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發前後，各地的服飾陷入空前混亂的狀況。有人在上海看到，“馬路中行人如蟻，服飾紛雜不一。而以頭戴英國帽，身穿紗長衫，腳踏軟皮鞋者居多。……然則外交官者，必如上海遊人之萃英美德法俄日等服飾于一身，而後無望不宜欺。”不僅男裝混亂，女裝也是如此。時人驚呼：“今服裝之奇，異之女學生已極。不中不洋不東不西不男不女不娼妓不良家。嗚呼，此所謂妖服非耶。”

一、服飾制度遲遲未能有效制定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掃除了服飾改革的巨大障礙。剪發易服作爲革命的標志之一越來越爲革命黨所重視。然而，與易服相比，剪發問題在當時來說是首要問題。

浙江宣布獨立後，當地軍政府發出命令，限一個月之內商民一律剪發，而服飾不做改變。

由于當時革命形勢迅猛發展，服飾制度遲遲未能有效制定，這便引起了江浙一帶絲綢業的恐慌。當時的有識之士提出，服飾應該盡快給予規定，以免影響十幾萬人的生計。清朝舊式禮服，應該全部廢除。至于常服便服應該聽從民意，加以沿用。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同年1月19日，上海商務總長在致上海都督陳其美的信函中說道：“中央政府成立而冠服尚無定制，現擔任行政職務者與外賓交接儀服僅舊時章，殊不莊重，擬請轉陳大總統早日宣布，凡須與外賓進接者之冠服期于中外之一律，以表大同。”

湖北軍務部和廣西都督陸榮廷也希望盡快制定軍服的顔色、徽章，因爲它們不僅關乎國體，而且最容易引起外人注意。而在南京臨時政府控制下的地區，民衆改易服飾的熱情變得空前高漲。“爾來剪辮易服西裝日益多。”“試一遊都市，觸入吾人之眼簾者，簇簇然無一不頭戴洋帽。”

二、一系列服制法令的出台

民間對西式服飾的熱情反過來又促進了新軍服的制定，臨時政府遷至北京之後，民國陸軍的軍服服色就已經由陸軍總長段祺瑞議定爲青黃藍三種顔色。與此同時，社會各界紛紛希望北京政府迅速制定服制法案，以不負衆望。

參議院應國貨維持會和廣大工商業者的要求，希望政府頒布服制法令時能夠提倡使用絲綢等國貨，以維護國家利權。1912年9月6日，民國政府首先發布了《學校學堂服制規程》，對男女學生寒暑兩季的制服都做出了規定，強調制服需用本國材料，保持制服的質量和古樸素雅的風格。

1912年10月4日，北京政府正式公布了《民國服制》，服制還附有詳細的圖示。這個法令對男子禮服、女子禮服、外交官禮服（包括帽子、腰帶、外褂、手套）和小禮服、夏季禮服和凶服等做了極爲詳細的規定。

10月24日，又發布了《陸軍官佐禮服制》和《陸軍常服制》，同時規定了隨軍參謀和隨從人員的服飾制度。1913年1月14日，公布了檢察官服飾。1月29日，又規定了海軍服飾。3月16日，又公布了地方行政官公服的制度。此外，還規定了書記官、監獄官、承發吏、亭丁以及鐵路職員等人的服飾。

當然，民初這一系列服制法令雖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比如對隨從服制的規定），但我們應該看到，它畢竟開啓了中國近代服飾發展史上第一次最完善和最全面的改革。服制改革之後，出現了中西並存的禮服制度，時人稱西式服裝，這種服飾在生活習慣上不能馬上通行全國。所以在新式禮服之外，舊時的褂袍就紛紛得以沿用。而對于人們日常穿著的便服，可以根據個人的喜好和習慣自由的進行選擇，民國政府對服飾的顔色和樣式等都不會加以限制。

三、民初服飾創新和部分服飾沿襲

民國初年，男裝流行西裝、長袍馬褂和中山裝。關于中山裝的産生，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來源于南洋華僑的企領裝，是孫中山在1902年在越南籌建興中會分會時，委托越南河內的廣東裁縫黃隆生進行生産，以此來代替西裝。另外兩種說法分別是甯波便服說和廣東便服說。有1916年甯波榮昌祥裁縫王才運受孫中山所托設計出第一套中山裝的說法，還有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擔任大元帥時改換而成。實際上，中山裝的樣式是以西裝爲模本，吸收了日本陸軍服和學生裝以及南洋企領裝的特點，糅合中式服裝的格調，可稱之爲中西服飾結合的代表之作。

中山裝有五個對襟式的紐扣，代表“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憲法。領子是翻折式的小立領，領後不漏縫隙，代表國家和平統一之大意。衣前上部各有一笑貼帶，下部左右各有一個胖體大貼袋，四個口袋代表“禮義廉恥”四大美德，口袋上的倒山形“筆架蓋”代表著崇文興教的涵義，而口袋上的四粒紐扣則代表著人民擁有“選舉、罷免、創制、複議”的四權。袖與衣身分裁，袖端各有紐扣三粒。中山裝既吸收了西裝簡明幹練的特點，又不失傳統服裝的莊重和樸實。這樣的服裝其口袋和紐扣都有其政治含義，又便于穿著，很快就風靡全國。

而在女性服飾方面，由于民國建立以後，破除了滿漢界限，漢族婦女也可以穿著旗袍。由于滿族旗袍款式陳舊，衣袖寬大，卡腰很小，下擺很大，大襟開到底，穿著起來既不隨體，也不舒服。因此，當時的設計者根據中西兩種女裝的特點，在繼承西方近代服裝合理舒適的基礎上，與我國傳統服飾的形制相結合。

這樣設計出來的改良旗袍既有西方元素，又不失中國傳統的美感。這樣一來，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之後，這種新式改良旗袍在民國社會十分風靡，正是由于其設計的輕盈利落、緊身隨體，受到了中國女性的喜愛，這又是中西服飾融合的又一例證。當然，在民國初年全民易服的浪潮中，許多人依然嚴格穿著舊有的長袍馬褂，這並不代表這些人都是守舊人士。

其一是那些邊遠地區或是家庭經濟狀況貧困的普通平民，他們只能依舊穿著略顯單薄的舊衣服。而另一些則是那些懷念舊有文化的“遺民”們，王國維“留著辮子，戴著白色棉布瓜皮小帽，穿長袍，勒一條粗布腰帶，一個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樣。”而錢玄同出任浙江軍政府教育司科員，不改其“尊古”、“師古”的熱情，反認爲民國以來世風日下，不如前清。所以在上任之時，穿著自制的“深衣”、頭戴“玄冠”、腰系“大帶”，引發同事們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