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圈裏看到日中友好會館理事青樹明子轉發她發在日本經濟新聞上的一篇文章,覺得值得探討一下。對同一件事,日中兩國網民的視角和感受完全不一樣,這背後也反映出兩國民衆性格的明顯差異。
去年我到日本參加中日兩國媒體人對話會,青樹明子是主持人,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是一個很優雅的女性。在日本出版了多本有關中國的著作,順便提一下,《蝸居》日本版是她翻譯的。她還曾擔任中國媒體的日語主持人,對中國的態度一直比較友好。
青樹明子這篇文章說的是日本豐川市讓中國歸還口罩的事。這件事在中國輿論場上被當做一段投桃報李的佳話,但讓我沒想到的是,它在日本引起的反應完全是另外一種樣子。
再說一下整件事的大致情況。
日本愛知縣豐川市與中國江蘇省無錫市的新吳區是友好城市。在2月上旬中國疫情嚴重的時候,豐川市向新吳區寄送了4500只口罩和防護服等支援物資。
但後來,愛知縣的疫情變得嚴重,豐川市也面臨口罩短缺。該市就向無錫市新吳區發出請求說“我們之前寄贈的4500只口罩,如果還有剩余的話,能不能還給我們?”無錫市新吳區立即回應稱,受到的恩情,定會報答!該區微信公衆號表示: “3月23日下午,新吳區政府獲悉豐川口罩庫存不足後,籌措50000只口罩進行反向捐贈,3月24日即由快遞公司分批寄出。據悉,首批5000只口罩已于24日寄出。”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也立即發表評論說“江蘇省無錫市新吳區從新聞中得知友城愛知縣豐川市口罩不足的消息後,緊急籌措了5萬只口罩,24日起分批寄出。這正是中日友好的基礎所在。”
豐川市在對無錫市新吳區表達感謝的同時表示“一收到口罩,就會馬上辦理手續,盡快發放給市內的護理設施和醫療機構”。
我在中國沒有看到一個人因爲這件事對豐川市抱有微詞。但據青樹明子介紹,日本很多網友對豐川市進行了十分嚴厲的批評。他們說,“捐贈給友好城市的物資再要回來,太丟人了”、“作爲日本人,我爲此感到羞恥”、“要回捐贈的東西,連這種話都能說出口”、“與其請求對方回贈,還不如向國家或縣裏尋求解決方案”……
青樹明子本人也覺得,豐川市背後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理解歸理解,還是覺得一般是說不出口的。她表示,送出去的東西再要回來,的確違背了日本人的美學價值。日本人覺得送出去的錢不能再要回來,受到的教育也是如此,送出去的東西再收回,是件丟人的事情,這是日本人的常識。
既然日本人普遍覺得這類行爲丟人,豐川市爲什麽這麽做呢?青樹明子在文章中給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解釋。她認爲,這也許和豐川市的“縣民性”有關。豐川市位于愛知縣三河地區。一提起三河地區,人們都知道這片土地上誕生了德川家康。大型跨國企業豐田汽車公司也誕生于三河。因爲從事汽車相關工作的人很多,這裏的居民比較富裕。另外,由于氣候溫暖,農業也很發達,很多人被稱爲“地主”。
據青樹明子介紹,讓三河人引以爲豪的“我家大人”德川家康的DNA,在數百年之後的今天,似乎仍保留在三河人身上。
德川家康的DNA究竟是什麽呢?
從三河的小地方走出來完成日本統一大業的德川家康被稱爲沉默寡言、曆盡風霜之人,非常持重務實,生活十分節儉,這方面有很多逸聞。
——德川家康如廁後出來,正要用手紙擦手時,手紙被風吹跑了。他追到院子裏,將手紙撿回,手下的人看到這一幕,禁不住笑了起來,德川家康對他們說,“我就是這樣得到天下的”。
——德川家康很少購置新衣,總是把舊衣服洗了再穿。當負責洗衣的侍女請求他穿新衣時,他反倒教育侍女說,“我是爲了天下才節儉的”。
數百年過去了,今天的三河人身上仍保留著這種極爲務實節儉的品格。很多三河人不會把錢花在不需要的東西上,還時常注意是否産生了不必要的支出,或者在哪裏買什麽東西更便宜。青樹明子分析說,從某種意義上,這次豐川市要回口罩,應該也是出自一種合理的想法,即如果有剩余,能否還給自己來解燃眉之急。
其實,說實話,日本人真是想多了。在中國人看來,豐川市的這種做法再正常不過,既合情也合理,完全不用解釋。不過,青樹明子的這篇文章,也讓我們了解了日本人的不同性格,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