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視角讀金庸
刀劍棍棒，眨眼間已然成了絕響。
長大後，它是我睡夢中的回想。
就算沒有讀過金庸的小說原著，小時候我們也多半看過內地、港台乃至新加坡改編的金庸影視劇。當金庸遠去，武俠小說的時代落幕，讀者們似乎也更熱衷于閱讀一些“解讀金庸”的文章。如六神磊磊讀金庸，其實並非想要做金庸的研究，套用《奇葩說》的話，與其說是一道武俠題，更多地是一道人情世故題。
研究金庸的專家學者自然不少，如六神磊磊、張佳偉等妙解金庸的互聯網大V同樣很多，但胡文輝這本《拜金集》卻是別出機杼的一本。
這本書中固然有一些篇章談論了金庸具體某部小說，某個人物形象，某些觀念背景乃至談論了金庸本人（其“先豎大拇指，而後豎中指”可謂妙論），但也有許多篇幅，並非專爲討論金庸而寫，只是涉及到了金庸小說而已。其中不少篇章有著比較文學、文化研究與文獻考據的味道，讀起來讓人頗感有趣。
《雪山飛狐》的模式
金庸早期作品《碧血劍》《雪山飛狐》都用了一個特殊寫法，小說實質上的主角金蛇郎君、胡一刀並未真正出場，他們的故事都由別人敘述而來（但在影視作品改編時，卻讓他們實際登場）。其中《雪山飛狐》運用得更加刻意，與《碧血劍》中串聯全書的袁承志不同，胡斐在小說中完全讓位給了旁人口中的胡一刀。
梁羽生早就指出，《雪山飛狐》的手法顯然是受日本電影《羅生門》的影響。但金庸對此不置可否，他否定了《碧血劍》師承于《蝴蝶夢》，也對簡單地認爲《雪山飛狐》效仿《羅生門》表示氣憤。
金庸是否在創作中借鑒了《蝴蝶夢》《羅生門》，很難證實，但這類寫法的來源，胡文輝提出了一個新的可能，也就是莎士比亞的《亨利五世》中的福斯塔夫。福斯塔夫在國內可能名氣不大，但他可能是莎士比亞筆下“最受歡迎”的角色（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就對福斯塔夫這一形象不吝贊美）。
《亨利五世》中，酒店老板娘轉述福斯塔夫之死，以及酒店老板娘與福斯塔夫之間的男女關系，與《碧血劍》《雪山飛狐》確實有幾分相似之處。當然，《雪山飛狐》未必來自《羅生門》，《天龍八部》中阿朱替父身亡的情節也未必來自芥川龍之介的短篇《袈裟與盛遠》，但以比較文學的視野，分析不同文學作品中的相似之處，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東方不敗的名字來源
《笑傲江湖》有政治影射的寓意，在學界和讀者中早已得到公認，但與“朝陽神教”（日月神教原名）、葵花寶典、向陽巷等名字不同，“東方不敗”這個名字，其實是一個文化幻象，在電影《東方不敗風雲再起》裏，東方不敗展露神話化的武功，閑庭信步地摧毀番鬼佬的堅船利炮，並公然聲言“你有科學，我有武功”，這才將“東方不敗”的意蘊才表露無遺。
胡文輝說，所謂“武功”，不過是爲了克服“科學”而形成的一種技擊神話，是對西方技術文明強勢的通俗回應。在真實的近代史中，更加“科學”的西方大獲全勝，依賴于“武功”和“請神上身”的中國則一敗塗地。在某版電視劇《笑傲江湖》中，將東方不敗設定爲女子，名字也變成了東方白，對于原著中的意蘊形成了顛覆，但恰好符合真實的近代史。
據胡文輝查證，類似“東方不敗”這樣的名字，在近代小說中其實不少，吳趼人一九〇八年的《新石頭記》，寫賈寶玉從“野蠻世界”（影射當時的中國）來到“文明境界”（幻想未來的中國），那是個高科技的烏托邦，實行君主立憲，其聖明的君主名“東方強”，並由三子“東方英”“東方德”“東方法”及一女“東方美”分別執掌各區行政。
而荒江釣叟一九〇五年的《月球殖民地小說》，主角龍孟華之子名“龍必大”，碧荷館主人一九〇八年的《新紀元》中，爲中國高奏凱歌的海軍元帥名“黃之盛”……其實這樣的取名方式，漢代就早已有之，比如“馮漢強”“郭破胡”“焦滅胡”這些名字，其實背後是一以貫之的精神勝利法。
床上愛國主義
如果說“東方不敗”是名字上的精神勝利法，那麽中國男人與西方美人上床，就是所謂的“床上愛國主義”。用澳洲漢學家白傑明評價《北京人在紐約》的話來說，金發美人也是西方的象征，在生理上征服金發美人，亦等于在心理上戰勝西方。
劉紹銘《風月報國》 引述這一觀點時說，風月不忘報國，仿佛是阿Q精神勝利的現代版。唐德剛小說《戰爭與愛情》中同樣有一句“這次張老參足足花了三十塊銀元，終能在一個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國了一番。”寫得更加入木三分。
金庸小說也有這種“床上愛國主義”的影子，比如《鹿鼎記》中，有人在“殺龜大會”上提議，將陳圓圓擄來之後，要開一家妓院，讓吳三桂真正做一只大烏龜。韋小寶對此“大爲贊成”，這和王起明、張老其實並無區別。
有趣的是，金庸小說中的異族愛戀，早期多是發乎情、止乎禮（比如陳家洛和香香公主、郭靖與華筝），後來雖然在《倚天屠龍記》中沖破了這一束縛，讓張無忌和趙敏終成眷屬，但另一方面，金庸也不敢讓異族主角蕭峰和漢人女子阿朱“塞上牛羊”，只給他們安排了悲劇結局。
當然，金庸小說中也有作爲配角的少數民族男子娶了漢族女子，耶律齊這個漢化了的契丹人就是一例（同樣是契丹人，他卻衆望所歸地當了丐幫幫主，和前輩蕭峰天差地別），不過在主角的安排上，金庸甯可修改大理段氏的家族淵源，也不敢輕易讓外籍男主角娶了漢族姑娘。
《白馬嘯西風》主角李文秀也不會嫁給哈薩克的蘇普。胡文輝總結說，漢人男子找了外族女子總有好結果，外族男子找漢人女子就沒好結果。也許金庸的潛意識中，也有“床上的愛國主義”。
這種“床上愛國主義”固然庸俗，但並不妨礙我們從中挖掘出一些有意義的內容，比如反過來看，戰時委身于敵軍的女性，則往往會受到這些“床上愛國人士”的攻擊，自白說“我什麽都沒做過”的陳圓圓就是其中一例。
而這些攻擊並不單單來自我國，在西方的流行文化作品中，不難找到傾心于白人男主角的東方女性，而反過來，當本國女性在戰爭時期委身于外國軍人，就會承擔世俗的怨憤，成爲國恥的替罪羊。
無論是戰爭時期的法國、荷蘭，還是戰敗後的德國，無法在戰場上獲得勝利的男人，似乎只能從女人身上發泄。伊恩·布魯瑪的《零年》和深綠時分的小說《戰地廚師》都提到，對于那些和敵軍成雙入對的本國女性，本國的男性發出了“剪掉頭發”乃至“火刑”的威脅。
布魯瑪說，女人的榮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男人的榮譽，而戰後的局勢顛覆了舊秩序，女人再也不受男人的控制和擺布，這也許才是她們罪孽深重之處。
胡文輝還提到了由芥川龍之介名作《南京的基督》改編的電影，這部電影有趣之處在于，故事裏的日本作家岡川由梁家輝飾演，中國妓女金花卻由日本女星富田靖子飾演。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在談論這部電影時，雖然覺察到了這可能是高度顛覆性的文化政治行爲，但並未談論太多。
而以胡文輝的觀點來看，按故事本身來說，是“床上的賣國主義”；但按演員來說，就符合“床上的愛國主義”了，這一設置，恐怕不是梁家輝“世界的人都一樣，不同的只是語言而已。”就能一筆帶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