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兩位布衣皇帝，一位是漢高祖劉邦，一位是明太祖朱元璋，兩位都是自底層起義逆襲成皇帝，而他們對待昔日一起打江山的兄弟，做法都出奇的一致，“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相較于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尤過之。

明初，朱元璋大興重典，大肆殺戮功臣，明初四大案中，就有兩件關于政治的大案件，分別是胡惟庸案與藍玉案，單單胡惟庸案連坐者就超三萬人，堪稱明朝曆史上的腥風血雨，而通過胡惟庸案件，曾經與朱元璋一起共患難，闖南走北征戰天下的淮西功臣們，幾乎清洗殆盡，那麽，坐在皇位上下達命令的朱元璋，爲什麽制造如此腥風血雨呢？這問題的源頭恐怕還得從皇帝朱元璋與淮人功臣集團日漸加深的矛盾說起。本文將以胡惟庸案爲切入點，淺談明朱元璋與淮人功臣之間的矛盾。

明初時，處在淮人集團低層的胡惟庸，借李善長的“東風”成爲百官之首

朱元璋元末自淮西地區起義，隨後經曆二十多年的南征北戰，建立大明王朝，而這期間，朱元璋麾下的淮人老鄉們，爲朱元璋出謀劃策運籌帷幄，決勝千裏之外。也可以說，朱元璋打天下，有他們一份功勞，就連朱元璋自己也經常自诩爲“淮西布衣”，或“濠梁之民”，朱元璋剛當皇帝那會，與徐達等人說話，還經常稱之爲兄，《明史·徐达传》就记载：宴见欢饮，有布衣兄弟称。帝尝从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赐以旧邸。”

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在奉天殿大封開國功臣，一口氣封了六公二十八侯。這六公分別是: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都是淮西老鄉，而二十八名侯爵也基本是淮西人，且以鳳陽人居多。除了功名爵位外，朱元璋更是給公侯們高俸，李善長等淮人一等公爵食祿三至五千石，且賞賜田地，並且賞淮人功臣們類似免死金牌的鐵券。要知道，同樣有開國之功的浙東派領頭人物劉基只封了三等伯爵，食祿卻只有兩百多石，足見他對淮人功臣們的重視與認可。

洪武三年十二月“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勳臣田有差”。

一時間，淮西功臣們的勢力達到巅峰，顯赫朝野。也因爲朱元璋的看重，淮西派成爲明初政壇上最大的勢力。當時有詩雲:““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這也反映了朱元璋對淮西派的偏心。

此時胡惟庸又在哪裏呢？胡惟庸雖然是安徽定遠人，同屬于淮人集團，但洪武三年，他仍是淮右集團的底層人物，當過縣令做過通判的他，混的並沒多少起色。直到淮西派的領頭人物李善長扶持，胡惟庸這才得到朱元璋賞識，之後平步青雲，于洪武六年(1373年)遷至右丞相，又于洪武十年(1377年)升任至中書左丞相，短短幾年時間，成爲朝廷權力最大的官，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成爲繼李善長之後淮西派二代目。

胡惟庸坐上宰相之位後，開始膨脹起來。其當宰相期間，掌管生殺廢黜等大事，內外各部門的奏章，他都先拿來看，凡是陷害自己的就扣下不呈。有的甚至不報告朱元璋便直接行事，同時胡惟庸這個人，陰險奸惡、喜歡竊弄權柄、結黨營私，所以經常有人奔走其門下，只爲給他送賄賂，其屠害忠良之事也不勝枚舉。

“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辄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

比如大將軍徐達就曾向朱元璋告他的狀，說他這個人陰險狡詐，胡惟庸于是買通徐達的守門人福壽，想要謀害徐達，但被福壽揭發。禦史中丞劉基也曾說過他的壞話，後來劉基生病，朱元璋派惟庸帶禦醫探視，胡惟庸趁機對劉基下毒。

此後，胡惟庸權勢更盛。

所謂伴君如伴虎，胡惟庸可能到死也沒想到，自己爬的那麽高摔下的時間卻是那麽快。而他這麽一摔，也直接將權勢正盛的淮人派送向了衰敗。

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幾乎將淮西功臣清洗殆盡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國向大明進貢，胡惟庸等人沒有報告朱元璋，而這事恰巧被宦官見到，並告訴了朱元璋。朱元璋聽後大怒，下令責罰中書省臣，胡惟庸和汪廣洋叩頭謝罪，卻將過錯推給禮部，而禮部大臣又推回給中書。這樣推來推去，朱元璋更生氣，一氣之下將各臣僚全部關押起來，追問爲首的人。不久，汪廣洋被處死，胡惟庸雖然全身而退，但成功引起了皇上的猜忌。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禦史大夫塗節突然揭發丞相胡惟庸，說他不止擅權，還想要謀反。很快，事情發生反轉，就在塗節告發胡惟庸不久，中書省另一名中級官員高嵩奏報，塗節和胡惟庸是同謀，因爲塗節見事敗落，這才狗急跳牆告發胡惟庸，朱元璋一氣之下，將三人全部處死，以“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等罪名誅胡惟庸九族，同時殺禦史大夫陳甯等數人。

胡惟庸因謀反罪被處以死刑，然而直到胡惟庸死後，其謀反的證據才陸續出現，且胡惟庸謀反案並沒有因胡惟庸身死而結束，反而持續發酵，其頭上的罪名也不斷攀升。

洪武十九年(1387年)，也就是胡惟庸死後七年，有官員突然揭發胡惟庸勾結倭國，想要刺殺朱元璋。而在四年後，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早已遠離官場的太師，大明開國功臣韓國公李善長被禦史告發曾參與胡惟庸謀反案，同年，大將陸仲亨的家奴封帖木告發陸仲亨和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功臣參與胡惟庸謀反，最後朱元璋以“夥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李善長、列侯陸仲亨、已故的滕國公顧時的子孫等開國功臣。並頒布《昭示奸黨錄》，警示群臣，要以胡惟庸爲戒，不要步他後塵。1392年，也就是胡惟庸被殺12年以後，靖甯侯葉升因爲胡惟庸案掉了腦袋，這案子才終于了結。

至于胡惟庸是否謀反，曆史上疑窦叢生，很多人持懷疑態度，《明史》中說：”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甚至有學者認爲，這是朱元璋自導自演的一場殺戮大戲，其目的就是用正當名義剝奪胡惟庸手中的相權。

胡惟庸死後，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廢除丞相制度，再不設中書省，從曆史的結果來看，這場跨度十二年之久的謀反案，連坐三萬余人，受株連至死或已死而褫奪爵位的開國功臣有李善長、南雄侯趙庸、荥陽侯鄭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甯侯等一公二十一侯，淮西功臣集團被誅殺者大半。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再次補刀，涼國公藍玉被錦衣衛告發“謀反”，被處死者達萬余人，淮西功臣集團至此覆滅。

朱元璋與漸行漸遠的淮西功臣之間的矛盾

縱觀曆史，淮西功臣從蒙元起義時的草根農民，到開國時的顯赫貴人，再到朱元璋稱帝時的刀下鬼，不得不感歎，命運的反複無常，同時與朱元璋的關系上，這簡直是一出“兔死狗烹”的悲情曆史劇，然而，從客觀角度來講，淮西集團的覆滅，除朱元璋愛猜忌的性格作祟外，還與淮西派自身少不了關系。

一 淮西功臣倚功犯法，欺榨百姓，觸發了朱元璋作爲領導者的底線

明朝初建，受元末戰爭影響，百廢待興，各地仍然戰亂不斷，大明王朝才剛剛坐穩，怎麽會容許他人犯難，朱元璋頒布一系列如墾荒屯田，興修水利，輕徭薄賦等民休養生息的措施，用以恢複社會經濟，穩定社會秩序，鞏固明朝統治。同時下令禁止蓄奴，打擊豪強地主勢力，抑制土地兼並與爭奪勞力，用以緩解百姓與官僚之間的矛盾。

然而，淮西派功臣卻拖了朱元璋乃至大明朝的後腿，明初新貴不僅剝削壓榨農民，同時侵占土地，侵奪民財，欺壓良善，驅役士卒，私納奴婢。

如穎國公傅友德公開奏討“懷遠田千畝”，涼國公藍玉“乘勢暴橫嘗占東昌民田，禦史按問，玉怒逐禦史”，隆平侯張信橫恣枉法“強占丹陽練湖八十余裏，江陰官田七十余頃”，趙庸隨李文忠出征應昌，私占奴婢，薛顯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殺馬軍，爲了搶奪天長衛千戶吳富繳獲的牲口，還動手殺了吳富，郭英“擅殺男女五人”，隨便殺戮平民。淮安侯華雲龍在北平住進了故元丞相脫脫的宅第，大模大樣地使用起元朝皇帝才能用的東西：“凡元宮龍榻鳳褶及金玉寶器非人臣可僭用者，皆用之弗疑”，後來又嫌脫脫宅第不好，無償征用士兵和百姓給他翻蓋，“奢麗而過制特甚”……

不光功臣們使用特權犯法，他們的親友甚至家奴也一個個倚勢犯法，橫暴鄉裏，欺壓百姓，比如信國公湯和的姑父席某就仗勢蔑視法紀，“隱瞞常州田土，不納稅糧”。胡惟庸的家人“爲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

他們貪得無厭，無所顧忌。開國之後不久，勳臣們違法亂紀之事，就開始不停地反映到朱元璋的面前，盡管朱元璋多次勸告淮西功臣們，要他們收斂點，甚至特命工部鑄造《鐵榜文》，以法令形式嚴厲警告公侯及其家人，凡倚勢淩民巧取豪奪田産財物者處以斬罪，此後又“定制，四品以上官員家，不得與民爭利。”

但淮人元勳們仍舊有侍無恐，倚功犯法，欺榨百姓等現象屢禁不止，且日益嚴重，這無疑與作爲領導的朱元璋大相徑庭，最後逼得朱元璋不得不用鐵杆政權除之。

二 淮西派與浙東派黨爭，影響大明朝政的平衡

明初除了淮西派，還有一個同樣跟朱元璋打天下的浙江東部的功臣派，叫浙東派，浙東派首領是當時的誠意伯劉基。

這兩派，在李善長當丞相時結了梁子，淮西派李善長是個心胸狹窄的人，因爲他的親信李彬犯法，劉基斬殺了李彬，于是兩派開始各自較勁，且在朝廷中安插官員，最後，李善長扶持的胡惟庸毒死了劉基，浙東派從此沒落，淮西派大獲全勝，成爲朝廷的“一枝獨秀”。

而淮人派基本是老鄉，且有著深厚的革命友情，同時內部又多以親緣婚姻關系爲紐帶，如宋國公馮勝是常遇春子鄭國公常茂的嶽父；藍玉是常遇春的妻弟；衛國公鄧愈兒媳是李善長的外孫女；而李善長侄子又是胡惟庸女婿等等，所以整個淮西派就是一個盤根錯節的整體。

而這個整體，憑借著特權，飛揚跋扈，狼狽爲奸，他們與各地的淮人將帥，地方豪強沆瀣一氣，如胡惟庸與受罪遭貶的淮系將領吉安侯陸仲享、平涼侯費聚勾結一起，密切往來，其又在朝廷壟斷政權，黨同伐異。倘若任其發展，無疑有架空皇權的危險，朱元璋當然不願意看到如此結果，但如此一個整體，不可能說除掉就除掉，于是以一個簡單的胡惟庸案連根拔起，就顯得十分必要。

淮西派與浙東派的黨爭，看似淮西派贏了，但所謂對抗也是一種平衡，而一方獨大後無疑打破了兩者的平衡，殊不知，這場爭鬥，最後沒有贏家，而浙東派的沒落，也加劇了淮西派的滅亡。

三 胡惟庸案，一出皇權與相權爭鬥的名場面

清朝乾隆帝曾在他七十歲的時候作了一篇《禦制古稀說》，並對中國傳統政治中威脅皇權的因素做了一次總結：“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

意思是威脅皇權的，有強大的地方藩鎮，有敵國外患，有權臣，有外戚，有後妃，有太監，有奸臣，有小人。幾乎所有人都盯著皇帝的權柄，一有機會，就想取而代之。

作爲從底層起義的皇帝，同樣有太多的顧慮，朱元璋在建國之初就建立衛所兵制，胡惟庸案後，立馬廢除丞相制度，並立《祖訓》告誡後世: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有腎相，然具中多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務，大權一歸朝廷立法至爲詳善。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請者置之重典”。同時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封諸子爲王以威懾監督將帥，翼衛朝廷，以內外相維，防患未然。

當然，宰相胡惟庸從未想到，自己身上的權力，同時也是懸在自己頭上的一把利刃，而這把利刃是否出鞘，決定權在皇帝朱元璋手中。

說在最後——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大刀闊斧整頓淮西功臣，實際是朱元璋與淮西派功臣之間多重矛盾作用下的負面結果。在元末起義時，朱元璋與淮西派有共同的敵人，即蒙元舊朝，而自大明建立後，作爲皇帝的朱元璋與淮人集團的身份發生了轉變，而這轉變之間，産生了無法跨越的鴻溝，淮西派憑“實力”站在了朱元璋的對立面，于是，這場殺戮自然避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