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0年打掃家園　新加坡成世界最清潔的國家

《香港01》早前做了一個《星印潔淨政策》系列報道，以新加坡和印度爲學習個案，講述這兩個國家如何通過政策來保持國家的清潔。光是新加坡就用了三篇專題報道的長度，大贊新加坡如何用50年的時間成爲全球最幹淨的國家，猛往新加坡人臉上貼金。身爲新加坡人的紅螞蟻，聽了都倍兒爽，以下是紅螞蟻從報道中整理出來的。

生于60年代的蟻粉，一定看過依然是南洋小海港的新加坡。那時我國林立著破落的甘榜，市中心克拉碼頭對岸仍是殘破不堪的木造房屋，新加坡河也只有垃圾沒有魚，臭氣熏天。

沒看過漂滿垃圾的新加坡河的蟻粉，可以看看以下圖片：

年輕蟻粉如今看到的新加坡河，已是經過長期治理的結果。不僅河水變得清澈，河畔也酒吧餐館林立，讓國人和遊人都流連忘返。

究竟新加坡過去這50年做出了什麽努力，把我國打造成世上最清潔的國家呢? 讓紅螞蟻帶領你坐上“時光穿梭機”，回到建國之初……

回顧建國初期，“清潔城市”可謂新加坡的首要國策。

已故總理李光耀當時提出，以“植樹綠化市區”作爲城市未來建設的大方向，並且嚴格規定新加坡在各個方面的清潔政策，包括增加城市綠化面積、潔淨市容、完善排汙配套建設等。《香港01》周報形容，在當時的新加坡社會，這顯然是一種極爲前衛先進的想法。

1968年，即新加坡獨立後三年，李光耀認爲國家若要在世界舞台突圍而出，就必須從提升城市的潔淨度入手，因而推出“保持新加坡清潔”（Keep Singapore Clean）運動。全民清潔大行動則從2017年起，改名爲“保持清潔，新加坡”（Keep Clean, Singapore）。

李光耀在發起這項運動時說明了原因：

“更清潔的社區能帶來更美好的生活，保持高昂的士氣，降低患病率，從而爲通過工業和旅遊業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創造必要的社會條件。”目標是“讓新加坡成爲本區域最清潔、最環保的城市。”

首先是推出環境公共衛生法，務求培養國民的清潔意識，也奠定了新加坡以後以“罰”來規範社會不良行爲的基礎。

另外，當年政府又制定政策讓路邊攤檔和街頭小販搬進熟食中心（hawker center）內，一來可改善市容，二來亦能保證食肆的衛生情況，降低食物安全風險。接著就是逐步整修市內的排汙處理系統，清理新加坡河道。養豬和養鴨活動也逐漸喊停，國內的舊式馬來甘榜屋逐步拆卸，將區內居民全部搬入政府興建的組屋，整治市容。

有人說新加坡的清潔，是被罰出來的

這項全國清潔運動還首次引入“亂抛垃圾罰款”的懲罰性措施。在建設“花園城市”期間，由于常以法律來制約國民的行爲，新加坡在不知不覺中，也被取笑爲——“罰款城市”（Fine City）。

亂抛垃圾罰款，節節高。起初，亂抛如煙蒂、停車固本等的初犯者，可被判罰款200元及接受15分鍾的輔導。重犯者以及亂抛體積較大物件、如飲料罐及報紙等的初犯者，得接受1到12個小時的勞改，並可被罰款1000到5000元不等。

2009年初犯者罰款額從200元增至300元，2013年初犯者罰款額增至500元，義務稽查員加入取締垃圾蟲行列。2014年修訂法令，將初犯者的最高罰款額從1000元增至2000元；第二次被控者最高罰款額從2000元增至4000元；第三次或以上被控者的最高罰款也從5000元增至1萬元。

新加坡封殺口香糖已經舉世聞名。新加坡政府自1992年起立法禁止制作、入口及售賣香口膠，違者會可被罰款高達1萬元和面對一年的監禁。

隨意投餵鴿子，違者可罰款500元。
    
根據環境公共衛生條例，用完公廁後不沖水，如果是初犯，罰款可高達1000元，重犯則是2000元，三次或以上則是5000元。此外，NEA也對沒有保持廁所幹淨的業者展開執法行動。當局從2014年4月1日起，將罰款額從$100增加到$300。

地鐵列車及輕軌列車都嚴禁乘客在車廂內抽煙，可被罰1000元；在車廂內吃東西和喝水可被罰款500元，乘客也被嚴禁攜帶榴梿上公共交通工具。

在公路設施法令下，胡亂停放腳踏車阻礙公共道路的人，可被罰款最高2000元。

種種罰款旨在全方位維持城市的潔淨面貌。李光耀非常了解見微知著的重要性，堅持城市生活的細節是最需要受到規範的部分。

“罰款城市”的笑話在新加坡早已成老生常談，有商家還突發奇想，出售印有新加坡罰款告示牌的T恤衫，讓旅客當紀念品買回家。

令人欣慰的是，“罰款城市”（Fine City）：Fine在英語中有雙重意思，一是“美好”，二是“罰款”。 所以Fine City也有雙關意思，既指新加坡是個“美好城市”，也是“罰款之都”。

獅城的潔淨並非國民的功勞　全賴清潔工人的辛勞？

數十年來，新加坡政府花費了大筆金錢去打掃城市，市容也大幅改善。不過，從根本來看，曆時已久的清潔城市國策，有真正提高市民的清潔意識嗎？

良策未必可完全根除弊病。爲了保持“清潔城市”的美譽，政府耗資巨額來清理垃圾、制定改善街道環境的措施，包括聘請大量的清潔工人。

曾任公共衛生理事會主席的陸聖烈告訴《香港01》周報，在“保持清潔，新加坡”全國衛生計劃啓動之初，政策成效是可見得到的。愈來愈多人開始注重公共衛生，減少亂丟垃圾。

1989年新加坡的清潔工人只有2100名。隨著經濟起飛而變得富裕，也更容易借助外來的廉價勞動力清潔城市。今天新加坡街頭之所以如此幹淨，全賴一大群清潔工人按時打掃。

陸聖烈表示，新加坡近年衍生出一大群外勞清潔工，隨時隨地打掃街道，讓新加坡維持整潔。2018年，單是向國家環境局注冊的清潔工人就有5萬6000名，當中還未包括數以千計的獨立合約承包商的雇員。據《今日報》報道，新加坡每年花費約1.2億來清潔公共空間。

進行了好一段時間的清潔城市運動，最終是否有從根本上培養國民自律清潔的習慣？還是只以粉飾性的措施來制造清潔城市假象？

陸聖烈說：

“新加坡不是一座幹淨的城市。它是一座被打掃幹淨的城市。”

我國副總理尚達曼2017年11月在出席“清潔與綠化新加坡”嘉年華時也說，新加坡人在保持環境清潔方面有待改進。他希望更多國人能關心社會，改變生活習慣，全民協力打造清潔宜居的家園。

他說，

雖然新加坡有五萬名清潔工人，也有許多義工幫忙撿垃圾，但保護環境人人有責，不能單靠清潔工人和義工來保持環境清潔。

顯然，副總理先生覺得我國人民還不具備妥善處理垃圾的自律性。

確實是這樣。根據國家環境局的數字，當局在2017年共開出超過3萬2000張亂抛垃圾罰單，創下8年來新高。每十張罰單裏就有超過6張屬于本地垃圾蟲。換句話說，當局2017年平均每天開出約88張取締垃圾蟲的罰單，這還沒算進那些沒有被當局逮到的垃圾蟲呢。

垂直綠化　應對土地不足

過去半世紀，新加坡在城市清潔上以”模範生”姿態贏得世界贊頌。城市綠化的極致也反映在近代的新加坡面貌上。

踏入21世紀，城市設計和規劃也邁入“綠色”時代：讓花園及綠化帶都生長在縫隙裏，與混凝土並存共生。

新加坡總面積721.5平方公裏，人口約有550萬人。地平線上的土地面積不夠，我國政府就想到了“垂直綠化”：綠化大樓的外立面、空中花園、屋頂綠化帶等等，政府巧妙地把綠色元素植入城市建築物的硬件配套中，嘗試沖破開辟綠化帶的固有思維，開拓出不占地面土地的綠化空間。

著名的皮克林賓樂雅酒店（Parkroyal on Pickering），就是垂直綠化建築的代表作。垂直花園和空中花園讓它宛如16層樓高的大樹，綠意盎然，成爲牛車水一帶的亮眼地標。

樓高89米的酒店建築外觀參考類似梯田的設計，種植了20多種有遮陽作用的綠色植物，十分注重酒店內外的垂直綠化系統。酒店也采用開放式設計，每四層樓都設有戶外走廊，營造“空中花園”的感覺。

酒店同時采用了大量融合綠色和節能元素的配套設施，包括植被牆壁、人工水景、雨水灌溉等，並全部以太陽能設備發電。

據《香港01》周報，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陳培育指出，政府早在上世紀帶頭提出植樹式城市綠化的願景。至于“摩天綠化”工程，則在2000年才起步發展。通過法律規限、獎勵等去推動高樓增加綠化空間，在這十多年來，成績有目共睹。 

2005年，爲提升發展商、設計師和建築商的環保意識，推廣可持續建築方式，建設局推出“綠色建築”標志計劃，對建築物的環保設計進行評分，對符合標准的建築設計頒發四個等級的獎項。

2013年的數據顯示，新加坡當年已有500多棟建築設有綠色天台，面積超過60公頃，相當于84個足球場。全國的垂直綠化面積超越了美國綠色天台領軍城市——芝加哥的51公頃。

截至2017年，我國共有超過3100個綠色建築，即約34%的建築已獲綠色建築標志認證，穩步朝2030年至少80%建築爲綠色建築的方向邁進。

2009年市區重建局也推出“打造翠綠都市和空中綠意”計劃。在計劃下，所有新建築除了須遵守原有的綠地替代條例，也必須根據不同的總容積率和所在地區，達到至少介于3.0至4.0的綠色容積率。這即意味著綠意面積須達到土地面積的三到四倍。

該計劃目標要在2030年前增添50公頃或相等于約一個碧山公園的空中花園，包括建屋發展局接下來三年在組屋區多層停車場屋頂上添設公園，讓每1000人可享有0.8公頃公園空間。

到了2017年，該計劃已成功在本地打造處100公頃的空中綠圃。100公頃的空中綠圃等于100多個足球場的面積，包括建築頂樓的空中花園、外牆上的垂直綠圃等。

實例證明，狹窄細小的土地空間，並不是剝削城市綠化的借口。

例如達士嶺摩天組屋的空中花園。據《海峽時報》報道，達士嶺摩天組屋是新加坡政府最引以爲傲的組屋代表，它擁有全球最長的空中花園，也是新加坡最高的組屋。

七棟樓高50層的組屋，分別在每幢大廈的第26層和第50層，建造長達500米的空中花園，將各棟樓連在一起。

 “懸挂”半空的花園不但在建築美學上成爲組屋的模範，而且不占地面土地面積，提高了垂直綠化的極致標准，讓居民生活素質和住宅需求取得最佳平衡。

雖然達士嶺屬于政府組屋，建屋局並沒有把它作爲一小部分居民的小衆共享空間。而是給公衆開放部分空間，每天上午9時至晚上10時，公衆都可進入第50層的平台花園，在高空鳥瞰貨櫃碼頭和中心商業區全景。

除了摩天大廈，另一個現代大都市圈的特征，便是縱橫交錯的公路網。土地空間有限的新加坡，想到在車道也可以增辟綠化帶。

據《香港01》周報，陳培育提到，新加坡的法例規定，每條新建的車道都一定要種植行道樹（在公路或街道兩旁成行栽種的植物）。小的道路兩邊一定要有樹木；多線行車的主幹線也要有樹木栽種在中間分隔帶。

擴大城市綠化空間，最終目的就是增強城市的美觀程度，改善市民的生活素質。

綠色組屋的另一典範是位于新加坡東北部的榜鵝水濱台組屋（Waterway Terraces）。

外觀看似東南亞梯田的水濱台組屋，是榜鵝新區裏的首批生態組屋。河道、大片綠色公共空間貫穿整個屋苑，加上錯落而層次分明的建築風格，使得屋苑每個位置都十分通風，從而營造恬靜怡人的綠色生活空間。

組屋屋頂和花園還有自然采集雨水的裝置，這一切讓水濱台成爲新加坡數一數二的綠色建築。遍及整個住宅空間的綠色植被，讓以人爲本、與自然共生的生態城市思維透過水濱台組屋表露無遺。

面臨柔佛海峽的榜鵝區，本身已經被政府定位爲生態環境宜居市鎮，亦是新加坡“最年輕”的新市鎮。

新加坡的組屋區不只是爲了滿足市民的住屋需要，同時也著重居民的生活素質。多數的組屋區附近都有步行可達的公園，公園之間更有連道串聯。

新加坡政府希望在不遠的未來，到了2030年，九成國人只須從住處步行最多10分鍾就有個公園，本地的綠色廊道網絡也將增至400公裏。

與此同時，政府也考慮到本地需要生物多樣性，公園局自2012年以來推出自然連道（Nature Ways）試驗計劃，在城市裏仿造森林環境，在原有的綠景增添讓動物穿梭的道路。目前，本地有18條自然連道。

自然連道是指在路邊栽種精心挑選的喬木和灌木，以帶動兩個綠地（如自然保護區及公園）之間的動物流動。它除了爲本地增加綠景，也能吸引不同飛禽及昆蟲在全島各地移動，同時也可能把更多不同物種帶到我國。

政府五十年來推動的清潔城市國策，令新加坡變成世界先進國家的標杆，由此帶來的經濟裨益、社會效益和國際聲譽。

2018年是“保持新加坡清潔運動”啓動50周年，新加坡閃耀全球的亮麗成績，固然得到全世界人的褒揚和予以仿照。

50年來的經濟奇迹，也讓新加坡得到相應的回報：1970年新加坡的外來直接投資總額只有9300萬美元（約1.26億新元），2017年，我國的外來直接投資爲660億美元（892億新元），足足翻了超過708倍。

新加坡本身也因其潔淨市容及綠化環境，屢次被國際媒體評爲全球最宜居及適合投資的地區。旅遊業固然因此受惠，1967年，全年到訪新加坡的旅客人次僅約10萬9730人，2018上半年，首六個月的旅客人次已經達920萬人次，旅遊收益則持平于134億元。

漂亮吧，這張成績單。