翻閱一冊老影集，從媽媽的孩提時代翻到少女時期，不論發型穿著如何變化，她的神態總是一致的，倔強而審視地正視前方，似乎不是在看著相機，而是透過三十年的光陰直視同歲的我。那種神情讓我想到《終結者1》中的莎拉康塔相片，沒有笑容，也並沒有悲傷愁苦的作態，姿勢服飾都顯得很平常，但那對憤怒的眼睛讓人從脊髓中生出一股悲意。
相對之下，媽媽成年後的照片就雀躍多了，笑容滿面，娉婷大方，那種青春的活力似乎比起山口百惠也不逞多讓。但她的眼睛仍和少年時一模一樣，就好像一個耿介而安靜的靈魂寄居在喧鬧的軀殼裏。那種孤直清醒的眼神放在一切場合中都不合時宜，讓一切或溫婉或慈悲的表情都顯得嘲諷，讓一切或雄壯或精致的景色都顯得虛僞，像一股冷冷炙燒的怒火，抗議著生活的庸常。
媽媽豪邁，幽默，妙語連珠，進退有度，但我時常能看到那個寡言的少年的影子。如挑一個靜谧的時刻，在她讀一本書時走到她的跟前，悄悄地蹲下，由下而上地看著她，你會看到一雙赤子的眼睛。
媽媽在本子上寫詩，然後將它們扔到一旁。這給我的生活制造了很多驚喜。一個筆記本，前一頁可能夾著去家樂福購物的發票，後一頁上就可能有幾行行書寫就的隽永的詩句。
多年前，我翻到過一首。揭開書頁，擡頭上寫著：天堂起火了。
到現在，具體的遣詞造句早忘記了，只記得諸神們很慌亂地救火，而主人公則無聲無息地走開，離開天堂。那首詩中的某種特質仍在刺痛我，就像老照片裏的那對眼睛一樣。
媽媽從最裏屋的臥室裏淒厲地喊我。我從最外間的餐廳一溜小跑，唯恐她身體不適。進屋後，我看到媽媽仰臥在床上，手持一本書，看上去很閑適。
我問她，傅老，您找我有什麽事嗎？
媽媽用了好大力氣，終于伸出一根手指頭，指了指就在她頭頂的那扇窗戶，谄笑道：“好狗，幫我把窗子關上吧。”
合著她把我從千裏之外叫過來，就是爲了關她頭頂的一扇窗。
去年寒假，我和她躺在一個被窩裏，訴說著自己一些幼稚的彷徨，以至于流下淚來。
我說，媽媽，我並不知道要學什麽，要學醫似乎也學不好。
在之前的十八年裏，媽媽無時不刻不希望我成爲一名醫生。
這時，她說：“當然是學你喜歡的東西，少東家。”
媽媽說，賈找狗，你吃松子不吃？
我當然點頭稱是。媽媽有了由頭，于是滿意地在淘寶上訂了兩箱零食，豆腐幹，鴨肫，辣藕，金針菇，榴蓮幹，香菇幹，無所不包，都是她喜歡吃的，順便給我買了兩包松子。
媽媽吃著香菇片，惆怅地說：“找狗，我想我得減肥了。”
媽媽說，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買兩把搖椅。
我說，那您老人家要求也不高。
媽媽瞪了我一樣，繼續說：“你一把，我一把，我們相對坐著，一起寫些東西，一天就這麽過去了。”
片刻後，她又說：“二十年以後再說吧。”
我買了三件新衣服，對于自己的奢侈感到慚愧，于是去彙報傅老。
我媽久違地回了一條短信。
她說，算球，我在南方買了十條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