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這場戰役，
能讓我們在意識的荒原上，
前進一毫米。
1。
武漢市中心醫院，被國人深刻銘記，和一個醫者有關：李文亮。
李文亮
2月7日淩晨，35歲的李文亮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因他2019年12月底，曾在微信群中，向同學和同行預警，而被定爲造謠者遭到訓誡。
所以，他的離開，在疫情肆虐、民衆恐慌的關頭，引發了集體悲恸和問責。
緬懷他的人們，記住了他戴著眼鏡的幹淨容顔，也記住了他所在的武漢市中心醫院。
武漢市中心醫院，就在華南海鮮市場旁邊，是最早接受新冠肺炎患者的醫院之一。
海鮮市場一批早期感染者，在病毒傳染性最強、毒性最強的時候，就近到中心醫院就診。
那時候，感染者對病毒一無所知，對病毒也知之甚少的醫護人員，幾乎就成了第一道人體防毒牆。
直至，醫護者也一批批成爲感染者。
李文亮醫生去世後，3月1日，武漢市中心醫院的另一名醫生——江學慶，也不幸在淩晨離開。
55歲的江學慶，醫術精湛，德高望重。
這位外表粗狂、內心柔軟的醫生，生前是武漢市中心醫院甲狀腺乳腺外科的主任。
江學慶
雖然整日面對情緒不穩的癌症患者，但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他都是慢聲細語，溫煦可親，而被病號稱爲“60分貝暖醫”。
2018年，他還獲得我國醫師行業最高獎——“中國醫師獎”，到人民大會堂領獎。
新冠肺炎爆發後，他一直在一線坐診，每天都要看100多個病號。
“他好累呀。”同事說，直到1月17日確診前，他還在出診看病，提醒手下醫護注意防範。
被感染後，他病情發展得很快。
1月22日，轉院到武漢市肺科醫院。幾天後，病情再次惡化，他得靠體外肺膜機，維持迅速衰竭的心肺功能。
搶救30天後，他還是被新冠病毒掐掉了最後一絲呼吸。
江學慶去世後，他工作群的同事們，都把頭像換成了蠟燭，圍繞在他的頭像周圍。
他手下的醫護，擦幹淚後，繼續投入戰鬥。
“每接待一個新冠肺炎病號，我們都會想到，這些病人和我們主任患的是同一種病。
我們要盡快讓他們康複。病人康複得越多，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心理的治愈。”
他們說。
淚目。
抱歉，60分貝的暖醫，我們沒能留住你。但你走後，我們學著你的樣子，救了很多很多人。
江學慶醫生去世兩天後，武漢市中心醫院另一名醫生——梅仲明也犧牲了。
梅仲明，是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副主任，和李文亮同屬于一個科室，曾是李文亮的領導。
梅仲明
57歲的梅仲明醫生，1986年畢業中山醫科大學，在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工作34年，是一名技術特別高超的眼科大夫。
他坐診的專家門診火爆到提前多天也一號難求的地步。
“他治療過的病人們，紛紛在網上致以懷念。我以前在電視台的同事說，他們是鄰居。他們所居住小區的居民，都在爲梅醫生祈禱。”
3月3日的日記中，武漢作家方方也提到梅醫生，言辭之間溢滿惋惜和悲痛。
同樣的醫術高超、成就非凡，同樣的仁心仁術、厚德赤誠，同樣被無情的新冠肺炎帶走，永逝于這個春天。
赤子在天堂相聚，他們都曾拯救過實苦的人間。
眼科醫生李文亮，還有他的同事的去世，讓人不禁想起另一位眼科醫生的遭遇——陶勇。
就在鍾南山院士發出“新冠肺炎可以人傳人”的1月20日，北京朝陽醫院眼科主任醫師陶勇，被自己的患者砍倒在血泊裏:
左手骨折，神經肌肉血管斷裂，顱腦外傷，枕骨骨折，失血1500毫升。
7個多小時的全麻手術，兩個星期的ICU監護，他才躲過鬼門關，脫離危險。
受傷前的陶勇
醒來後，他問前來探訪的科室同事：“怎麽會是他，他不應該啊，我們對他挺好的啊。”
陶勇口中的他，就是傷害他的犯罪嫌疑人崔某。
崔某眼部患有嚴重疾病，其他醫生給他做過兩次手術，術後出現並發症，眼睛幾乎失明，轉到陶勇這裏時已是晚期。
給崔某做手術時，陶勇正好腰傷複發（陶勇腰椎曾骨折，腰上至今還打著6枚釘子），但還是忍著腰痛，做了兩個多小時的手術。
考慮到崔某經濟能力，陶勇還給他省了不少費用。
手術後，崔某的視力得到部分恢複，不然他也不可能准確無誤地將屠刀對准救他命的陶勇。
只是，這個恩將仇報的歹人，在掏出屠刀對准毫無防備的醫生時，也險些毀掉中國眼科屆最年輕有爲的醫生。
衆所周知，醫術高，醫德更好的陶勇，28歲北醫博士畢業，35歲成爲主任醫師，37歲擔任三甲醫院副主任和博士生導師，在SCI上發表論文98篇，是眼科領域冷僻難纏的葡萄膜炎方面，屈指可數的專家。
這位來自江西南城沙眼重災區的醫者，畢生最大的心願，就是給像母親那樣的眼疾患者，帶去光明。
如今，因爲他左手受傷嚴重，恢複極其艱難，很可能一輩子也回不了“不能有一毫米失誤”的眼科手術台。
他曾用愛和光，給那麽多人帶去希望，最終卻被自己親手救治的患者砍傷。
這是多麽令人哀傷的醫患關系。
陶勇受傷住院後，曾對妻子說：“幸好砍的是我，我年輕，跑得快。”
他還對慰問他的老師說：“我一定可以邁過這道坎兒。”
看到前來探望他的朋友落淚，他還大大咧咧地說：“哭什麽，你看我不還活著。”
但他所在ICU的保潔阿姨說，夜深人靜，衆人離去之後，陶勇一個人在偷偷流淚。
陶勇和患者
“如果有一天，我能再見到他（指傷醫者崔某），我想讓他看到我背上腰椎手術留下的傷口。
我想告訴他，當時我們給他做手術，包括給他省錢，對他真的是仁至義盡。
我想讓他知道，其實這個社會沒有他想的那麽黑暗。”
躺在病床上的陶勇，對《南方人物周刊》的記者說。
醫生也是患者，醫生也有脆弱和傷口。
醫生也是凡人，醫生已經盡心和盡力。
這個社會沒有你想的那麽黑暗，這個國家離不開良心的醫生。
在新冠肺炎爆發的當下，陶勇的這些話，何嘗不是說給所有人聽：
理解中國醫生，尊重中國醫生，保護中國醫生。
關鍵時候，他們是前方的戰士，是病毒的殺手，是擋在惡魔前的天使，也是用自己的生命當墊腳石，幫更多人打開生命之門的英雄。
3月2日，鍾南山團隊通過模型推演預測，如果中國境內的新冠肺炎，再推遲5天實施管控措施，那麽疫情的規模將擴大3倍。
什麽意思？
就是，如果我們再遲疑5天，我們今天看到的感染者，就不是8萬多，而是20多萬，乃至30多萬。
管控措施的有效執行，疫情蔓延的及時止步，離不開一線所有人員，但沖在最前沿的，永遠是我們的醫護。
新冠肺炎爆發後，數以萬計的醫護馳援武漢，3000多名醫護人員被感染，30多名醫護人員犧牲。
多年緊張的醫患關系，也在共同的災難和悲壯的救治裏，得到前所未有的緩和。
醫護人員被奉爲天使，被稱爲英雄，遵從民意，政府也從給子女加分、提升薪酬到火線提拔，安撫前方戰士。
只是，一旦疫情結束，一旦封令解除，一旦我們回到自由的環境，重拾昔日的焦慮，來到擁擠的醫院，看到坐診的醫生，是否還能持有今天的感恩和誠意？
面對那些曾經爲我們擋過無形子彈的白大褂，我們能不能看見他們的傷疤和疼痛、脆弱和堅強？
我們能不能清醒地認識到，他們不是醫患矛盾的肇事者，而是受害者；
他們不是醫療環境的締造者，而是承受者；
他們不是無所不能的天使，而是有家有口的凡人……
但願，我們能。
但願，這場蔓延到全世界的疫情，能讓我們在意識的荒原上，前進一毫米。
前進到，我們從自己的疼，看見中國醫生的疼，能用自己的心，體諒中國醫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