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覺得人生還很長，我還沒走過一半，從未考慮過死，也從未考慮過假如生命還有最後一段旅程，我將如何。
余華在《活著》中寫到：最初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是因爲不得不來；最終我們離開這個世界，是因爲不得不走。
在行將就木時，樂享天倫之樂無疑是最大的幸福，帶著笑離開。
在中國，人們對“死”非常忌諱，尤其是當把它與自己的親人長輩聯系到一起時，甚至你會發怒，會瘋狂。
鮮有人不想長壽，但同樣，也很少有人知道活得很久很久意義在哪裏。
當今的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是不可逆轉的，老年人占比逐年遞增。
但是，無論作爲老年人本身，還是老年人的子女後代，都很少去觸碰死亡這個字眼。
我們大多數人做的不過是盡量回避，而且對怎樣度過延長下來的生命也少有人去討論，是要“好死”還是“賴活”，一直以一種無知無畏的勇氣去面對未知的命運。
阿圖·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老人是如何从稀缺资源变得不再重要。
在前現代社會，老年人意味著家族財富的控制、人生經驗的掌握，是智慧和知識的化身。
而當今，高齡不再具有稀缺珍貴的價值，信息與傳播技術的發達，使老年人不再獨有對知識和智慧的掌握，他們的權威地位動搖了。
老年人不再對家庭中的年輕人提供安全來源，即失去了家族財産與發展方向的指揮權，取而代之的是對年輕人生活方式的強行爭奪。
對死亡的錯誤認知與醫學的飛速發展相輔相成，人們總以爲在生命最脆弱的時候，可以將生命最微弱的可能性寄托在醫生手中。
醫生不願意摧毀病人的期望，阿圖醫生認爲，麻煩在于，我們的醫療體系和文化都是圍繞著那個微弱的可能性建立的，就像在爲病人們發行一些100%不會中獎的彩票一樣。
希望不等于計劃，但是希望卻成了我們的計劃。
所有躺在ICU裏，插滿管子的病人和他們的家人都想要至少擁有得到那張彩票的機會。
我想到去年姥姥躺在ICU的床上，身上插滿管子，痛苦又無法表述，大小便失禁讓她失去了一個女性應有的尊嚴，而同時我媽媽因爲要照顧姥姥一下蒼老了很多。
我們都知道姥姥沒有再繼續下去的可能了，但全家人誰都不願意承認我的姥姥根本沒有機會再去拿那個彩票了，都抱著一個確定的沒有結果的希望，在熬著她身體最後的能量。
後來，我拜讀了阿圖·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我知道我们要慢慢地接受个人的必死性，清楚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顿悟。
生命的最後階段，我姥姥本可以活得很質量，但卻因爲我們所有人對生命的無知、對生命的不尊重，將其剩下的日子過得像一首悲傷的詩。
我們應該認識到，把今天過到最好，而不是爲了未來犧牲現在。
想起姥姥最後的日子，其實我承認我們都缺少那兩種勇氣，第一種是面對死亡、正視死亡的勇氣，它很難，以致我們可以有很多種理由回避它，我們可以自私地說我想與她再多待幾天，我們也可以假裝很笃命地說她還不舍得我們；第二種勇氣更加令人望而卻步，即在第一種勇氣實現後我們應該如何做，當我們很難知道會發生什麽時，我們就難以知道應該做什麽。
像我姥姥那種方式的離開也是我們目前流行的死亡方式，因爲沒有勇氣，所以假裝沒有錯，所以假裝最後的選擇都正確。
匹茲堡大學姑息治療醫生鮑勃·阿诺德认为，医生应该将信息转化成其背后的意义告知人们，人们寻求的是信息于人的意义，而不是冷冰冰的信息。
無論是誰，我們可以選擇做的是：
一、正確認知死亡，當在多位醫生確診醫學對病情沒有幫助時，就安靜並勇敢地接受它。
二、與家人談論自己接下來想要做的事，希望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想要完成的夢想，是想聽聽海還是想看看夕陽，阿圖·葛文德的父亲选择了善终服务，他可以出乎意料地、平静地谈论想用哪家殡仪馆，过好剩下的每一秒。
三、從現在開始，正視生命的脆弱，無論是年老還是年輕，死神眷顧時，生命都是脆弱的，都離不開選擇。
而令人吃驚的是，這種姑息療法並不比躺在病床上用盡各種抗生素動彈不得的“被活著”效果更差，阿圖發現，竟然有很多人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後比預期多活了3周至幾個月。
善終不是好死，而是好好地走到終點。
這本書值得所有人仔細來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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