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到底想要一個怎樣的美國
今天講四個問題：
1、為什麼大家擔心特朗普？大家都在說特朗普，當初歐巴馬、小布希當選就沒有這麼熱鬧呢？一定有特殊性，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美國人、外國人都在擔心特朗普執政。
2、特朗普的戰略偏好是什麼？擔心是擔心他的政策，擔心他什麼政策，為什麼有對他政策的擔心？
3、我們是中國人，關心美國對華政策，所以從他的偏好看他的對華政策應該是什麼樣。這是帶有一定預測性的。國際關係研究如果是科學性的研究，應該都有預測能力。
4、他的政策傾向性或者大家推測的傾向性會帶來已有國家怎樣的反應，將來會怎麼調整？
特朗普是一位「好鬥」的總統
首先介紹一下道義現實主義的理論。國際關係理論流派很多，其中一個理論流派是道義現實主義。基本原理是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決定了國家利益，國家分為主導國、崛起國、地區大國和中小國家四類，每一類國家的國家利益是不一樣的。比如主導國要維持世界主導地位，崛起國要爭取得到世界主導地位，地區大國只是想在地區具有主導地位，中小國家是求生存。
實力決定了國家利益，這是一個客觀結果。道義現實主義在這個客觀結果上研究領導人怎麼實現國家利益。國家領導人是不同的，有無為型、保守型和爭鬥型。這是道義現實主義對國家領袖的分類。面臨同樣的國家利益，他們對於怎麼實現國家利益的認識不一樣，這樣就出現了在利益基礎上、利益排序判斷和策略偏好上形成一個戰略偏好，就是以什麼辦法實現國家利益。
以美國為例。今天講特朗普，美國是世界主導國，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它的國家利益就是世界主導權，任何人當美國總統，這個國家利益是不發生變化的，是客觀的。這就是為什麼歐巴馬說絕美國絕不接受當世界第二，特朗普說要讓美國再次偉大，他們的方法有區別，但是在國家利益判斷上沒有區別，都是要維持美國霸主地位。
他們的區別是什麼呢？特朗普說讓美國再次偉大和歐巴馬說的美國絕不接受當世界第二區別是什麼？歐巴馬顯然是個保守型領導，他說美國是偉大的，我們不讓它衰落就行；特朗普是爭鬥型的，說美國就衰落了，已經衰落了，現在要讓美國重新偉大，他是主動型的：讓美國重新再次偉大起來。
歐巴馬沒有重新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的想法，雖然歐巴馬當時贏得大選也是說要變化，但是這個變化和特朗普說的再次偉大這個變化是不一樣的。這樣來看，歐巴馬就是保守型的，維持目前狀態別丟了第一就行了，好像現在還不錯。而特朗普不一樣，特朗普認為我們已經衰落了，我們要重新努力才能改變已經衰落的地位，所以他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性質非常相似。
從這裡我們看出，特朗普是一個爭鬥型領導，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有一個視頻放的就是特朗普和一個人打賭，覺得贏錢沒意思，說誰輸就把自己剃光頭。他就是一種爭鬥型的人。同樣，在維護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目標上，歐巴馬和特朗普的戰略偏好是不一樣的，一個是保守型的維持現狀，一個是要改變現狀，不改變現狀怎麼再次偉大？維持現狀就能維持目前狀態不再繼續落實。這是不一樣的。
美國人到底擔憂特朗普什麼？
從道義現實主義理論出發，我們來看特朗普當選對國際形勢的影響。
第一，這次特朗普當選之後更擔心的是美國人。這個擔心表現在美國媒體天天批評特朗普。在美國擔心的是自由派、自由主義學者，全世界媒體記者基本都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記者很少，自由主義記者最擔心的就是美國的意識形態。
在一個現代政治政體中，它的構成就是四個部分：一是有一個政治領導；二是下面有政府機構，貫徹這個意圖；再者就是政黨，政黨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在競爭中他們的領導上來了，就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帶來主導這個國家；政府要貫徹意志還要維持社會穩定，需要法律和行政法規，這就是現代國家政治體系的基本構成。
為什麼這次大選之前美國政治學協會組織教授們集體搞一個聯合聲明，動員大眾不要給特朗普投票？這違反了美國政治學學者清廉、清高、不介入政治的傳統。政治學家認為我們是客觀的，我們不介入你們的政治，我們沒有政治偏見，所有分析都是根據客觀原理來做出來的，因為他說我是科學的。
現在突然改變了，他說不行，這回我們得出來動員大家不要投特朗普，我想問大家，他們居然不顧一個學者公立立場的政治正確原則要站出來反對特朗普，原因是什麼？是因為他們擔心特朗普上台會改變美國的制度。
這個制度里最重要的就是長期以來美國形成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長期形成的美國政治和法律機構。這是他們最大的擔心。從學術角度來講，自由主義學派或者美國很多學者都認為制度是決定性因素，認為制度最重要，制度是決定性的，只要有一個好的制度，什麼樣的壞領導人都沒有關係。這是他們的理論。所以你要讓一個人分粥，他一定自己分得最多；但是如果有一個制度規定，你可以分，你最後一個拿，別人先挑，他就分得特別勻，所以絕對相信制度的作用。
但為什麼美國學界這次不相信制度的作用了？美國制度這麼強大，就讓特朗普上去折騰吧，制度可以約束他。但怎麼這次就擔心了呢？我從理論角度講，這就是道義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學派的區別。
道義現實主義認為政治領導是決定性變量，是自變量，領導是能改變制度的。領導可以改變法律，可以改變制度，可以改變機構，領導可以改變意識形態。我們國家自己也經歷過極左的意識形態，文化大革命就是，後來進行了調整，把極左的意識形態改變了。
所以，現在美國學界、知識界特別在媒體上反映，他們特別擔心特朗普上台以後對美國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改變。他們認為美國的制度和意識形態是維護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重要力量和重要工具。沒有意識形態的先進性就不能成為世界意識形態中的主導型思想，沒有意識形態的先進性就不能吸引全世界其他國家把你作為樣本、跟著你走。這才是他們為什麼這麼擔心。
擔心到什麼程度？據說在美國大選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當大選結果出來，居然有教授在自己的課上公開哭泣。誰贏了跟你有什麼關係？他就哭泣。有一個搞統計學的說，他教統計的，他的統計分析結果都說應該希拉蕊贏，他說這堂課咱們不考試了，因為事實證明我是錯的。
現在美國自由主義學派面臨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經濟利益問題了，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是世界觀和意識形態何者在美國占主導地位的問題。為什麼在中東地區都是伊斯蘭教，僅僅分成什葉派和遜尼派，從咱們外行來講，那點差別沒多少，就那一點差別，打得你死我活，要以戰爭方式來解決。這就是意識形態。這次意識形態在美國的分裂帶來的社會動盪和社會衝突是非常嚴重的，不只是換了一個領導人或換了一個政黨。這也是為什麼這次美國國內知識分子擔心這麼嚴重。
美國的盟友們在擔心什麼？
這樣我們就能體會：第一，特朗普執政帶來的不是一個階級分化的問題，帶來的將是美國國內政治分化的問題，意識形態對立的問題。意識形態對立帶來的衝突要遠遠大於階級矛盾，階級矛盾僅僅是錢，錢帶來的衝突沒有意識形態、觀念和信仰上的矛盾大。
人們一旦有了某種信仰就很難改變。這就是為什麼納粹德國時期情報負責人說意識形態主義者做間諜最合適，因為這樣的人極其堅定，被抓住以後絕對不會把組織機密泄露出去。意識形態堅定的結果是帶來衝突。意識形態不一樣，矛盾會有多激烈？那叫你死我活的鬥爭。
第二，一般來講，一個國家領導人上台以後的政策取向，朋友歡迎，敵人擔心。但特朗普不是，特朗普當選了，敵人和朋友都擔心。這是很奇怪的現象，為什麼？
盟友的擔心是什麼呢？盟友擔心特朗普不再承擔國際責任。特朗普提出了美國第一，說這是典型的民族主義政策，不再承擔國際責任，這樣就不參加全球治理。從美國角度來講，他們這個問題一點都不差。為什麼他會問這個問題？如果全球化說是美國人發動的，中國當初說全球化就是美國化，這是咱們說的；後來咱們從全球化得到好處了，咱們再也不說了，改成我們要積極參與全球化，積極推動全球化，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特朗普開始問：如果全球化是美國推動的，但我們為什麼推動半天卻讓別人成了最大受益國？這個問題就使得他有了一個理由，我們是應該參加全球治理還是不應該？現在美國人就是參與太多了全球治理，承擔了太多國際責任，所以國家衰敗了。
我們國內對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的認識是比較混淆的。建立國際新秩序，是全球權力再分配，建立新型國際經濟秩序，就是經濟權利要重新再分配。但全球治理恰恰是反的，是指國際責任再分配，這就為什麼全球治理大家不是搶著干而是推著干。
全球治理和建立國際新秩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特朗普來講，我覺得他這個概念非常清楚，他說我要的是國際新秩序，要維護美國霸主地位一極格局或者重新強大，重新使美國獲得更大國際權利。我不是要承擔更大國際責任，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是全球治理的事。這樣它的盟友說你不再承擔全球治理責任，你不再承擔世界警察責任，你還保護不保護我們？
哪有不討厭警察的司機？但如果沒警察，司機更夠嗆，就是車禍。特朗普說我不當世界警察，我只想要世界警察權利，罰款我繼續干，但是交通規則我不再管了。這時候他的盟友就害怕了。
不再保護，不再承擔作為盟主提供安全保障責任的時候，它的盟友就恐慌了。典型例子就是安倍，都不等他上任急急忙忙地說我得見你，跟你談一談。安倍最擔心的是他放棄美日同盟，不再給日本提供安全保障。
美國與俄羅斯關係改善，歐洲傳統盟友多恐懼、多害怕，害怕什麼呢？他們認為跟美國共同戰略利益的基礎就是俄羅斯的軍事威脅，而現在特朗普認為俄羅斯只威脅歐洲不威脅美國。與俄羅斯改善關係，美國就不可能像過去歐巴馬那樣堅決地支持歐洲國家反對俄羅斯，美國的歐洲盟友就變得非常恐慌。
這就是一個你要不要承擔責任的問題。退出TPP也是這樣，就是經濟責任。你是不是要繼續建立新的貿易規範，這種貿易規範由美國承擔主要責任。建立這個國際規範是美國做出大規模讓步的，最典型的就是對越南做出相當大讓步，某種程度上就是美國對越南單方面零關稅才能讓越南加入。
領導國組織區域合作，就是提供公共產品，好聽的就是提供領導，不好聽的就是提供公共產品，就是你花錢修紅綠燈讓大家公用。為什麼大國願意提供公共產品呢？它從公共產品上獲得的好處比別人還多。
對中國來講，中國要推動RCEP我們就要提供公共產品。提供公共產品不能讓大家均攤，這是不可能的，你得多承擔。你的計算是搞了以後我得的好處比別人還多，我付的成本比我獲得的好處小，那你就值。
現在特朗普說TPP不值：我們做這這麼多讓他們享受了美國的市場，搭便車，而他們搭了便車，美國卻沒得到什麼。特朗普對美國國家利益判斷不一樣，他更強調實際物質利益，而不是說掌握了某種權力，比如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制訂權。他說這事我要錢不要權。
不是說這個不是利益，而是這兩個利益哪個應該放在第一位，錢第一位還是掌握制訂國際規則貿易權放在第一位。這樣我們就了解到了盟友對它的擔心。
特朗普要改變價值觀 這讓西方都接受不了
這裡有學界經常出現的另一個混淆，甚至官方文件里也經常混淆，就是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
國際體系是由國際行為體如國際組織、國家、跨國公司組成，如是一極格局、兩極格局還是多級格局，還有國際規範和國際法律、國際規則，這樣構成了國際體系。
國際秩序是由國際規範加上主流價值觀和國際制度安排建立的。價值觀為什麼重要呢？什麼樣的價值觀決定了你制訂什麼樣的規範，信奉自由主義價值觀，你就主張自由貿易；信奉保守主義的價值觀，你就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國際制度安排也是一樣的，根據價值觀你決定設立什麼樣的國際制度，是建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還是建立聯合國，還是建立在這之前的維也納體系下的國際制度。
我想說的是，國際制度和國際體系完全是兩個事，根本不存在相等於、約等於。你到圖書館去，圖書館的體系包括管理員，就是我們說的國際行為體；圖書分類有分區，這就是國際格局；然後有借書規定、還書規定，這是國際規範。這是圖書館的體系。有沒有秩序，從國際關係來講是指有沒有戰爭。什麼樣的國際體系都可能有戰爭，也可能沒戰爭。不存在這個國際體系就有戰爭、那個國際體系就沒戰爭的情況。不是這樣的。
同樣的圖書館，都是管理員在管理，管理規則和管理圖書分類一樣的情況下，有的圖書館有秩序，有的圖書館沒秩序。這樣我們就分清了什麼是國際體系，什麼是國際格局，唯一的重疊就是國際規範。
特朗普的盟友擔心的是什麼呢？是擔心國際體系改變嗎？不是。主權國家不可能改變，特朗普上台，國際格局不管是兩極化還是一極格局，四年之內不會發生質的變化，唯一擔心的是國際規範有些小的變化，但不是核心。最主要的是他們認為價值觀會發生變化。價值觀的改變、規範的改變影響的是國際秩序的變化。所以他們擔心的就是美國不再當世界警察了，國際秩序會發生混淆。這樣才有美國媒體每天在攻擊特朗普，歐洲、法國的媒體都在批評特朗普。
西方國家冷戰後建立了自由主義價值觀，特朗普上來以後要把主導價值觀改了，不再是自由主義價值觀，這對他們是極其難以接受的。主流價值觀一旦改變，國際規範就會改變，國際規範主流價值觀改變以後，隨著時間的變化，國際制度就可能發生改變。這兩者改變，國際秩序就會發生變化，這是美國知識界精英的擔心。
特朗普贏得大選之後為什麼會有教授哭，就像信仰一樣，當你有一個特別堅定的信仰，突然有一天告訴你說你這個信仰是錯的，你能接受嗎？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人，突然有一天你告訴他說你信仰的神病了，你能接受得了嗎？神都病了，我怎麼辦？我有病我還求神來治呢？對自由主義者來講，最大的問題是自由主義的大旗是美國扛的，美國領導者公然要砍掉這個大旗，他們實在難以承受。
第三個擔心就是美國對手擔心，他們擔心特朗普以武力方式來解決爭端。現在從理論上來講，他是一個爭鬥型的總統，可能會採取激進來解決矛盾和衝突，這是為什麼他的對手擔心。前面我們已經講了特朗普的當選為什麼產生了全球性的恐慌，本國的恐慌，盟友恐慌，對手也恐慌。
特朗普到底喜歡什麼？
第二個問題我們來討論特朗普這樣的政治領導人組織的領導班子偏好是什麼。
不是說外交政策由特朗普一個人來決定，是特朗普任命的這些人，他們是一個領導集體，這個領導集體的觀念，用老百姓的話講就是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同樣的人會聚到一起，相互之間促成，相互支持對方觀點，政策就這樣形成了。
我們先看他的利益偏好。他重實利，重實在的利益，不注重意識形態，他的利益是大目標，這就是為什麼當特朗普發一條推特說不能再受一中原則的限制，除非中國在貿易上做出讓步，很多人說特朗普哪能要錢這麼公開要呢？不支持台獨你要給我錢。這樣要也沒法給你。他能夠愚蠢到這個程度嗎？如果真要錢他能這樣說嗎？
因為特朗普背後有一個更大的目標。是什麼呢？就是要實現美國再次偉大。要實現美國再次偉大，他的邏輯就非常清楚：中美之間的競爭是結構性矛盾，是零和矛盾，中國如果不衰落或者增長速度不比美國慢，美國想重新偉大是做不到的。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比美國快，差距越來越小，怎麼讓美國再偉大？世界銀行昨天說，根據2016年的統計，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去年超過美國了。你說美國怎麼辦？他這樣的偏好，之所以好鬥，其中有一點就是他好鬥的性格決定了他的目標是很高的，他有大目標，在大目標中他又注重實力，不注重意識形態。
《日本經濟新聞》在特朗普當選之後對我做了一個採訪，問特朗普當選之後中美關係什麼樣。絕大多數人都認為特朗普是商人，所以中美關係能改善。我覺得特別奇怪，為什麼商人就能改善中美關係，運動員就不能改善嗎？道理在哪兒？因為運動員天天比賽，競爭，就不能改善，商人做買賣就能改善？這跟職業有關係嗎？美國總統有過農場主、律師和教授，什麼樣的人都有，職業怎麼能決定他的對華政策呢？這很奇怪。
我自己理解，經濟決定論在我們國家太盛行了，認為他一定財迷，一定認錢，我們有錢，拿錢一買就行了。中美關係內容很多，是多方面的，所以可能不同領域中美之間的關係變化是不一樣的。比如特朗普對中國的人權問題會關注比較少，他是爭鬥型注重實力的政治人物，可能在人權政治方面關係有所改善，經濟方面會更加惡化，軍事方面沒有重大變化。
12月6日午餐會上，特朗普說他不會像前幾任總統一樣與中國爭論那些愚蠢的問題。特朗普是一個注重實力、注重戰略利益的領導者，他把戰略利益放在國家利益排序第一位，不會把意識形態利益放在第一位。
有很多書都在問：美國外交政策到底是意識形態決定的還是國家利益決定的？把利益和意識形態對立起來，我不同意，如果這樣容易理解，那就是在特朗普執政期間意識形態不會成為他對外政策的首要，這個利益他要放得靠後，不會放得靠前。
他的戰略原則是什麼？他有了這樣一個利益目標，會採取什麼變化呢？因為他是爭鬥型的，他選擇的就是衝突和對抗，就是採取以強壓弱，以大險求大利。他不怕輸。他能三次破產，說明這個人就是敢冒險的，不冒險怎麼能破產呢？穩穩噹噹干小利沒有風險的，他就是寧可破產也要掙大錢。他的性格和他喜歡的人，和他一起的大老闆們，他的17個內閣成員里大老闆和大公司的特別多，可能都是這樣的人。
還有一個最新消息能說明他們政治目標多宏大。他們明確對外講：副部長以上所有官員不能領工資，他們是奔錢去嗎？他們是要小利嗎，要的就是大利，幾十億美元就甭跟我談，至少萬億，沒有萬億跟我說什麼？他是一個不怕冒大險而要求大利的，不管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都是這樣，你要想收益高，一定冒風險大，沒有又不冒險又掙錢的，銀行存款最保險了，就是利息高不了。我們看到他是這樣一個人，這是他的性格決定的，他的性格和他的選擇。他選的內閣成員被美國媒體批評，也是他們的性格取向和選擇上跟特朗普是相似的。
特朗普想要做一個劃時代的總統
美國三個心理學家給歐巴馬寫了一封信，說你們應該成立一個醫療小組，應該對特朗普進行一個醫療診斷，根據他們的專業知識判斷，他屬於自戀型性格。
根據他們學術研究，自戀型基本特徵就是自大、幻想、堅信、需要讚揚、高傲無禮和嫉妒。其中自大就是說認為自己很重要，認為自己出類拔萃。
我比較同意特朗普認為自己出類拔萃，我認為他不想做一個和歐巴馬一樣的總統，我都不認為他想做一個和柯林頓這樣的總統。他也不想做一個里根這樣一個在美國現代政治中比較成功的總統。他想做一個至少要和華盛頓、林肯、羅斯福平起平坐的人，這樣的總統他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但他的想法是公開的。
有人說這是美國一個時代的結束。特朗普要開創的不是一般意義的小事，是在美國歷史上的分水嶺式的前面兩百年、後面兩百年這樣的領導人。
安倍想做九年的首相，想幹什麼？超過吉田茂。吉田茂是二戰以來在日本歷史上最有功績的日本首相，而安倍想要修改日本憲法，這是吉田茂做不到的。普京都不滿足於超過史達林和赫魯雪夫。他說給我二十年，我給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就是說我是第二個彼得大帝。他們的政治抱負極其高，不相信自己是個平常人，認為自己是出類拔萃不平凡的。這樣他有一個幻想，永遠不會擁有足夠的權力，本國的權力不足以，全世界的權力不足以。
所以他們的戰略原則也會跟別人不一樣，傾向於採取極端手段。
特朗普說，他就職當天，就是1月20日那天，會出台多項總統命令，否定歐巴馬的幾項政策。他就是選擇這種做法，他會走險棋，這跟他的冒險精神一致。他會反常規，你們都認為這麼做，我就不這麼做。特朗普自己說：我會採取一個政策是你們想不到的，專門走你認為不可能的路。
這個戰略偏好和性格使得他的對手會感到非常恐懼，你猜不到他會幹什麼，你永遠不可能事先準備好，他永遠給你一個「沒想到」，你怎麼準備？因為策略選擇是無數的可能性，你總會選擇三種可能性，選擇可能性大的，你不能選可能性最小，誰也不會做這種準備，這就是他的特點。
特朗普對華政策 就是防範中國崛起
再講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是什麼。從他現在的表態和競選口號，我認為特朗普對中國的政策就是防範中國的崛起，就是過去我們說的遏制政策。
特朗普競選時候使用的口號大家不太讚揚：讓美國再次偉大。其實大家想想，他讓美國再偉大和歐巴馬當初競選的口號「change」含義一樣，但是程度比他更高。change只是改變，他說的是我讓你變得更偉大，美國民眾等了八年，歐巴馬這個口號的實現沒有看到。
歐巴馬提出口號，但是沒有帶來那麼大的變化。很多美國老百姓現在需要變化，希望見到一個變化，但八年過去了，哪兒變了？皮膚變了，顏色變了，政策沒變。連性別都變了，政策還不變。變皮膚顏色和性別，不改變政策，這對我們來講沒有意義。所以他們選擇特朗普，就是覺得特朗普上台會採取極端手段改變國家，讓國家發生變化，而且可能會變壞。
變壞都比不變強，這是美國老百姓作出的選擇。如果他變壞，還有變好的可能性；如果不變，連變好的可能性都不存在。變是第一前提，然後才能說變好變壞。
這樣就帶來一個結果，特朗普上台之後，它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口號可能成為至少前四年他整個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他不是空話，不是騙騙人吸引選票就結束了。他既然已經當選了，就會把這個作為目標，他就會問：誰讓美國不再偉大了？
大家想想，從冷戰結束到現在，美國跟所有國家的實力差距都在拉大，除了中國。
冷戰結束時，日本GDP是美國的三分之二，美國6萬億，日本4萬億，德國是美國的三分之一，2萬億，美國是6萬億。現在呢？美國17萬億，有人說是18萬億；日本5萬億，變得不足美國三分之一，從三分之二降到不到三分之一；德國從2萬億到3萬億，漲的結果是什麼呢？從原先是美國的三分之一現在變成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日本從三分之二降到不到三分之一，德國從三分之一降到不到四分之一，別的國家差距就更大了。
只有一個國家使美國覺得自己「不那麼偉大了」，只有一個國家在經濟規模上縮小了和美國的差距。我們跟美國不僅僅在經濟規模上縮小差距，連中國學者在SSCI雜誌上發表文章的數量現在也是世界第二，遠遠超過了日本。你可以說這個沒用，但就連沒用的事我們都已經超過了。
特朗普把他的內閣成員弄到一起，問：你們說，誰讓美國不再偉大了？美國因為什麼原因不那麼如日中天了？他把防範中國放在第一位，我認為是一個必然結果。
美國會更依賴東亞同盟關係
特朗普不再像歐巴馬那樣提「重返亞太」，他絕不會用「重返亞太」這個詞，也絕不會用「再平衡」這個詞。但是我說的不是用詞的差距。特朗普真正的競爭重點我覺得不再是亞太，應該是東亞。亞太有什麼可爭的，拉美和歐洲有什麼可爭的，爭的是東亞，不是整個亞太。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他不是說重返亞太，強調在亞太部署多少部隊，而是在東亞部署多少部隊，這是他遏制中國的統一戰線。
遏制政策要利用結盟，而美國的盟友現在很擔心，當時有記者問我日本特別擔心特朗普放棄日本，我說不會，他要想遏制中國，不依賴同盟沒有辦法，單靠他自己不行，所以他一定還會繼續強化跟東亞國家之間的同盟關係。安倍去了以後問題解決了，現在他對韓國也是一樣，朴槿惠面臨彈劾的情況下他給朴槿惠打電話商量改善關係。所以他還會同東亞國家加強關係，加強和東亞傳統盟友軍事關係，同時會改善和俄羅斯的關係。
我不認為特朗普僅僅因為普京幫他贏得大選，所以就跟他關係好。世界中心正轉向東亞，爭奪的就是東亞。在東亞的爭鬥，俄羅斯的力量非常重要。借用俄羅斯的威脅團結歐洲國家，對他在東亞地區獲得世界主導權的作用不大。歐洲離中國太遠，歐洲國家幫不上忙，能幫上忙的是俄羅斯。俄羅斯和中國挨著，只要俄羅斯跟中國之間關係不鐵瓷，對美國遏制中國方面就是一個利好，而且是重大利好。
今後中美經濟衝突可能增加
特朗普特別注重美國的經濟利益，他要讓美國老百姓感覺他當總統對經濟有好處，所以美國會跟中國發生更多的經濟衝突。
12月21日，特朗普宣布組建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這是一個原來沒有的組織，認定的負責人是納瓦羅，他寫過一本書叫《Death By China》，我們非常溫柔地翻譯成《致命中國》。從譯者、出版社的心理，就是不想說美國被中國整死，是說美國因為中國死了。
納瓦羅現在負責成立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成立一個機構和任命一個職務是不一樣的，成立領導小組和讓一個人當部長性質是不一樣的。領導小組多大權力，他讓這個人做這個領導小組組長，這個人上台專門負責美國經濟等各個方面的協調，貿易、投資、金融等各個領域的協調。
近日，特朗普又任命了羅伯特·萊特希澤出任美國貿易代表，主要跟中國貿易談判。萊特希澤2010年說，應該對中國採取更激烈手段。他當年跟日本談判貿易，上世紀80年代打擊日本，要求日本數字化開放市場，當時日本被逼得沒辦法，到美國開農場然後出口到日本。
現在這樣一個人上台，說他的對華貿易政策會是溫和的，是以協商為主的，我不認為是這樣，你從他任命的這些人就可以知道他的政策取向是什麼。
特朗普上台
對周邊國家和地區對華政策的影響
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另一方面就是利用周邊國家：北邊同俄羅斯改善關係，南邊與東協國家盟友加強關係。更重要的是中國台灣，他會利用台灣地區，朝鮮和伊朗他也會利用。離中國越近的地區，他與其改善關係的力度越大，加強軍事合作的力度越大，對朝鮮很有可能是兩手，要麼戰，要麼改善關係。總體來講就是給中國製造更大的外部困難，加大對軍費的開支已經是必然。
台灣
現在談台灣問題。台灣問題我覺得是比較大的問題，涉及到美國的同盟關係。
從現在來看，美國新政府在台灣問題上還會延續過去政策，減少與台灣往來的可能性非常小。特朗普一當選，很多人都在說這下台灣沒希望了，這下蔡英文完蛋了。特朗普看重中國市場，看重大陸的錢，台灣什麼錢都沒有，美國不會再看重台灣了。我說這是不可能的，很可能特朗普對台灣的政治支持會超過歐巴馬。
從全局角度來講，當美國在東南亞的優勢開始逐步喪失，特朗普會更加注重在東北亞的優勢，所以他必須保持美國在東北亞的優勢，如果台灣問題鬆弛，那麼美國在東北亞的主導地位也會受到侵蝕。特朗普不希望東北亞的優勢實力也會下降，所以特朗普在台灣問題上可能會變得更堅決一些。12月2日，特朗普給蔡英文打電話，輿論說這是蔡英文搞的小把戲，過了十天，特朗普發推特說：美國沒有必要受一中原則限制。這個時候，很多人，包括媒體，才開始從原來幻想特朗普上台會拋棄台灣的幻想中擺脫出來。
想到特朗普的戰略偏好，就不會做出「拋棄台灣」的判斷，他具體採取什麼政策呢？防範是目標，在這個基礎上要採取遏制中國的幾個政策。經濟上他很注重實力，他注重的實力不是錢，他認為物質實力是美國再次強大的基礎，注重的是經濟利益和軍事安全利益，這種戰略利益決定了美國的國際地位。
台灣蔡英文在那一通電話的激勵下，進一步走向「台獨」的信心會上升。她知道特朗普對一中原則不再像過去那樣堅持，而且美國國會也採取了一個相一致的政策。在特朗普贏得大選之前，美國國會通過六項對於台灣的安全保障法案，是變相支持台灣「獨立」。在這之後，又不再限制美台官方交往級別，這就是說美國國防部長將可以對台灣進行訪問，也不再限制台灣「國防部長」到華盛頓訪問。
歐巴馬這是在強化與台灣的軍事合作關係。特朗普上來後，只會沿著這條路往前走，不會退回去。這樣，對台灣來講，有了美國更強大、更堅定的支持，蔡英文政府在「台獨」道路上只會走得更遠，而不會回到九二共識。後一種情況是沒有可能的。
俄羅斯 可能會疏遠對華關係
最後一個問題，特朗普政策是這樣，大家雖然在猜，但大方向大家都看出來了，各國怎麼辦呢？我覺得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就是俄羅斯的對華政策會有所變化。
為什麼俄羅斯會有所變化？俄羅斯跟中國戰略合作的基礎是什麼？是美國的戰略威脅，是美國對中國和俄羅斯形成了共同戰略威脅，所以中俄關係走得這麼堅實。今天這個基石可能要消失，美國說我不再對俄羅斯施加戰略壓力，我只對中國。從這個意義來講，當美國對俄羅斯戰略威脅不再像過去那麼嚴重的時候，俄羅斯對中國的戰略需求會大規模下降，努力和中國改善戰略關係的意願就會減少。
我長期建議中國和俄羅斯應該結成同盟。如果我們是盟友，今天我們還用得著那麼擔心美俄關係改善中俄關係會產生負面影響嗎？你說我們不跟它結盟有多少好處，但是你想過沒有不結盟的壞處是什麼？甘蔗沒有兩頭甜的。
俄羅斯跟美國關係的改善大規模減少了其壓力，最主要體現在它的西側，也就是歐洲的壓力會下降。沒有美國支持，歐洲沒有足夠力量對俄羅斯施壓。歐洲壓力一下降，俄羅斯整個國際戰略空間就會大規模改善。這種改善是跟中國合作所獲得不了的。我跟你怎麼合作都獲得不了這樣的重大戰略利益，和中國拉開一點距離有利於它獲得這樣的戰略利益。
朝鮮 可能變得既反美又反華
至於朝鮮，我認為特朗普上台之後對朝鮮壓力增大。有人認為朝鮮會因此更加需要中國的幫助，會向中國靠攏。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比較小。
為什麼？因為我們很難改變我們無核化的對朝政策。美國的要求就是消除它的核武器。除非我們支持朝鮮搞核武器，只要我們不支持，這點你和美國就難有本質性的區別。朝鮮很有可能像我們在上世紀60年代一樣，兩個拳頭打人，當時我們既反美國又反蘇聯。朝鮮很有可能最後走向既反美也反中國。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 會更堅決地與中國對抗
日本認為機會來了。安倍本來就是通過對抗政策實現了執政早期的目標，通過對抗鞏固了自己在日本的歷史地位，鞏固了自己的執政地位，現在有可能會創造日本戰後首相從來沒有過的歷史記錄。對抗政策是它的主軸。現在特朗普的政策會使日本覺得能夠更有力地和美國合作和配合，矛盾會減少，合作會更多，所以日本會採取更加堅決的與華對抗政策。
有人說日本還要說和中國領導人見面。只是，日本和中國領導人見面不是要緩和同中國的關係，是要緩和中國針對日本的對抗政策。也就是說，日本對華政策應該是繼續強硬甚至會更強硬。
東協國家 難成美國遏制中國抓手
至於東協，菲律賓杜特爾特上台後，選擇了改變依靠美國、轉向中國這樣一個政策，其根本原因是因為他上台之後，在菲律賓發生了一場未遂政變。
這場政變是由菲籍美國人和他們的後代策劃，就是要推翻杜特爾特。杜特爾特認為這是美國政府搞的，所以他堅信美國政府會繼續推動這些人。加上菲律賓軍方和美國軍方關係特別緊密，杜特爾特認為美方會繼續推動軍方搞軍事政變把他弄下台，所以覺得不能再和美國關係緊密，一定要讓美軍撤退。這不是領土主權問題，而是政權安全問題。
上周又有一個報道，說美國使館一份文件被泄露出來，證明美國駐菲律賓大使曾經給美國國務院發過一個郵件，是關於如何推翻杜特爾特政權的方案。你要幹掉我，我怎麼跟你軍事合作？昨天菲律賓已經任命新的駐華大使，新大使說，我們這次對華政策的調整是戰略性調整，就是要親中疏美。
杜特爾特上台，特朗普到底是選擇在南海跟中國對抗為主還是選擇在東北亞對抗為主，我覺得這是值得討論的。兩個領域都會對抗沒錯。但我認為，在東北亞，從台灣開始往上對抗的程度會超過在南海的對抗。為什麼？因為在南海對抗得有抓手，現在美國的幾個盟友都在往後退，新加坡堅定跟美國走但又不想打頭陣。從便利條件角度來講，美國利用對東北亞遏制中國比在東南亞更有利，可能下一步美國在東亞地區和中國的對抗政策會更多體現在東北亞地區。
印度 將向對抗中國的結盟方向發展
至於印度，它正進一步遠離它的不結盟政策。什麼叫遠離？印度長期堅持不結盟政策被認為很成功，但是印度人民黨出身的總理莫迪說這是國大黨的歷史遺產，跟我沒關係。
所有反對黨上台後都不想繼承前執政黨的政治口號和政治原則。我要成為一個偉大領袖，得是我創造的原因，我創造的詞彙，我創造的概念。所以莫迪不再強調不結盟政策。
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印度的不結盟是這樣的，當中國跟一個大國矛盾很尖銳的時候，他會偏離不結盟原則，與對抗中國的大國發展帶有結盟性質的關係，可能會籤條約，但是名義上還要保持不結盟。但是中國和大國關係好的時候，就堅持做不結盟國家。我們跟蘇聯關係好的時候，它說不結盟，但是我們跟蘇聯關係不好，它就跟蘇聯實質性結盟。我們跟美國對抗的時候，它就同美國有戰略合作；我們和美國關係好了，它說不結盟。
特朗普上台，給莫迪創造了條件，會使印度向結盟方向發展。即便不簽訂條約，印度同美國結盟性越強，合作內容越強，跟中國的對抗也就越強。這就是為什麼印度對美日印三邊聯合軍事演習積極性特別大，原來比較謹慎，只在印度洋，現在已經到了東海。特朗普上台後，印度會不會在南海演習我不知道，但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印度派軍艦與美國、日本三家一起在南海搞軍事演習的可能性也存在。總體來講，印度對華的政策會呈強硬趨勢。
上合組織 不會發展為軍事同盟
巴基斯坦知道這個形勢對它不利，也會更加依靠我們，美國對印度支持越多，巴基斯坦就越得依靠中國，沒有選擇餘地。
上海合作組織有五個「斯坦」，按照我的理解，五個「斯坦」將走向鬆散，五個「斯坦」能不能在對華政策上保持以合作為主的態勢，很大程度上受俄羅斯影響。中俄關係越緊密，它們同中國合作越緊密；中俄之間距離拉遠，它們和中國合作就會有顧慮，擔心俄羅斯對他們不滿。
我們去年同意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進入上合組織，意味著上合組織再也不可能發展成為同盟關係。把兩個敵對國家拿進來以後它不能成為一個積極合作的組織，只能成為一個預防性合作的組織，就是一個鬆散的組織。也就是說，上合組織由於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時加入成為正式成員，這個組織發展成為軍事同盟的可能性沒有了。
歐洲 會與中國有限改善關係
比較遠的是歐洲。歐洲同我們改善關係的可能性在上升。美國和歐洲關係有所疏離，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對他們的壓力等於變相增大，這樣的結果就是它會更多地和中國改善關係。
但是有一點，歐洲與中國關係的改善是非常有限的。首先，距離太遠，這樣歐洲在軍事上在東亞沒有影響力，對我們來講僅僅是經濟合作；其次，在人權問題上，歐洲頂多不會像以前那麼堅決地同中國對抗，但是也不會走得更遠，說不關心中國的人權。我們與歐洲的關係會改善，但是對我們崛起帶來的幫助是非常有限的。
大國實力都在下降 誰衰落得慢，誰就能贏
特朗普上台以後，總體來講，機會和挑戰並存，如果發揮主動性好，我認為機會大於挑戰。
特朗普上台導致美國國內嚴重分裂，他沒有能力重新讓美國團結起來，美國內部分裂會使這個國家再次偉大面臨很多困難。應該說，今後四年甚至更長時間裡，所有大國都是實力下降的趨勢。這時候誰衰落得慢，誰就贏。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智慧，是整體處於向後退的情況下誰有本事利用這個向後退的趨勢，利用得好的就叫做有戰略機遇期。
總體來講，經濟方面我不認為有特別大的挑戰。雖然會增加一點政策壓力，但是我覺得仍然有機會。機會在於我們的智慧和能力。
歷史發展有幾個進程。上世紀30年代，軍國主義在許多國家盛行；50年代，共產主義在許多國家盛行；60年代民族主義盛行；90年代自由主義盛行，被稱為歷史的終結。但是，後來出現了反制度主義，開始挑戰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又興起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弄得到處打仗。現在，又興起了新的一輪反制度主義，或者叫民粹主義。這個新潮流帶來一種新的政治變化，誰能抓住這個政治變化，利用好這個政治變化。我不是說隨大流，而是你怎麼利用它的問題。利用好了，你就能在這個動亂之間能夠實現崛起。
自從冷戰結束以後，長期以來自由主義是針對中國的。我們不是自由主義，所以我們處於劣勢。但今天有很大變化。昨天和約瑟夫·奈吃飯，他說你看特朗普還沒上台，突然全世界就有了一個觀念的改變，認為維護當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不再是美國了，得靠中國。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自由主義長期都在攻擊中國，現在卻說需要中國來維護。我不是說我們要維護，我也不是說我們要反對，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至於怎麼利用這次自由主義受到挑戰的機會，該做什麼，這是一個特別值得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