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超高票通過修憲，打開習近平擔任終身國家主席之門，在中國國內和國際引發高度關注和劇烈爭議。盡管不少人本能地認爲這是重大的政治倒退，還是不乏一些中共官方以外的意見，試圖正面地看待這一變化。
認爲這是政治大倒退的理由相當明顯，因爲所有人文社會學的知識都得出相同的結論，權力獨裁對任何社會都將帶來災難。中共之所以兩次能夠從統治正當性喪失的危機（一次是毛澤東主政數十年的一系列導致千萬人喪命的各種人禍；另一次是1989年用軍隊向人民和大學生開槍）中恢複過來，就是通過放松對社會的控制，讓有能力創造財富的階層發揮所能。
中國一躍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基本上就是靠中共“不折騰”，讓這些有創造力的階層從事財富創造。但是財富的創造需要不斷的發明和創新，而發明和創新需要相對自由開放的社會空間，特別是言論自由，來方便顛覆性觀念的流通。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其中一個關鍵就是社會自由度——寬松時期，財富創造的動力更大一些；管控時期，經濟發展速度也相對停滯。
但是這個財富創造的邏輯，同中共的通知邏輯是基本矛盾的。中共最關心的還是權力的壟斷，所以本能是要管制、控制社會。中共擔心社會動亂的政治本能，卻會傷害社會的財富創造，讓創造財富的群體焦慮擔心。所以在改革開放最初的一段時期，就出現了所謂的“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治理難題。
西方世界最近總結說，鼓勵中國經濟發展、中産階級崛起、要求政治參與和變革、推動中共民主化轉型的假設，根本是錯誤的。所以歡迎中國加入WTO，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市場，並沒有帶來想象中的政治改革。但是，一些觀察家卻還是保持這一思路，包括由此來肯定這一次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
這種思路相信，習近平面對重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因此必須不斷通過反腐打擊對手，不斷集權來保障改革。所以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將進一步鞏固習近平的權威，讓他能夠放手推動改革，規劃長遠，在時機成熟時促進中國的政治轉型。
這種思路的謬誤在于無視曆史經驗，更不明白中共政權的本質。曆史經驗表明，除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期間，當時的領導人趙紫陽還可能有意願推動政治改革，中共從建黨到奪權的曆史，就是對權力的絕對渴望和壟斷。“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毛澤東的這一句話被習近平再度強調，其實已經說明了一切。
所以在習近平上台後開始大力反腐，並收緊社會控制，特別是對言論自由的打壓，最顯著的反效果就是資本的撤離。大批有財富創造能力的階級成員大量用腳投票，向海外移民的同時也轉移財富。這一過程雖然遭遇官方對付，卻依然保持動力。
不難預見，習近平要長期執政的意圖，必然更讓這一群體不安，因爲這代表了中共控制社會的本能將強化，也越不可能同這一群體分享權力。缺乏自主命運的機會，中國社會的財富創造者要不最終被政治打倒，要不選擇逃離。中國的經濟發展將因此遭遇更多困難，社會也因此更不穩定，中共對權力的壟斷會面對更多挑戰。這是曆史的吊詭，恐怕更是曆史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