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春節已過去一周有余，但對甚少歸家的人們而言，那門前新貼的春聯，豐富可口的年夜飯，還有父母精心布置好的房間，這些暖心的小細節仍曆曆在目。即使遇上熱衷八卦和日常催婚的親戚，也無需驚慌，只需和2016年上海彩虹合唱團推出的《春節回家自救指南》一般，“搓麻將到天明”，便可繼續談笑風生。在許多人的印象中，麻將市井粗俗，這下怎麽卻成了春節家庭和睦的利器呢？看來這麻將，並不簡單。
春節回家搓麻將已成常事，有商家趁機推出“麻將湯圓”，取家庭團圓之意（視覺中國/圖）
當之無愧的國粹
提起高雅，許多人先想到的是圍棋或象棋，但其實，麻將當中蘊藏的曆史文化內涵絲毫不輸。19世紀後期，在浙江甯波一帶出現了一種名爲“麻雀”的棋牌遊戲。這副棋牌由竹子和牛骨制成，牌張可根據其牌面圖案分成序數牌、字牌和花牌這三類，牌數最多可達148張。後來，這一遊戲就如徐珂在《清稗類鈔》中指出那般，“不胫而走，遂偏南北“，而“麻雀”這一名字，也在口口相傳時演變成了“麻將”。
雖說直到1875年麻將才以“麻雀牌”第一次出現在文獻上，但麻將的根源卻可追溯至戰國時期的擲采行棋遊戲“六博”，這種遊戲深受王公貴族歡迎，後來還衍生出可葉子戲和骨牌這兩種棋牌類型，而兩者又衍生出許多種新棋牌，其中包括了馬吊。馬吊牌出現在明朝中葉時期，它 “四十頁爲一具，一頁爲一種，分爲四門，自相統轄”。這種遊戲必須四人同台，正所謂“謂馬四足失一，則不可行”，因此命名爲“馬掉”。馬掉的牌面常印有“文”“索”“萬”和銅錢圖案，而古代常用線索將銅錢吊成一串，久而久之，名字也變成了“馬吊”。
目前，學界普遍認爲馬吊牌即麻將的原型，但若仔細探究麻將的打法，便會發現當中還揉雜了其他同一時期的葉子戲的玩法，比如碰和牌。在《紅樓夢》第四十七回中，賈母、鳳姐和鴛鴦玩的就是碰和牌，它具有詳細的碰牌和杠牌規則，並在這基礎上衍生出花將牌，而後者也被部分學者認爲是麻將的前身之一。
每一張麻將牌的來源和設計大有玄機（資料圖/圖）
小小的麻將牌，每一張都各有含義，除了筒子、索子和萬子這三款序數牌外，還有 “東、南、西、北、中、白、發”這六款字牌。“發、中、白”被視爲是依次指代“天、人、地”這三才，它們與指代方向的“東、南、西、北”一同構成古人“天圓地方”的哲學思想。此外，麻將的八張花牌以梅、蘭、菊、竹爲首，這古代“四君子”出現在麻將桌上，也被解讀爲是傳統君子文化的象征。
與此同時，各地打麻將的習慣反映了地區鮮明迥異的文化特征。以南方麻將爲例，按照不同麻將規矩，可劃分成長沙麻將、廣東麻將、四川麻將、武漢麻將和杭州麻將。其中，長沙麻將講究節奏，武漢麻將講究算法，而向來有“血戰到底”威名的四川麻將講究的是氣勢，一家胡牌後還要繼續打下去，直到決戰出一人勝負方才罷休。這些打法都是由當地人民在當地人文的基礎上改良形成，因此怎麽玩，反映的是一方風土情。在對外開放的地區如廣東，地區內部又會再分成雞平胡、推倒胡、新章和老章這四大玩法，而這也體現了廣東吸收衆長、融會貫通的文化特色。由此看來，說麻將是國粹，那是再適合不過了。
麻將與“喪”
雖說麻將背後的學問大有淵源，但在近代不少文化名人看來，麻將只能使人喪。胡適在《麻將》一文中激憤批判國人沉迷麻將，直指麻將是繼鴉片、八股和小腳後的中國第四害，甚至還算起國人每日花在麻將上的時間，說國人在麻將上損失了“十六萬七千日的光陰”；梁實秋也在《談麻將》一文的開頭就提起，在他第一次向父親問起麻將的玩法時，一向嚴肅的父親讓他直接去有煙花柳巷代稱的八大胡同，嚇得他再也不敢在父親面前“談麻將”。
麻將之所以有如此惡名，主要原因還是離不開兩個字：賭博。麻將本是只作娛樂消遣之用，可當它摻雜了金錢利益時，就容易勾起賭徒的魂，使人上瘾。在明朝，當麻將還是叫馬吊時，顧炎武就曾在《日心錄》中痛斥：“萬曆之來，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啓中，始行馬吊之戲。”
賭博是官吏腐敗的現象之一，但社會的衰落卻不能歸罪于麻將——畢竟麻將只是一種遊戲，它被用于何處，關鍵在于人。據南洋公學教師許指嚴于《十葉野聞》中考證，麻將流傳至全國可分爲兩個階段：一是1894年甲午戰敗後，麻將從江浙地區傳到了北京；二是1901年簽訂《辛醜條約》後，麻將從北京流向全國。在這一時期社會動蕩民生凋敝，人們的精神生活匮乏，一些人開始沉迷賭博，而麻將也漸漸與玩物喪志劃上等號。
不僅如此，麻將還曾是男權社會用來約束女性的産物。民國時期，許多夫人小姐因沉迷麻將遭到诟病。爲此，學者賈欽涵在《玩物喪志？——麻將與近代中國女性的娛樂》一文中提到，盡管民國時期女性地位有所提高，但民國社會的男權特性本質不變，容納新女性的社會空間有限，而這會導致女性在新舊社會交替之際對自身的社會和家庭身份認同上産生錯位，繼而只能轉向麻將，沉淪于玩物之中。
在張愛玲著名小說《色，戒》中，小說的開頭第一句便是：“麻將桌上白天也開著強光燈，洗牌的時候一只只鑽戒光芒四射”，講的是王佳芝和三位官太太明面打牌，背地攀比丈夫財力地位的一幕。李安在作電影改編時，看中了這麻將桌上不露聲色的較勁，將王佳芝和太太們打麻將的場面增加至四場。通過演員們打麻將時的神態，將當時男權社會的特征在這方正的麻將桌上盡數展現。
有趣的是，在20世紀後期的文學作品中，麻將成了女性尋求自主幸福的道具之一。1989年，美國華裔作家譚恩美出版了《喜福會》，該小說講述了四位在1949年移民至美國的中國婦女組建“喜福會”社團，定期搓麻將聚餐的故事。在故事中，麻將成了四位飄蕩海外的母親對抗生活艱難的工具，自然也成了書中女性自主獨立的象征之一。
麻將的用武之地
麻將可不止讓人“玩物喪志”，對更多人而言，它的意義還有許多。梁啓超本人就對麻將有相當高的評價，說打麻將“可以觀察人的品格，還可以鍛煉堅忍精神“；傅斯年更是親自在《申報·自由談》撰文談麻將蘊涵的人生哲學，他指出，打麻將講究時機運氣，而這與中國人的天命論不謀而合。
2017年7月3日，在美國紐約布賴恩特公園，麻將愛好者參加“麻將馬拉松”活動。（新華社 王迎/圖）
而在外國人看來，麻將成了他們探索中國文化最有趣的渠道。它豐富的文化內涵與其入門易、上手難的遊戲規則吸引了不少對中華文化感興趣的外國人。近代翻譯家杜亞泉在《博史》中記載：“民國十年前後，麻將牌流行歐美，骨牌之輸出，幾成爲巨額之商品”，在海外旅居的國人甚至會被聘爲麻將導師。不僅如此，在新加坡、日本、韓國、美國等地甚至還衍生出一套成熟的新麻將規則，自成一派。1998年，國家體育總局出台《中國競技麻將規則（試行）》，推行國標麻將的同時，也再次推動了麻將在國際上的發展，各國人民搓麻將熱情也越來越高，甚至還成立了麻將協會。2007年，首屆世界麻將錦標賽在四川峨眉山舉行，來自17個國家的144名選手參賽，其中外國選手達95名；2010年，第二屆麻將世錦賽在荷蘭舉行，丹麥獲得了該屆世錦賽的冠軍，而中國隊僅居第二。
“六嬸，三太公，大衆開枱啦面似蓮蓉，又放工，打餐懵，圍埋砌幾圈論呀論英雄。”香港著名歌手許冠傑在歌曲《打雀英雄傳》的開頭就呼喚起親朋鄰居，讓他們在下班後相聚，齊打麻將“論英雄”，而這也成了當下不少年輕人在過年回家時的寫照。隨著科技和社會的進步，年輕人與老一輩之間的隔閡也越來越大，共同話題也越來越少，那些發自內心的關愛也隨之成爲定時炸彈。而這時候，麻將就成了雙方交流的最佳途徑，它的打法極具地方特色之余還富有趣味，雙方在麻將桌上盡情過招時還能隨心所欲地交談，哪怕對桌的二姑在催婚，旁邊的三叔在問工資數量，也無需介懷，待自己贏上幾局，氣也就消得差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