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鞏固社會契約的措施方面，同一天發言的另兩名工人黨議員陳立峰（後港區），以及蔡慶威（盛港集選區）都針對在職母親子女估稅扣稅（Working Mother’s Child Relief）提出看法。
對于這樣的形容，畢丹星覺得有欠妥當。他認爲，因爲這麽說會加強人們對“兩個新加坡”的看法，導致高收入者和富裕人士，以及中低階層形成對立。
他們都爲中等收入的在職母親發聲，認爲新的估稅扣稅方式對她們不利。
“我的看法是，新加坡的社會契約必須是全民一心，大家齊頭並進，一起應對不可預測和可能出現混亂的未來。我們必須提防社會出現分裂，不讓富裕和高收入者，與其他新加坡人對立。”
在今年題爲“攜手前進新時代”的財政預算聲明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宣布一系列“富人稅”，包括增加高檔住宅的買方印花稅和調高豪華車稅率，同時出台多項援助措施幫助弱勢群體。
國會反對黨領袖、工人黨秘書長畢丹星說：“這兩個新加坡很容易就會成爲現實，造成社會中的摩擦。新加坡是一個小紅點，兩個新加坡的存在，必然會相互擦撞。”
有評論者和媒體因此形容，這是一份“羅賓漢預算”，指政府是在“劫富濟貧”。
兩議員：子女估稅扣稅調整不利中等收入在職母親
畢丹星星期三（2月22日）參與新財年政府財政政策辯論時，通過勾畫兩個截然不同的新加坡，來呼籲政府把資源再分配放在政策制定的核心，消除不平等和扶持處在底層的人民。
畢丹星星期三參與新財年政府財政政策辯論時，通過勾畫兩個截然不同的新加坡，來呼籲政府把資源再分配放在政策制定的核心，消除不平等和扶持處在底層的人民。
一個新加坡是與全球接軌的金融中心，機會處處，無論是本地人或外國人都享有高薪，大家協力推動經濟發展；另一個新加坡是多數新加坡人生活的地方，人們覺得社會流動性不如過去，而且必須面對房價高漲的現實。
目前，在職母親生的估稅扣稅額，是按她們收入的百分比計算，2025年起將改爲固定扣稅額。到時，在2024年1月1日或之後出生或領養的新加坡孩子，第一胎可扣8000元、第二胎1萬元、第三胎起爲1萬2000元。
蔡慶威建議，若是爲了幫助低收入至中等收入的母親，與其修改估稅扣稅方式，不如爲收入低于某個水平的母親提供一筆“母親稅務回扣”（motherhood tax rebate）。若回扣金額超過她們須繳納的稅，就把回扣換算成現金。
陳立峰說：“無論政府的用意是什麽，我認爲它向受影響的在職母親發出讓人沮喪的信號，使這項計劃當初的象征意義黯然失色。”
他說，人的本能會引發嫉妒之心和沙文主義，加上你有我無的論述，很快會毒害社會，加劇分裂。在人口稠密的環境中，這些觀點會迅速生根，並通過殘酷的方式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