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光耀誕辰100周年。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09月16日~ 2015年03月23日）新加坡華人，祖籍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高陂鎮黨溪鄉 ，畢業于新加坡萊佛士學院，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創始人。新加坡建國總理，被譽爲“新加坡國父”。2018年12月18日，李光耀獲得“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爲紀念“李光耀誕辰100周年”，本號將推出“百年光耀”系列文章，敬請關注。
清官愛管家務事，沒想到一個國家的開國總理，居然會“婆婆媽媽”，操心起大齡女的婚姻大事，爲了給“剩女”介紹對象，他竟然在極少的國家機構中（新加坡政府部門只有15個部門）設立“社交發展署”。還在全國開展“婚嫁大辯論”，他公開號召：男大學生找對象不要降低標准，要找就要找女大學生。對女大學生，結婚證比博士文憑更重要，要抓緊談戀愛、盡快結婚。
他還提出“龍生龍、鳳生鳳”的血統論，認爲只有高智商的母親才會生出高智商的孩子等等，這個人就是日理萬機的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
名副其實的“父母官”
中國人習慣把政府官員稱之爲“父母官”，意思是官員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李光耀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父母官”，他曾經說過，自己是新加坡的第一“公仆”。他把新加坡的老百姓都看作自己的子女一樣， 所以人們又把他稱之爲新加坡的“國父”。
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現了一些優秀的單身女士，由于這些人特別優秀，社會上有人稱之爲“白骨精”，意思即是“白領、骨幹、精英”的簡稱。“陽春白雪、曲高和寡”，找對象卻成爲“剩女”的“老大難”問題。
新加坡也曾有出現過這種情況，1980年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報告顯示：新加坡當時的大學畢業生中有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近2/3都小姑獨處，因爲這批受過教育的女性找不到受過同等教育的男性願意娶她們爲妻,受過高等教育的單身女性人數逐漸增加、生育率逐年下滑、人口老齡化問題開始顯現。同時期，一項調查就發現，新加坡的單身男女幾乎都是工作狂，沒機會認識新朋友，社交圈子又特別小。
于是，李光耀就著手解決新加坡的”剩女”問題了。
當時新加坡的狀況是：
好女不好找對象。盡管新加坡高度現代化，多數新加坡人表面上看起來很西化，但人們的觀念仍相當傳統，男性仍希望娶個學曆比自己低的賢妻良母，女性只願上嫁，所以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男性只願下娶，無論是華族、印度族抑或馬來族的男人，都甯可娶個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妻子。
數據顯示，1983年，只有38%的新加坡女性大學畢業生嫁給了學曆相同的男性。
父母要求門當戶對。除了“年輕女性只願上嫁、年輕男性只願下娶”外，他們父母的觀念也非常陳舊，當時，新加坡非大學畢業的男生的母親希望兒子娶個非大學畢業的媳婦過門，以免媳婦騎到自己頭上來。因爲傳統的文化偏見總認爲，男人維護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憐又可笑的事,華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馬來人尤其嚴重。
素質越低生得越多。新加坡1980年人口普查數據還顯示，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得多,完成大專教育的婦女平均生育1.6個子女、完成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婦女平均生育1.6個子女、完成小學教育的婦女平均生育2.3個子女、沒上過學的婦女平均生育4.4個子女。素質越低生得越多，受教育程度與生育多少成反比。
李光耀的女兒李玮玲，就是當時新加坡單身女性的縮影，出生于1955年的她至今單身，21歲時，李玮玲與一名醫生進行了人生第一次約會，後來李玮玲很快與這名醫生分開了。
2009年，李玮玲在新加坡《海峽時報》發表題爲《我爲什麽保持單身》的文章，她寫道：
“首先，我媽給我定下了太高的標准。我無法想象自己成爲和她一樣的妻子和媽媽。我知道我不能圍繞著丈夫生活，也不希望丈夫的生活圍繞著我。當然，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夫婦的關系存在許多不同的形式，但雙方肯定必須要改變行爲或習慣來相互適應，（而）我向來習慣自己的方式，並不想改變自己的行爲或生活方式。”“其次，我的性情與父親相近。”李光耀曾對李玮玲說：“你具備我所有的品質，它們也成爲你的缺點。”
李玮玲說過:“多年前，當我還有一絲機會可能結婚時，爸爸對我說：你媽媽和我可能因爲自私，對你維持單身，可以在我們年老時照顧我們感到高興。但你會覺得孤獨。”李玮玲如今已是新加坡國立腦神經醫學院院長，名副其實的出身名門又自身優良。
無獨有偶，特別優秀的女士就特別難找對象，台灣的蔡英文至今也是獨身， 當記者問蔡英文可考慮結婚成家時，蔡英文說，誰敢娶我呀！這倒是一句大實話，如果要求男方地位要比女方高，在台灣現在有什麽單身男生的地位能超過蔡英文呢？
成立官方紅娘組織
發現問題所在之後，李光耀就把單身大齡女的婚嫁，這個“私人問題”問題當作“國家大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官方紅娘組織–“社交發展署”以及社交促進組，李光耀總理親自兼“紅娘”。一起扛下了這項艱巨的任務，想方設法爲嫁不出去的單身女做媒。
爲什麽會有兩個官方紅娘呢？李光耀認爲，這樣就能把擁有大學學曆的男女和非大學畢業生分開，更大的原因是擔心把高學曆女性跟非大學學曆的女性放在一起的話，男人們都對後者趨之若鹜，最後女大學生又會落得個找不到歸宿的可憐下場。
社交發展署：主要是組成研討會、講座、電腦培訓和遊輪度假、地中海旅遊等等，幫助上過大學的單身男女進行交往。
社交促進組：幫助受過中等教育的男女交往。
兩個不同的紅娘組織除了舉辦各種社交活動讓年輕男女有機會多接觸外，也挖空心思拍攝廣告，在報刊、電視、大街上的廣告牌上大力宣傳，希望單身男女抓住機會認識新對象。不只如此，他們都呼籲已有對象的好心人爲其他單身朋友做媒。
李光耀還親自挑選了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的醫生範官嬌來主持大局。範大夫當時年近50，丈夫也是醫生，兩個子女在念大學。她待人處事溫文可親，總有辦法叫年輕人放松繃緊的心情，所以是李光耀心中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選。
結婚證比博士文憑更重要
機構和人選落實後，李光耀開始爲剩女們提供建議了。他苦口婆心勸適婚年齡女性不要太挑剔，催促她們早早找個男人嫁了好多生幾個孩子。
他說，女性最好早點找到對象，最好在求學的時候就開始找，這樣以後結婚的概率就更高一些，不怕沒人要。
1983年8月14日晚，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在國慶群衆大會上發表了出人意料的講話，李光耀說：
“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畢業生如果要他們的下一代像他們一樣有所作爲，就不應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爲妻。”
此話一出就引起了極大反響，一石激起千層浪，拉開了新加坡“婚嫁大辯論”的序幕。在《李光耀回憶錄》一書中，專門有一章介紹“婚嫁大辯論”。
圖爲《李光耀回憶錄》一書中的“婚嫁大辯論”
在2011年的一場李光耀與南洋理工大學的大學生對話會中，李光耀又呼籲她們盡快找對象。一位27歲的女博士就針對國家如何促進外來人口和本地社會的融入情況做出提問。李光耀重申了低生育率以及人口老齡化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並爲政府吸納外來移民的政策繼續做出解釋說完之後。緊接著，他反問女博士生的年齡、婚姻狀況、是否有男朋友等個人隱私的問題。李光耀就像慈父一樣，勸她別浪費時間，希望她早日找個男朋友結婚生子，因爲孩子比博士學位更重要，更能帶給她滿足感。
然而，他的這番勸告“得罪”了許多人，因爲那個年代沒有多少大學生，高學曆男性不會因爲他的話特地去物色女大學畢業生。那些成爲了焦點的高學曆未婚女性也不會爲他的話感到高興。但是李光耀並沒有因爲有些人的反對而停止，對“紅娘”這項工作仍然樂此不彼。
龍生龍、鳳生鳳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會打洞。中國幾千年的“血統論”,在文革中發展到頂峰，根據“血統論”，在政治上劃分“敵我友”，“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革命兒好漢。”一時以出身劃線，什麽成分是革命派，什麽成分是反革命派。
李光耀也有他的“血統論”，主要是把生物學上的理論運用到婚嫁遺傳上。李光耀說，一個人性格習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遺傳的，大約20%則取決于後天的栽培。孩子的能力介于雙親之間，少數會超越或不及他們的父母。因此，大學畢業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較低的女性，等于沒有充分制造讓孩子能夠升上大學的條件。
同時他也鼓勵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兩個或更多子女，他相信人的資質主要是靠遺傳的。
對此，李光耀把過去幾年12歲、16歲、19歲這三個年齡層在考試中成績最好的學生的10%作爲調查對象，對這些學生家長的教育背景進行分析，並將統計報告公之于衆。定期公開調查結果，並對學生家長的教育背景進行統計分析。逐漸讓新加坡人接受了一個事實：家長的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達到同等的水平。數字說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親是否受過高等教育，是決定孩子學業成績優越與否的關鍵。
李光耀的“血統論”與中國的“血統論”還是有本質區別的，中國是政治學上的，他是生物學上的。他認爲人的智力主要靠遺傳，聰明的父母才會生出聰明的孩子，這些“剩女”如果不結婚，她們的優質基因得不到遺傳，人類將會越來越笨，下一代就會出現沒有那麽多的聰明人來養“笨人”，社會就會很麻煩。高學曆、高智商的人不結婚，是對“人才”的一大浪費。
不要以貌“娶”人
才貌一般難兩全，高學曆的女生雖然智商高，但是不少人卻是相貌平平，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對此，李光耀勸說男大學生找對象時降低對相貌上的要求，他反複對年輕的男大學生說，電影電視上的美女是靠化妝打扮出來的，我們對配偶的長相要求應該實際，你只要看一看自己的兄弟，自己的表親，一般人的長相也不過如此。如果你以電視劇裏的演員爲標准，你就麻煩了，一輩子都在尋找十全十美的對象，而這個標准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尋找絕色美女，而這夢想中的伴侶除了靠化妝打扮，現實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男大學生在找對象時還是要現實一些，不要把相貌作爲首要條件。
從政策上鼓勵
爲了鼓勵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李光耀提出，上過大學的女性生育第三個孩子後，在爲孩子選擇學校時有優先權，這是每個家長都求之不得的特權。
這個提議在內閣中引起爭論，但是在李光耀的堅持下，仍然得到通過。在實施過程中，受到沒有上過大學的母親強烈反對。 但令李光耀始料不及的是，連大學畢業的母親也提出抗議，甚至不願接受這種優先權。既然這份特權使女性大學畢業生感到尴尬，李光耀最終決定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李光耀給予已婚婦女特別所得稅優惠——這次以大學、理工學院、“A”水准和“O”水准畢業生爲對象，擴大範圍，避免過于強調一小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個孩子，這些婦女本人或者她們的丈夫，就能獲得可觀的特別稅金回扣。 這項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使更多婦女生育第三或第四個孩子。
同時，新加坡政府規定：單身公民要到35歲（原規定25歲）才能購買政府組屋。將年齡提高到35歲， 目的就是鼓勵大家能盡快“脫單”。
引進外籍人才
1980年，新加坡成立了兩個委員會，其中一個委員會專門負責物色人才，另一個負責協助這些外來人才在新加坡安頓下來。相關官員到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招攬人才，每年爲新加坡引進數百個大學畢業生，填補了新加坡受高等教育者每年有5%至10%移居到工業國所留下來的空缺。這樣使越來越多的男性白人娶了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過大專教育的女性，因爲新加坡男性大學畢業生對她們敬而遠之，大學畢業的白人卻不介意。
現在新加坡外來人口增加，來自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聚集在此，也給新加坡人增加了選擇的對象。數據就顯示，異國通婚的比例明顯增加了。
不包辦代替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李光耀在新加坡政壇上的鼎盛時期，可以說在很多地方，他是舉足輕重一言九鼎，女兒李玮玲也正處于青春年華。新加坡在對待“剩女”婚嫁問題上，李光耀只介紹他們認識，絕不包辦代替，不搞“拉郎配”，在成千上萬對新婚夫婦中，沒有一對是“奉‘旨’成婚”亂點鴛鴦譜的。 李光耀女兒至今一直沒有“脫單”，李光耀在遺囑中強調，他的故居可以一直由“單身”的女兒李玮玲居住，直至她搬出去，才會考慮拆除問題。
李光耀作爲一個國家領導人，要想解決自己女兒的個人問題應該是不難的，中國傳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可以決定子女的終身大事，但是李光耀雖然對他自己的女兒也說過“孩子比博士學位更重要”，希望她盡快能找個如意郎君，但是李光耀並沒有包辦代替她找一個乘龍快婿、“強迫”她結婚成家。
李光耀這個“紅娘”雖然 “有心栽花”用心良苦，但是至今還是有一些人“無緣牽手”， 新加坡一些“剩女”沒有成功“脫單”。一心爲人作嫁衣，卻孤單了自己的“小龍女”，他也沒有解決自家的問題，女兒至今也是孤單一人，確實令人感到有些美中不足。
有網友說了一句題外的話，雖然在新加坡地小人少選擇的余地小，但是大中國卻是人才濟濟，況且，李光耀曾經到中國訪問了33次，並且多次帶著女兒李玮玲一道，與中國幾代領導人的關系都十分密切，而且李光耀還是“兩岸關系”的“紅娘”，首次的“汪辜會談”就是在新加坡舉辦的。中國對外開放後，中國人與外國人通婚也是司空見慣的，在外國是“剩女”，在中國往往就會成爲“皇帝女兒不愁嫁”，海外著名的女單身富商陳某某，就嫁給了中國一個著名的演唐僧男演員。只要李光耀有這個意願，想給女兒在中國老家找個對象，還不是小菜一碟，只要這個“繡球”一抛出去，想當“驸馬”的中國人大有人在。
如果真是這樣，“家事”也就成爲“國事”，對李玮玲來說是美事一樁，對中新兩國來說，也增添一段佳話，爲中新關系錦上添花。
隨著這一系列舉措的落實，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社交組的會員已經近10萬人，通過社交促進組的活動結識的會員中，超過三成結了婚。到1997年，63%的新加坡男性大學畢業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提高了26%。也有越來越多女性大學畢業生願意下嫁給非大學畢業的男士，不再保持單身。
同時，以中學教育程度的男女爲服務對象的社交組織，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政府社交發展署下成立的社交促進組，會員人數到1995年時已增加到9.7萬人，通過它所組織的活動而互相認識的會員中有31%結爲夫妻。成千上萬個家庭，在李光耀的“紅娘”組織幫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甘當“超級奶爸”
有國外媒體嘲諷新加坡政府是什麽都管的“保姆政府”，李光耀卻說，新加坡有一個更加舒適的生活環境，如果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保姆之邦”的話，我反而要爲它倍感驕傲。在新加坡除了大家知道的亂吐口香糖會罰款外，還有一些奇葩法律，如在家中裸體如果不關門窗被人看見要罰款；家中發現蚊蟲要罰款；不沖廁所要罰款；亂丟煙頭要罰款；在公共汽車上吃東西也要罰款等等，所以又有人把李光耀稱之爲“超級奶爸”。
婚嫁的背後是“人才”
在婚嫁問題的背後，李光耀不但是“君子成人之美”，更重要的是，擔心新加坡的人才匮乏問題，在資源匮乏的新加坡，人才起到決定性作用。李光耀對優秀女性的婚嫁及生育問題的關注，就是要爲新加坡的未來積累更多的人才資源，他反複強調，如果人才不足，我們永遠無法跻身第一流的國家。
政治就是“衆人之事”
古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婚喪嫁娶是人之常情，這些婆婆媽媽的瑣事，在很多國家，領導人是不會關心的，但李光耀卻“愛管家務事”。其實，政治就是“衆人之事”，其本意就是老百姓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脫離了這些“小事”，那就是“空頭政治”。可見李光耀當“紅娘”，才是把“政治”落到了實處，抓到了真正的“政治”。
作者簡介田柏強 原中國安徽工人日報高級記者 現旅居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