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選邊站的問題上，東盟必須謹慎，因爲每一個決策都會産生蝴蝶效應。
作者：西蒙·泰成志（Simon Tay）：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董事長（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法學系副教授，其研究領域爲國際法。傑西卡·沃（Jessica Wau）：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所長。
中美貿易戰也是戰略、安全、文化等多個領域的較量。在此大背景下，東盟在科技領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華爲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制造商，憑借著其先進的技術和較低的生産成本，成爲許多東盟國家的首選。然而，美國卻以華爲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爲由，號召他國加入圍堵華爲的陣營中。
美國對華爲的公開打壓始于2018年12月華爲董事長任正非之女孟晚舟被捕事件。2019年5月，美國商務部將華爲列入“實體清單”。此舉實質上打響了圍堵華爲行動的第一槍，一些分析人士甚至將美國對華爲的制裁解讀爲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縮影。
衆所周知，5G是最前沿的移動通信技術，可以對一國的經濟各方面産生重大影響。從成本和效益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最關切的是如何以最具競爭力的價格來獲取5G技術。
孟晚舟的被捕在中國國內激發了民族主義情緒，大量中國消費者開始購買華爲手機。隨後，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美國的一些傳統盟友表示禁止華爲參與5G網絡建設。
一些東盟國家卻向華爲抛出了橄榄枝：柬埔寨于2019年4月與華爲簽署了一份5G合作諒解備忘錄，有望成爲首個使用5G網絡通信技術的東盟國家；菲律賓電信巨頭“環球電信公司”（Globe Telecom Inc.）于2019年6月正式啓動了其首個5G商用網絡服務；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Mahathir Mohamad）稱，馬來西亞不會因爲美國的禁令而封殺華爲。本文認爲，這並非意味著這些國家在立場上站在了中國一邊。目前已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一切的背後是出于對成本和效益的考慮。例如，印度尼西亞計劃在2022年舉行5G頻譜拍賣會，這完全就是一個商業行爲。
在此大趨勢下，越南的舉動卻顯得十分“例外”。2019年10月，越南在宣布推行5G之際，選擇了愛立信。本文認爲，越南之所以沒有選擇華爲，可能是出于政治和商業利益的考慮。越南最大的移動運營商“越南軍用電子電信”（Viettel Group）計劃于2021年完成其5G網絡的開發，目前已進軍緬甸電信市場。
新加坡三大電信企業，即“星河”（Starhub）、“新電信”（Singtel）、“M1”（Mobile One），計劃與包括華爲在內的多家外資電信企業就5G網絡開發進行合作。本文認爲，此舉可以大大降低新加坡電信業被壟斷的風險。2019年8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指出，“盡管當今世界正處于一個四分五裂的狀態，但是我們（新加坡）仍希望與世界溝通”。
顯然，中美關系的持續惡化對全球科技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國際標准制定等方面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本文認爲，商業“黑名單”及差別化關稅政策的啓用，不僅可能會引發全球貿易體系的混亂，而且可能會導致經濟脫鈎，降低貿易效率，增加跨境業務的時間和物流成本。
此外，東盟還必須在美國的“印太”戰略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之間選擇立場。
美國的“印太”戰略具有極爲濃厚的政治和軍事色彩，以及強烈的排他性。美國的“印太”戰略具有極爲濃厚的政治和軍事色彩，以及強烈的排他性。作爲回應，東盟推出了自己的“印太”戰略。2019年6月，第三十四屆東盟峰會正式通過了《東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該倡議呼籲東盟成員國在區域合作、區域安全和經濟合作方面共同奉行和平、自由、中立的立場。東盟此前就曾與中美兩國分別舉行過聯合海上軍事演習，這就很好地诠釋了東盟峰會的精神。
“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是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建設。雖然它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但是也受到了不少質疑。一些批評聲音認爲“一帶一路”是債務陷阱，即誘騙其他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或在其他國家無力償還債務的情況下取消其抵押品贖回權。但是，這並未影響到東盟國家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中國國有企業之間的合作。對于東盟國家而言，基礎設施建設牽動著一國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對于經濟增長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認爲，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並非最佳選項，東盟應當與二者保持接觸，並根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原則，來決定自身的立場，例如從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
然而，中美關系的持續惡化增加了東盟選邊站的壓力。本文認爲，在選邊站的問題上，東盟必須謹慎，因爲每一個決策都會産生蝴蝶效應。東盟應當優先考慮科技政策的可操作性。雖然基礎設施建設、網絡技術發展、公民保護等看起來都不涉及政治立場，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事態的轉變通常是由大大小小無數個決策不斷累積而導致的，而每一個決策都決定著事態的走向。現在討論東盟選邊站的問題仍爲時尚早；東盟成員國應當根據問題選擇立場，尤其在做重大決策之前，進行更密切的對話與合作，確定各種決策的潛在影響，以便在中美博弈中爭取更大的戰略回旋空間。
譯著：曾輝，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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