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43期，原文標題《陳哲藝與<熱帶雨>：拍那些你懂得的事》，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在剛剛結束的第三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新加坡導演陳哲藝的新作《熱帶雨》斬獲費穆榮譽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員和迷影選擇榮譽三項大獎，與此同時，電影還得到了包括最佳劇情片和最佳導演在內的五項金馬獎提名。對于今天幾乎沒有電影工業的新加坡來說，陳哲藝是唯一的亮色。
記者/宋詩婷
曾在陳哲藝的處女作《爸媽不在家》中飾演母子的楊雁雁和許家樂二度合作
和人物在一起
“沒有人比我更了解他們。”陳哲藝微微揚起頭，眯上眼睛，好像重新回到拍攝現場。在那裏，有時他甚至不用盯著監視器看，只要戴上耳機，聽演員的節奏、呼吸和心跳，就知道那哭、那痛是真的還是假的，“畢竟，我和他們相處三年多了啊”。
“他們”指的是阿玲、阿玲的老公、公公、偉倫……《熱帶雨》裏一個個大大小小的角色。在平遙電影節首映之後的觀衆互動環節裏，有人問了陳哲藝一個問題，大意是《熱帶雨》涉及“師生戀”，會不會導向不太好。陳哲藝想了想，回答了這個問題，也好似沒有回答：“人物和情感就是這麽赤裸，我不懂得拍紀錄片，但如果給我好的演員，我可以把生活拍得比真正的生活更真實。”
陳哲藝自己也說不清楚，是怎麽一頭紮進“阿玲”這個中年女性的生活的。2013年，他29歲，長片處女作《爸媽不在家》剛剛在戛納電影節斬獲金攝影機獎，在金馬獎拿到最佳影片、最佳新人導演、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女配角四項大獎。那一年，他是華語電影界，乃至世界影壇的新星，帶著電影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就突然有這麽個想法，想寫一個40歲的女人，婚姻、事業、情感各個方面遭遇危機。”陳哲藝回憶，“我是擅長拍女人，《爸媽不在家》裏就能看得出。”
通往真實的途徑是，和故事裏的人物活在一起。“我不是阿玲，但我身邊有阿玲，我懂得觀察，懂得想。”陳哲藝說，自己用了三年時間，在腦海裏編織了形象、細節、狀態，一個個人物從模糊到清晰，到擁有各自的思想和行爲，真正落筆寫劇本時，他不是在創作情節，而是被人物的抉擇牽著走。阿玲家裏有個癱瘓在床的公公，爲公公的房間布景時，陳哲藝問了美術指導幾個問題：老人是什麽時候中風的？中風前屋子裏有什麽東西？中風後哪些東西被搬走，哪些東西留了下來？電影拍的是老人生活中的一陣子，不過幾個月的生活片段，陳哲藝卻要自己和團隊了解這個配角的一生。
阿玲也不是第一天照顧公公了，餵飯、翻身、清理屎尿的動作都要娴熟。電影籌備期，他陪飾演阿玲的演員楊雁雁、飾演老公的李銘順一起到有很多中風老人的醫院體驗生活，演員們不停練習，直到所有動作熟練到好像家裏真有一個中風六年的老人。
阿玲的學生偉倫是個家境殷實，父母卻常年不在家的孩子，拍他家裏的戲份時，陳哲藝一定要找到一處真實存在的新加坡高檔住宅，住在那裏的人要和偉倫一樣，有錢接受好的教育，用英文交流和思考。
寫劇本這三年，電影裏的人物和陳哲藝的生活糅雜在一起，他把自己的經曆也丟給了人物，拍電影成了他自我挖掘和暴露的過程。阿玲一心想通過做試管嬰兒生個孩子，手術前，她每天上班時都要坐在車裏打促排卵針。中年女人的肚子上堆積著脂肪，阿玲輕撫發青、發紫的肚皮，一針下去，再添一道傷。還有做手術的整個過程，陳哲藝就那樣赤裸裸地呈現在觀衆面前。
“爲什麽會這麽真？”他自問自答，“因爲這些我都知道啊。”陳哲藝雖然才35歲，但已經結婚10年了，沒走到阿玲和老公那一步，但婚姻裏該有的爭吵、妥協、高潮、低谷也都經曆過了。《熱帶雨》開拍前，他當了父親，阿玲爲生孩子所付出的正是他和太太所經曆過的。
人到中年，馬來西亞人，在一所推崇英文的新加坡學校做被冷落的國文老師，沒有孩子，老公出軌，家裏還有個離不開人的公公……陳哲藝對自己的角色很殘忍，他把一個中年女性所可能遭受的危機、困惑都壓在了阿玲身上。但他畢竟是愛自己的人物的，或許因爲這樣，他給了阿玲偉倫，讓她的生活裏照進一束光。
《熱帶雨》劇照，電影的大部分戶外場景都在雨中完成
“是母子、親情、愛情……你很難定義，有時候人的情感就是這麽模糊和複雜的。”在人生的低谷，偉倫走進了阿玲的生活。她是老師，給他補習國文。也像媽媽，在連綿不斷的雨天送他回家。她也像漂亮的女同學，放學後，和他一起坐在教室裏偷吃榴蓮。但在某個特定時刻，在那個狹小的房間裏，男女之間的情欲瞬間湧來，陳哲藝讓偉倫和阿玲以浪漫又幼稚的方式發生了關系。
阿玲的這段人生浸潤在新加坡東北季候風影響下最多雨水的那個季節，整個城市都濕漉漉的，營造出一種陰郁卻又浪漫的氛圍。電影最後，阿玲在馬來西亞老家陽光下的那個笑容，陳哲藝拍了33條。楊雁雁的體力和耐心被一點一點耗盡，最終給出了那個疲憊、解脫又溫暖的笑。從這個人物住進陳哲藝心裏那天起，他就想好了結局。“我拍電影拍的不是劇情，是人物和細節，開始、結局就在那裏，我要讓大家看，人物是如何經曆這些的。”陳哲藝說。
拍自己的生活
在《熱帶雨》的拍攝現場，陳哲藝很忌諱一件事，那就是飾演偉倫的許家樂叫楊雁雁“媽咪”。
楊雁雁和許家樂的這段“母子情”已經維系了六年，在當年的《爸媽不在家》裏，他們曾飾演劇中的母子。電影拍攝時，許家樂只有11歲，那之後的很多年，楊雁雁和許家樂還會相約吃飯、喝茶，或者根本不用約，新加坡那麽小，偶爾就會碰到。每次見面，許家樂都叫楊雁雁“媽咪”。
知道要和對方演這樣一對師生後，楊雁雁見到許家樂的第一件事就是讓他改口。“叫我名字就好，讓你自己舒服一點。”楊雁雁對許家樂說。
事實上，許家樂是個沒心沒肺的少年，他不在乎，不舒服的只有入戲最深的導演陳哲藝而已。“當年給《爸媽不在家》選角時，我不要漂亮的小孩，不要多好看的爸爸媽媽，我要的就是他們看起來是一個家庭。”陳哲藝說。爲了這個“家庭”，他篩選了新加坡8000多個小孩，還親自做了八個月的表演工作坊，最終才選定了許家樂。爲了當時已經懷孕的楊雁雁能繼續出演，他還改了劇本，把“媽媽”寫成了一個孕婦。
如果說，《熱帶雨》是陳哲藝將觀察、體恤生活和個人經曆相結合的産物，那《爸媽不在家》就是一部更個人化的作品。電影裏的故事就是發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電影裏的家樂就是少年時代的陳哲藝，那個讓家樂感受到家庭溫暖的菲傭就是曾在陳哲藝家工作過八年的菲傭安娣特莉。
導演陳哲藝
故事發生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之下。一個華人中産階級家庭，孩子調皮搗蛋，被請家長成了家常便飯。母親懷孕，不得不請菲傭幫忙照顧孩子。金融危機終于是波及了這個小家庭，父親失業，母親對未來憂心忡忡，大人自顧不暇，忽略了孩子，菲傭這個外人卻漸漸取代了父母，成爲孩子最親近的人。然而這種親情和友誼終究是脆弱的，在陳哲藝看來，童年從來都是殘酷的，有人突然闖入生活，有人突然離開，小孩子從來都決定不了任何事。
陳哲藝從家樂的視角講述了這個故事，一個家庭，每個人的狀態和生活細節都被精准呈現。《爸媽不在家》一上映就被拿來和台灣新浪潮經典《一一》作對比，陳哲藝也一度被視作楊德昌的繼承者。《爸媽不在家》的劇本陳哲藝寫了兩年。他的劇本沒有梗概、沒有大綱，心裏有了人物就直接一場戲一場戲地寫起來。“最初的劇本離我自己太近了。”陳哲藝說，他家裏有三個兄弟，最初他就在劇本裏寫了三兄弟，所有的故事細節和情節也更接近當年的真實狀態，“後來一遍遍的修改過程中，才用到學習電影時的技巧，讓故事和自己拉開距離，變得更大衆、更客觀的”。
這種從自己身上找故事的創作方式也沿襲了陳哲藝創作短片時的思路。在拍攝《爸媽不在家》之前，陳哲藝花了近十年時間探索短片拍攝，包括處女作《G-23》《阿嬷》《過年回家》在內的很多部電影都得到過短片大獎。
楊雁雁就是因爲《阿嬷》和陳哲藝結緣的。拍那部短片時，陳哲藝只有23歲，還在部隊服兵役，楊雁雁還見過這位年輕導演穿軍服的樣子。電影籌備期，陳哲藝還被困在軍營裏，很多時候他都是通過電腦和工作人員、演員聯系，難得的假期就被他用來拍片了。
楊雁雁第一次從大銀幕上看到《阿嬷》時非常感動，那是一個年輕人送給已故阿嬷的禮物，是一次有儀式感的告別。壓抑的病房裏，老人奄奄一息，最後的告別讓終于讓分散各地的一家三代完完整整地聚在一起。深夜，老人眼角滑下一滴淚，心髒停止了跳動，誤入病房的小孫子是送走阿嬷的那個人，他輕撫阿嬷的手，死亡也顯得沒那麽冰冷了。
後來，陳哲藝又拍了《回家過年》，他用15分鍾的短片，以春節爲切入點，呈現了新加坡華人幾十年的家庭變遷。接受采訪時，陳哲藝曾調侃自己，他說自己不是天才，沒有拍出《寄生蟲》的奉俊昊那樣的天賦，他只能拍自己了解和懂得的故事與情感，最容易的當然就是從自己和身邊人的經曆拍起。“李安不也是先拍了‘父親三部曲’，才慢慢拓展拍其他東西嗎？”陳哲藝拿敬佩的導演鼓勵自己。
講新加坡故事
《爸媽不在家》《熱帶雨》講的都是個人、家庭的小事，但陳哲藝都把它們放在了一個大的時代或事件背景下。前者的故事發生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熱帶雨》裏阿玲的遭遇碰上了馬來西亞的政治貪腐，個人命運與時代相勾連，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當年從義安理工學院電影系畢業後，陳哲藝就去了英國電影電視藝術學院繼續學習，從那之後，他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英國，至今已經十幾年了。“你有沒有這種感覺？當你身在某個環境中時，你其實沒有辦法真正把它看清楚，你是被困住的，但當你抽離開，有些距離再去看時，反而更清晰了。”陳哲藝又提到了李安，“他也是在美國寫出台灣故事的。”
雖然常住在英國，但每年都有三四個月，陳哲藝要回到亞洲，回到新加坡，那裏悶熱的天氣、東北季候風刮來的雨水，還有新加坡人英文、普通話、粵語、馬來語……各種語言無縫銜接的交流方式，這些依然是陳哲藝最重要的創作環境。
《熱帶雨》裏，阿玲尴尬的職場處境就與新加坡的文化大環境有關。“基本上，新加坡是一個全英語環境的國家，大家開口就講英文，尤其是近些年，年輕一代的中文水平更差了。”陳哲藝說，這和到新加坡移民、工作的中國人越來越多有關，年輕人更願意用說英文體現自己是新加坡人的歸屬感。在這種風氣下，說中文的新加坡華人越來越少，學校也不重視中文教育，阿玲們在工作中的地位就越來越尴尬了。
“雖然我從小說英語，用英文思考，但我骨子裏是很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忘了語言，人會沒有存在感，找不到身份認同，所以最近幾年，我一直都很關注新加坡的中文教育問題。”陳哲藝說，這也是他寫《熱帶雨》這個故事的文化背景。
電影裏，語言是情感關系的紐帶，也是階級和身份的象征。圍繞在阿玲身邊的是只說英語的老師和學生，中英文混雜的老公，而與弟弟、媽媽交流時，她又要撿起馬來語。電影裏，每個人的台詞都暴露著人物的身份和精神世界，新加坡人看《熱帶雨》，會比外人領會得更精准。
最近這一年，有太多人和陳哲藝提起那部好萊塢制作的與新加坡有關的電影《摘金奇緣》。“不誠懇的，憑空想象的新加坡。”這是陳哲藝接受采訪時對電影的評價。在那部電影裏，他找不到那個自己熟悉的新加坡，“漂亮這東西沒有價值，鏡頭裏有情感，才是電影的價值”。
直到今天，新加坡也幾乎沒有屬于自己的電影工業，多的時候一年拍個20部電影，少的時候十部八部。這些電影大多是喜劇和驚悚片，還是特別本土化，很難被外人欣賞的那種。陳哲藝是看著好萊塢大片和港片、台灣片、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作品長大的，今天的年輕人更不願去看那些與世界脫節的本土電影。所以，陳哲藝想扛起這份責任，“如果我不去講新加坡故事，不把我觀察到的、體會到的、思考到的、不滿意的東西拍出來，那就沒有人去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