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彩票業自1987年發行第一張福利彩票到今天已走過30個春秋。彩票發行額最初的僅爲0.174億元，但到2008年，福利彩票機構發行銷售6039795萬元，體育彩票機構發行銷售4561530萬元，全國共發行銷售彩票1060億元。爲社會籌集了大量的公益金，而且彩票本身也在進步，遊戲玩法越來越豐富多樣，並被廣大人民群衆所接受，彩票已經成爲廣大人民群衆新的娛樂休閑方式。
然而，放眼全球，中國彩票業與國際先進水平不僅存在著高新技術和嶄新的營銷理念的差距，而且還存在著不能適時調整頭等獎獎金、適應彩票市場發展的問題。因此，將我國彩票現在的頭等獎獎金封頂爲500萬元調高爲1000萬至1500萬元，是發展我國彩票市場的重要舉措。 [您是否贊同中國彩市將頭獎封頂提至1000萬]
一、調高頭等獎獎金是抵消通脹因素以及滿足購買欲增長的需要
我國彩票最高獎限制在500萬元是2000年財政部作出規定的。考慮到中國國情，樂透型彩票規定500萬元，既可以保證中獎者基本解決許多生活問題，又避免像美國一人獨得3億美金中獎畸重的現象，産生新的社會問題。然而，10年的社會發展，已今非昔比。
在中國彩票資金構成比例中，雖然規定返獎比例爲不得低于50%，但扣除偶然所得稅後，實際只有40%左右，最高獎500萬元中獎者只能獲得400萬元，這在世界上可能是絕無僅有的。對彩票發行收入提取公益金實際上等于已經征了稅，中獎獎金是對購買彩票行爲的獎勵，再征收個人所得稅意味著降低頭等獎，這不利于鼓勵人們購買彩票，從而難以籌集更多的公益金。從國際範圍看，對彩票中獎獎金征稅的做法並不普遍，目前只有中國、美國等極少數國家采取這種做法。
從規定500萬元到現在10年時間裏，人們的生活水平和消費偏好有了很大變化，通貨膨脹2008年、2009年都在持續著，400萬元獎金的吸引力在走低。據調查，90%的彩民中頭獎後期望用來買房、購車等，改善生活，但是，房産價格已經上漲了三四倍，有的上漲了近10倍。在2000年時100萬元能夠買得的房子，現在400萬元已經買不起了，即人們消費期望及實際情況都發生了改變。
國家統計局曾公布6萬—50萬元，是界定中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計算)的標准。一項美國人做的報告顯示，在北京，每年需要78萬元才能過上中産的生活。彩民購彩肯定是爲了中獎後達到中等收入以上的生活水平，即過上年收入至少在30萬元及其以上的生活水平(按每家庭3人計)。根據美國Charles T.Clotfeter&Philip J·Cook和DavidNibert，以及中國彩票業的調查，購買彩票者主要是中老年人。我們假定50歲中頭獎，活至80歲，他期望得到900萬元以上的獎金(不含稅)。又有人計算，城市中産一生花費300萬元已經不夠了，需要1000萬元。故而，目前頭獎調整爲稅後1000萬—1500萬元爲宜。
二、抑制猖獗的賭博活動
我國是禁賭的國家。但是，境外博彩公司或組織視中國市場爲肥肉，一直垂涎觊觎。更有境內人員置法于不顧，或國內設賭，或與境外勾結，以身試法，铤而走險。其表現是：
(圖1)中國打擊出境賭博態勢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華網，2007年2月2日
1.在中國周邊設置賭場(圖1)
澳門許多賭場在中國內地的大城市設有辦事處或者通過各種合法形式，如貿易公司、投資公司進行掩護。利用其獨特的資金融通、人力資源技術網絡專門負責聯系賭客，幫賭客轉移資金和安排簽證。通常光顧賭場的有三類人：觀光客、小賭客和高端客戶。高端客戶這部分人數大約占據總賭客人數的1%，卻提供了30%的收入，這部分人中一大半是來自中國內地的富豪和持公款消費的官員。賭客一般將錢直接存入賭場內地辦事處的信用卡中，賭場通過電話了解賭客存入的欠款數量情況爲賭客提供相應的籌碼，通常賭客第二天就可以憑著錢莊開出的一張收據，在香港或澳門拿到相應的美元或港幣。另一種方式是以虛假海外投資和對外貸款的方式在國外成立“空殼公司”或“空殼銀行”，將資金轉入海外“空殼”賬戶。
另外，賭資還可以通過香港業務機構經外資銀行開出支票或電彙，進入賭博公司賬戶；在境外通過個人關系拆借外幣，在內地以人民幣歸還；或通過貿易往來的賬戶數字操控取得外幣差額。可謂“資本有多少條通道，賭資就有多少條通道”。
2.以隱蔽性強的網絡引誘賭博
2000年，剛剛在世界上興起5年的網絡賭博開始向中國境內滲透，在一些經濟和網絡都比較發達的省會城市和大中城市中，招攬網絡賭博的代理和會員。網絡賭博最常見的形式是賭球。賭球莊家瞅准了互聯網的普及性和迅速性，在一些賭博合法化的國家和地區申請建立賭博網站，將世界各地尤其是歐洲的足球比賽場次、時間、預測結果以及賠率等信息在網站公布，讓人們浏覽他們的網站並吸引賭博人員參與賭球活動。網絡賭博正在從專業化、高層次向低層次普及，但賭博的上層鏈條仍在境外——賭博網站的大莊家多爲境外人員，他們一般不會直接接受賭徒的投注，而是授權給中國境內二級代理或三級代理接受投注。在發展二級莊家時，大莊家會向他們提供密碼、銀行賬號，供進入網站投注。二級莊家發展三級莊家也是如此。莊家之間不“越級”聯系。中國足球賭球的案件將牽出上百人。
他們爲了管理賭博通道，不惜血本培訓操作手潛入內地操作。
我國公安機關對非法賭博進行了打擊，也一度使我國周邊賭場轉業、停業，但是，總體來說防賭形勢嚴峻。
其一，境外賭場如拉斯維加斯，用專機接送中國境內的富豪，模糊旅遊與參賭的邊界，引誘參賭。同時利用亞洲人尤其是華人嗜賭的文化弱點，設置完全亞洲風格的博彩專區，人稱“鯨魚”的超級賭徒單注可以下到5萬美元甚至以上，一個周末就可以抛掉數百萬美元。“鯨魚”中八成來自亞洲，而且來自中國大陸的豪賭客在賭場上越來越占據重要地位。
其二，我國周邊新建賭場增多。如2008年，新加坡批准賭博合法化。2009年8月27日，俄羅斯總理普京批准濱海邊疆區政府可以在該地區設立一個大型賭場。另外還批准，俄境內阿爾泰邊疆區、加裏甯格勒州以及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和羅斯托夫州交界的地帶也可以開設賭場。顯而易見，未來建成的賭場將主要面向鄰近的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日本等國的大量遊客。越南政府2008年5月22宣布，政府已批准加拿大一家公司在距胡志明市不遠的海濱設立賭場與度假村，投資的資金爲42億美元。
美國賭場也參與對中國的“合圍”。以美國金沙集團爲首的各國賭博集團紛紛向澳門注資。金沙集團是拉斯維加斯最大的賭博集團，它在澳門建立的賭場2004年5月開業後，1年內就賺回了總投資3.65億美元。韓國、日本、緬甸、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等國，或已有賭場存在，或計劃開設新賭場，“目標針對的主要是中國人”。連身處內陸、沒有賭博傳統的蒙古人也打起了賭場的主意。近日，首都烏蘭巴托機場附近要建一個名叫“馬湖”的大型賭城。
因此，提高頭等獎的獎金，可以將潛在的博彩參與者吸引過來。
三、挫敗“私彩”
公彩是指由政府批准發行的彩票，除了返獎外全部收益通過稅收或直接上繳的形式集中于財政部門用于資助公益事業。私彩是相對公彩而言，一般由個人或者企業作爲私莊非法組織發售的彩票，通過傳銷式的方式進行銷售，所獲收益也全部被這些私莊據有。在我國公彩迅猛發展的同時，私彩也從東南沿海逐漸向內陸蔓延，而且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2003年，廣東省農村購買地下私彩的金額高達33.2億元，比廣東體彩年銷量還多出4億元。私彩花樣繁多，主要包括“萬字票”、地下“六合彩”、網絡賭球等。
私彩在我國蔓延並造成了極大的社會危害。我國私彩的種類繁多，目前全國已有十幾個省份已經不同程度地遭受私彩的侵害。治理私彩除了嚴厲打擊、加強彩票宣傳外，還需要調整現有的彩票遊戲。私彩之所以能如此猖獗，主要是因爲它比現有的公彩遊戲更具吸引力。目前，公彩與私彩最大的差別是在返獎率上。如果提高公彩頭等獎獎金額度，將會擁有更強的公信力，提高公彩的發行效率，私彩問題最終肯定能夠得到解決。
四、有利于底層人群向上流動
2006年2月12日《望新聞周刊》刊登的文章認爲，社會底層的人群日趨定型，缺乏改變自己命運的渠道和機會，難以實現公正、合理、開放的向“上”流動。
低保是針對城市貧困人口的新型社會救濟制度，目前基本涵蓋了城市最底層的居民。雖然享受低保的人數是動態的，但“低保戶”的人員構成卻日趨穩定，成爲一個相對“凝固”的群體。除孤寡老人、殘疾人和慢性病人等喪失勞動力的低保對象外，有勞動力的無業失業人員及其家屬構成了“低保戶”主體，約占總數的40%—50%左右，在一些老工業城市，這一比例更高。重慶市土灣街道轄區內有近10個大中型破産企業，“低保戶”占街道總人口的12%左右，其中有60%都是企業下崗失業人員。
與“低保戶”相比，農民工是一直處在城市最底層的群體。他們缺乏保障，只要能夠找錢，任何髒、累、苦、險的活都願意幹，由于戶籍、就業、社會保障等制度障礙的存在，他們要上升爲“城市人”的渠道更少，難度更大。據重慶勞務部門調查，重慶主城九區共吸納農民工約140萬人左右，其中融入城市主流社會，並起一定行業骨幹作用的不到5%，絕大多數農民工一直從事建築、搬運、餐飲服務等行業，其中完全靠出賣勞動力爲生的“棒棒”(挑夫)就有20萬人以上。有的農民工已經在城區生活了10年，仍然在當“棒棒”、擦皮鞋、擺地攤……
有關部門調查表明，不僅城市底層群體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難度加大，其子女通過教育、就業等正常渠道進入更高層次，比如公務員、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階層的難度也越來越大。父母職業、家庭收入、家庭社會關系等因素對個人發展的影響明顯增強。
《望新聞周刊》在成都、重慶、西安等地采訪的大多數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和進城農民工都表示，目前自己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已經定格，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因此希望子女有一個更高的事業發展平台，以此改變家庭的命運，但現實的情況卻與他們的期望有很大差距。據成都市有關部門最新調查，在目前的公務員隊伍中，父母是“進城務工人員”的比例最小，僅占2.8%，父母是“普通職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務員”的比例最高，達到33.3%；在目前的公務員隊伍中，希望子女“當公務員”的高達28%，希望子女“當普通職工”的僅1.5%，希望子女“當進城務工人員”的爲零。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員胡光偉認爲，當前中國教育的公平性失衡，是造成“代際繼承效應”增強的重要因素。2004年成都、重慶、西安城市居民的教育費用支出都增長了20%以上，遠遠高出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的增幅。據成都城市調查隊調查，教育支出已經占低保家庭消費支出的19%，僅次于食品支出。有40%的低保對象認爲當前生活最大的困難是“教育費用高，無力承擔”。
“在社會底層強烈渴望改變其經濟社會地位的沖動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會流動渠道變窄或被阻塞，將可能形成影響社會穩定的沖擊波，甚至成爲孕育社會動蕩和暴力的土壤。”一位學者發出如此警告。
據調查，購買彩票的人群中，百分之七八十屬于中低收入者。提高獎金額度無疑是爲底層人群向上提供了一個通道。
總之，不適宜的頭獎設置會抑制彩民的購買欲望，因爲彩民的購彩動機與頭獎成正相關。譬如，樂透型彩票上市後即開型彩票産生了一定的沖擊。于是，爲提高即開型彩票的市場吸引力，扶持即開型彩票市場，財政部提高了即開型彩票單注獎金封頂限額，將即開型彩票單注獎金最高限額從50萬元提高到了200萬元，期望能對2002年以後的即開型彩票市場産生積極作用。但是，實際上自2001年以後，即開型彩票一直處于低迷狀態，2002年全國發行即開型彩票30.82億元，市場份額僅爲8%。即開型彩票市場不景氣的原因除了缺乏適應市場的技術支持，發行銷售方式不能適應市場環境的變化外，頭獎較低應是主要原因。
相反的例子是，在2006年3月7日進行的中國福利彩票雙色球第2006026期開獎中，該玩法在時隔23期之後，終于迎來了其在2006年的第二次“倒三七”派彩！在此利好刺激下，雙色球成功點燃公衆的購彩激情，當期銷量增長明顯，達到1.01億多元，比上周二銷量提升了700多萬元，創下雙色球“一周三開”後周二銷量的新高！
另一例子是2009年9月29日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發布的“雙色球啓動兩億元派獎活動”，該活動規定：爲了回報廣大彩民對中國福利彩票雙色球品牌的支持和厚愛，促進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將于2009年10月15日開始中國福利彩票雙色球兩億元派獎活動。活動將連續派獎40期，每期加獎500萬元，派發給當期一等獎。“2元能中1500萬”將是這次派獎活動的最大亮點，按照活動規則，如果當期一等獎只中出1注，一等獎獎金將有可能高達1500萬元。
在2009年10月15日雙色球開獎時，當期投注239496416元，刷新紀錄。以後均保持2億元的投注規模。
由此，高獎金無疑刺激了彩民的購買欲望。然而，這種派送是暫時的，是動用調劑金的，並非常態。爲促進彩票發行，應該首先讓利于民，保證返獎比例真正達到50%以上，也必須提高頭等獎的獎金額度。因此，財政部可考慮取消對中獎獎金征稅的政策或者提高頭獎金額。根據2001年的一項調查，海南省38.8%的彩民希望不封頂，31.4%的彩民希望封頂但獎金要提高；北京地區有70.2%的彩民希望封頂獎金有所提高。這說明取消對中獎獎金征稅的政策或者提高頭獎金額是衆望所歸。獎金提高後，群衆購彩興趣高昂了，總收入可以大幅度提高。
如此，我國彩票事業將更加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